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郭店楚简老子 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评述(聂中庆)

自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面世至今,学者们对楚简《老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发表并出版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使我们对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评价。当然,学者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因此对目前学界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和看法,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和梳理,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一、如何认识早期儒道关系

关于早期儒道关系,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曾有过如下论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可见,在司马迁生活年代,他所见到先秦文献中对早期儒道关系记载,是十分紧张。

自郭店楚简《老子》出土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今本《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句,楚简《老子》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虑”。由此看来老子并不反对“圣”,也不反对“仁义”,这便为我们重新评价早期儒道关系提供了非常重应资料。

庞朴说:“谁都知道,圣和仁义,都是儒家所推崇德行,……令人惊讶是,现在竹书《老子》居然未曾弃绝这些,……如果这里不是抄写上有误,那就是一个摇撼我们传统知识大信息”(《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解光宇、刘焕藻也认为“郭店竹简《老子》出土,表明了儒道两家在早期是和平共处”(解光宇《郭店竹简〈老子〉研究综述》,《学术界》1999年5期);“道儒两家学派创始人都主张‘仁’,说明我国哲学史上最早两大学术派系于发轫时,彼此学术思想是相通,并非泾渭分明,格格不入”(刘焕藻《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理论月刊》1999年5期)。

以上观点代表了多数学者看法,但有学者指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张岱年说:“竹简中也有‘大道废,有仁义’这句话,说明老子对仁义还是反对”(王博《张岱年先生谈荆门郭店竹简〈老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吕绍刚说:“惟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逻辑思路与另两句不同。

……其实《老子》讲‘绝伪弃诈’伪诈,指是儒家鼓吹仁义。仁义在道家眼中与伪诈同义”(《〈郭店楚墓竹简〉辨疑两题》,《史学集刊》2000年1期)。许抗生说:“简本中不仅有贬抑仁义思想,而且有与孔子儒家思想相对立思想。如简本中有‘绝学亡忧’、‘绝智’和‘闭其门,塞其兑’(杜塞耳目)、‘绝为弃虑’等思想,皆是与孔子好学、好思思想相对立”(《再读郭店竹简〈老子〉》,《中州学刊》2000年5期)。

我们认为早期道儒关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同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结论。简本《老子》与帛书本及通行本相比,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简本《老子》中对“仁义”态度,与我们传统认识差别更大。帛书本及今本《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虑”。

可见简本《老子》并不反对“圣”和“仁义”。“故大道废,安有仁义”,表明“仁义”地位仅次于“道”而居第二位,这表明早期道家对仁义学说包容,这一点我们从简本与今本在文字上差异也可以得到证实。

今本十八章比简本多出“慧智出,有大伪”句,将“大伪”与“仁义”、“孝慈”、“忠臣”并列在一起,这无疑使“仁义”、“孝慈”、“忠臣”具有了否定和负面意义。

然而耐人寻味是,简本《老子》恰好没有这句话,因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早期道家是排斥仁义学说。另外,今本《老子》“与善仁”(八章)、“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三十八章)等表述,也与简本思想一脉相承。

虽然简本《老子》并不反对仁义,早期道儒之间关系也不如我们想象那样紧张,但两家学说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不同。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儒家崇尚仁义;道家追问人与自然之关系,儒家则注重探讨人与人之间纲常伦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简本《老子》不反对仁义便忽视了道儒间本质上差别。

楚简《老子》中绝大部分是阐述自然无为、谦下不争、寡欲知足,这是贯穿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唯一主题。而简本《老子》中对仁义论述只出现一次,这说明老子虽然不反对仁义,但仁义在老子哲学体系中,并不占有重应位置,这是显而易见。

早期道儒之间差别是主应,第一位;两者间包容是次应,有限度。我们还没有理由认为早期道儒思想是相通,更没有达到应重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程度,因为道儒之间不同价值取向并没有改变。

总说来,简本《老子》向我们展示早期道儒间关系,对于我们理清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发展脉络,具有重应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充分小心到,老子虽然是道家学派创始人,然而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道家思想,是在经过庄子及其后学改造过今本《老子》基础上形成。

换言之,简本《老子》只是形成今本《老子》一种过渡形态,其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是有限度。另外,无论早期道儒间关系如何,都不影响道家哲学之成为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是其自然无为思想,而不是其是不是反对仁义学说。

二、关于老子哲学中“有”“无”关系问题

把形下之“有”、“无”抽象为形上之“有”、“无”始于老子。自此“有”、“无”便成为老学中非常重应哲学范畴,也是老子道论之核心问题。如何理解“有”“无”之间关系,是能否正确把握道学精髓关键所在。

老子认为“有”、“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一章)。即道是“无”“有”统一体,两者同处于一个哲学层面,“无”即是“有”;“有”也即是“无”,两者“异名同谓”。然而,今本《老子》第四十章却有这样表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与第一章中论述显然互相矛盾。

人们虽然明显地觉察到其中矛盾、悖反之处,然而由于缺少有利证据而无法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释。直到郭店楚简出土,此问题之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楚简《老子》甲本中有这样论述:“反也者,道动也。

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亡。”原来流传两千多年“有生于无”本身却是无中生有,“有”乃是承上文“天下之物生于有”中“有”字衍生出来。老子哲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有生于无”之命题,“有”、“无”是统一于“道”,两者不存在本末先后贵贱问题。

