马步芳日孙桂英 西路军女兵口述:马步芳部队如何玩弄被俘的孙桂英及女红军的?

  陈世英——

　　我在高台被俘，同时押解西宁的女同志有杜桂英、王兰英、李志真、冯有连、张文秀、张桂兰、张茶清，还有三个不知姓名的男同志。当时年龄都很小，一般在12-17岁之间。最小的张文秀只有12岁，因在路上走不动被杀害在民乐县的炒面庄。

　　赵文秀在山丹被俘，同时押送西宁陆军医院的还有陈明杰、姚才昌、薛秀英三个女同志。

　　先后送到陆军医院的有好几批女同志，大约40名。另外还有被俘红军医生三名男同志，一个姓黄，一个姓赵，一个姓刘。

这三个男同志分配在医院做大夫，其他女同志分配做杂役，如倒屎尿，洗衣服，打扫卫生，护理伤病员等。我们40名左右的女同志编成三个班，由张福清、陈兰英、陈学书任班长，陈明杰任看护长管理着。

　　我们白天要全力劳动，稍有不对就挨耳光、脚踢和杖笞，晚上要被奸污，若不顺从，就随口加罪往死里打。一天，姓刘的医生对我们说：“姐妹们，要团结好，要互相照顾，要设法逃脱，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自那次后这个刘同志再没见过，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一天下午，马匪把女同志集合起来，站成一个单行队伍，把匪军下级军官也排成一个单行队伍，并将男女相向而站，对准者即为夫妻，不许挑选，由马匪领走。最后因匪少而女同志多，还余下六名，不知去向。我当时对了个胡子长得很长、年龄很大、个子很高的一个河州回回。我坚决不从而逃跑了。

　　阎秀文——

　　我们被俘女战士惨遭马匪军奸污凌辱，押送西宁路上，鞭打刀砍不计其数。我们五六十人被送羊毛厂做苦工撕羊毛，撕不好就挨鞭打，年岁较大的女战士随时都被工头拉去奸污。

我们做苦工，受凌辱，每天只能吃上两碗豆面糊糊。我们说：“你们杀就杀，这罪受不下!”

　　一周后，工头把我们召在一起问：“谁在红军当过护士?”我们20多个当过护士的被挑了出来送到中山医院。

　　在中山医院，我们洗绷带，打扫卫生，还要到陆军医院侍候马家军伤员。天下乌鸦一般黑，奸污女战士的事时有发生。每天大约五两粮，没有菜没有盐，早晚两餐各两个小馍馍和糊糊，吃不饱。大家身上无衣，脚上无鞋，晚上睡在土炕上没有被子盖，又饿又冻，因之更加怀念红军大家庭的温暖，一想起离开部队所受的凌辱就啼哭。有时回忆起革命战斗岁月，大家就高兴地唱起了国际歌和“鼓声咚咚红旗飘飘，战士们好英勇”……

　一天早上，三个伪兵拿来一个红包袱，放在桌上要中山医院院长验收。他们把我们红军战士叫来，说：“这是你们军长的头，你们再闹就是这个样子。”大家非常气愤，说：“你们做啥，煮着吃嘛!”医院里有人说：“你们闹啥，里面还有哩!”我一看里面玻璃瓶里还泡得有一个吗两个，没看清。

　　此后，马匪军官背着枪来中山医院两次，叫红军战士排队出来，他们任意把女红军赏人做老婆，做佣人，最后，只剩下我和王海会、唐风安、邵桂英、阎秀珍五人。不久，又让我到中山医院内科主任金学道家当佣人两年多。金学道这衣冠禽兽，不仅奸污了我，还把生殖器放入我嘴里。他玩够了，把我赏给他的内亲米成德为妻。

　　何成新、杨明杰——

　　马步芳军乐队约120人，其中红军失散人员40多人。红军失散人员一进军乐队，每天的见面礼是有理无理要挨三大马棒，先挨了打再说;再是揪耳朵，狠扭一放手，头碰到墙上，一碰头上就是一个大包，还不准哭叫。

马匪军官对待被俘人员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永无休止地体罚，还要给他们当牛做马，打扫清洁，洗衣服，干勤杂，吃的是豌豆面糊糊汤。有些人后来到了张掖韩起功的一百师军乐队。

何成新曾经到张掖韩起功的军乐队干了几年又回到西宁的军乐队里。

　　任芝芳——

　　我8岁参加儿童团，9岁参加新剧团。河西战役时，我才13岁。我们从永昌去二十里铺演出，还没有走到，就被包围。

敌人放火把门烧了，冲了进来。我人小，钻在桌子下面老乡的一个背GF3FB里，被敌人抓了出来。我们是被马步青的部队俘虏的，第二天到武威。在押送路上，几位女同志被马匪奸污了。

这一次被俘的有黄光秀、何德珍、苟兴才。在武威10天左右，一半送到青海，一半留了下来。

　　何德珍、苟兴才都给马步青当了媳妇，我年纪小，跟她们当了丫环。何德珍后来被送给了一个姓马的处长，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捕劳改了，何以后回了四川老家。

我给苟兴才当丫环一年多，一次因我反对了她，她把我给了一个营长家当丫环。我15岁时，就和马匪部队一个喂马的结了婚。

　　刘明清——

　　我们被俘女同志编了一部分到新剧团，为他们跳舞唱歌。

我记得新剧团人员最多时60人左右，后分配给甘州一部分，还有30人左右。我记得有黄光秀、党文秀、陈淑娥、安明秀、王定国、孙桂英、罗秀英、秋秀英、秦云杰、苟先珍、张琴秋和我等。

　　在新剧团，我们自己做饭，自己管伙食。

每天都是杂面(青稞、豆面)糊糊，也没有菜。不仅生活不好，还经常挨打受骂。但我们是不甘心受压迫的，大家想了不少方法同马匪作斗争。

　　马匪让我们跳舞唱歌，但他们没有人教，仍让我们跳红军的舞，把红军的歌改几个字，用原来的曲调唱。我们红军有一首歌歌词是“鼓声咚咚，红旗飘飘”，马匪把“红旗”二字改为“国旗”，可是我们演唱中仍唱“红旗飘飘”。

有时他们不注意，就过去了，有时听出来了，就把我们打一顿。挨了打我们心里也是高兴的，因为我们唱的还是红军歌。

还有首歌是：“马步芳在西北阻碍抗日真可恶，压榨人民心狠毒。

我们要活捉马步芳，消灭马步芳，建立后方把日抗，收复失地才有望，共产党的好主张!

”这首歌词是在河西战役时编的，我们一有机会就唱。有一次被马匪的人听到了，就吹哨子紧急集合。我们每人挨了一顿打，有的同志被打得昏了过去。

　　还有一次在山河会馆，举行欢迎白崇禧的晚会，让我们跳舞，还让马匪的“义女”(实为马步芳的娼妓)跳舞。

我们跳的是红军的“海军舞”。为了表示我们的不满，就故意把鞋甩在前面第一排白崇禧的茶桌上，结果我们每人少不了又挨了一顿打。当时张琴秋同志曾对我和党文秀说，可惜我们没有一颗手榴弹，如果有，利用今天跳舞的机会，炸死他们有多好呀!我们牺牲也是光荣的，早死晚死，反正总有一次死。

在跳舞团,张琴秋白天专心把饭烧好,夜晚则和难友们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为了使每个人都经受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张琴秋乘机对难友进行了坚持革命气节的教育,鼓励她们今后不管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要有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这时,西路军一个姓马的师长叛变投敌,使马步芳得知张琴秋并没有死,而是被俘了,现就在西宁城内。

于是马步芳下令在西宁全城查找张琴秋,并将悬赏1000元大洋捉拿张琴秋的告示贴遍了西宁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连阴雨,跳舞团在演出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夜里,马步芳在西宁川陕会馆为南京来的贵宾举行晚会,孙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红军上台表演了海军舞。演出时,孙桂英右脚上的一只皮靴不慎给踢飞了,正砸在贵宾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会秩序大乱,不欢而散。

恼羞成怒的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

赵仰天自然难辞其咎,他对孙桂英进行了审讯,从中没逼问出什么,便又集合跳舞团全体人员,软硬兼施地对她们训话说:“听说你们红军里有一位女将军,名字叫张琴秋,还是张镜秋,其说不一。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说会道,骑在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来。

我们希望她肯为我们做事,我们一定会给她大官做,决不会亏待她。但是,如果继续躲藏着,一经查出来,就没有好处了。我想你们也都认识这位张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们帮助我查找张琴秋,查出来我一定给你们重赏。但是,如果知情不报,那就不要怪我赵某不讲情面了……”结果谁都没有吭声。

马步芳杀女红军图

随着敌人追查活动的紧张进行,张琴秋的处境已十分危险。

有一次,一位途经青海的国民党要员来跳舞团“参观”。听说这个人是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认识张琴秋,难友们为此很担忧,情急之下,便想出了个让张琴秋装病,不参加列队欢迎贵宾的办法,才算闯过了这一关。

接着,马步芳忽然决定要将一○○师跳舞团拆散,留下少数几个他认为年轻漂亮的女俘,赏赐给他最得意的军官作妾,并把黄光秀强纳为妾,其余的送到甘肃张掖,另组剧团,归韩起功旅建制。

很快,那几个年轻的女俘接二连三地被人家强行“娶”走了,王定国、孙桂英等几个和张琴秋最亲近的女俘,都要到张掖去。在此生离死别之际,她们将原先制订的“救张计划”补充了新的内容,并加紧了实施。首先是黄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过一番运作,取得马步芳同意,将赵全贞嫁给了原西路军前进剧团音乐股副股长、被俘后在马步芳某工兵营做勤务兵的杨万才。该工兵营驻西宁,杨万才早已与张琴秋等取得了联系。

在为杨万才、赵全贞筹办婚礼的过程中,赵仰天认识了机灵的杨万才,对他很赏识,便把他调来做自己的勤务兵。

这样一来,赵仰天就答应了赵全贞提出的让张琴秋来给她做老妈子的要求。此后,赵全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军许多被俘人员聊天、作客的场所。张琴秋在此看到了报纸,了解到当时的中国革命形势,知道了中共已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正设法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

在赵全贞家,张琴秋与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正在西宁中山医院做勤杂工的吴仲廉有了联系,通过吴仲廉的关系,张琴秋很快搬到中山医院去与她结伴而住。

张琴秋还通过另一位西路军被俘女干部杨绍德,结识了杨绍德的丈夫、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的卢澄。卢澄表示愿意瞒着马步芳,通过其上司、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党务特派员李晓钟帮助张琴秋逃离青海,条件是她在报上发表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被张琴秋婉言谢绝了。

张琴秋、吴仲廉经过分析后认为,一定要没法尽快逃离青海,否则一旦被马步芳查出其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她们决定随机应变,充分利用李晓钟、卢澄与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实施自救计划。目标既定,张琴秋、吴仲廉便经常去杨绍德家作客、打麻将,与卢澄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