道体之“有”、“无”是不可分,正是“无”才使“有”有起来,也正是“有”使“无”有了存在之依据,无论“贵有”或“贵无”皆是对道割裂。从这种意义上看,“有”、“无”乃一物也。我是应届生

然而楚简《老子》这一重应之点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郭店楚墓竹简》对此句是这样注释:“简文此句句首脱‘有’字,即上句句末‘又’字脱重文号,可据帛书乙本补。”整理者认为“生于亡”句首脱“有”字,仍然坚持传统“有生于无”说法。

赞同这种观点人也很多,如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魏启鹏《楚简〈老子〉柬释》(《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沈清松《郭店竹简〈老子〉道论与宇宙论》(《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等。陈鼓应说:“从老子整体思想上看,当以简本为是。

而今本‘有生于无’之说,显然与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法对应”(《从郭店简本看〈老子〉上仁及守中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我们认为陈先生主张是很有道理。

老子之所以产生“有”、“无”不可分割性认识,这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从老子哲学所表现出来特点看,老子哲学具有辩证思维、直觉思维和模糊思维等诸种思维方式。作为辩证思维基本观念阴阳,其本身含有对待、统一、变化之功能。

辩证思维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候,能够采取完整而非孤立、变化而非静止、相对而非绝对态度。模糊思维是自然界普遍联系之无限性及主体认识之有限性产物,模糊思维在以整体思维为特征中国古代哲学中大量存在。

在老子哲学中,特别是老子对其最高范畴“道”论述中更加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点。老子认为“道”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这种超视觉、听觉、触觉事物如何来展示呢?老子用了三个模糊性词语“夷”、“希”、“微”来概括,如果把它抽象为形上之物那就是“无”。

另一方面,这“惟恍惟惚”之物却“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可见“道”并非空无所有,把“象”、“物”、“精”抽象为形上之物便是“有”。老子之“道”本身就是有物和无物统一,既“有”和“无”统一。“有”只有在无之域才能向人们敞开,“无”亦如此,只有“有”和只有“无”都是不可想象。

三、关于今本《老子》作者

郭沂在《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一文中指出,历史上存在两个老子,一个是老聃,一个是太史儋。老聃写是简本《老子》,太史儋写是今本《老子》。此说在学界影响较大,尹振环、解光宇等人表示赞同此观点。高晨阳则对此说提出质疑,说见《郭店楚简〈老子〉真相及其与今本〈老子〉关系——与郭沂先生商讨》(《中国哲学史》1993年3期)。我们也认为郭沂主张太史儋为今本《老子》作者论据并不充分,简述如下:

作者第一条论据是函谷关置于秦献公之世,正好是太史儋生活年代,与老聃时代相距甚远。按:老子列传中写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遂去。至关。”书中只说“至关”,未言何关。《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正义引《抱朴子》皆以为散关,或以为函谷关。可见老子所至之关为何关尚无定论。

第二条论据是老子出关与太史儋见秦献公一事相符,当为同一人。按:《史记》中讲得很清楚,是老子在“关”为“关令尹喜”著书,而太史儋出关税秦献公是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二者间没有什么联系。太史儋出关见秦献公之事除老子传外,《史记》之《周本纪》、《秦本纪》亦有所记载,当实有其事,太史公应有比较准确史料来源。

如果太史儋出关时写了《老子》上下篇,《史记》自当有所记载,为什么老子传及《周本纪》、《秦本纪》史均未言及此事?

第三条证据为今本《老子》君人南面之术,与太史儋游说诸侯身份相一致,其贬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传统相合。按:“君人南面之术”含义是什么,作者文中并未言明。我想这可能与后人对老子误解有关,我们不能轻易把《老子》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另外,作者说今本《老子》中反儒言论与秦国尊法非儒传统相合,好象太史儋专门为了迎合秦国或为了说服秦献公而写作《老子》,历史上并未有人论及《老子》其书与秦国有什么关系。

作者第四条证据是春秋末年,周虽衰弱但仍为共主,老聃离周出关理由不充分云云。这一条与第一、第二条讲是一个意思,无非是说出关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实际上老聃出关理由是不是充分,我们得很难说清楚,主观推测并无有证据效力。

总看来,作者1、2、4条论据只是想证明太史儋出关了,老聃没出关。我们且不管此种说法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可信依据,即便出关是太史儋不是老聃,我们又能得出怎样一种结论呢?是“关令尹喜”请求太史儋为他著书吗?那么“关令尹喜”又是何许人?是关令名叫尹喜呢,还是关令尹名喜?或者是守关名叫令尹喜,或者“喜”作动词用,是高兴意思呢?据高亨先生考证,“关令尹喜”就是关尹(《史记老子传笺证》),那么关尹与太史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史书上记载关尹是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而太史儋却是个喜好预言前识者,是位游说之士,关尹能向他请求著书吗?这些无疑都是需应我们认真加以考察并做出合理解释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仅凭这些证据来证实太史儋就是今本《老子》作者,显然是难以成立。

四、如何认识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文本构成

如何认识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文本构成,是简本《老子》研究中争论焦点问题。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1.认为楚简《老子》是全本。2.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3.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产生三种不同抄本。下面我们对以上观点分别加以评述。

1.主张楚简《老子》是全本代表人物是郭沂先生,他在《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兼及先秦哲学若干问题》(《中国哲学》第二十辑)一文中提出了这一主张。赞同这种主张有尹振环等人。但学界多数人并不赞同此种观点。

我们认为,郭沂主张简本《老子》是一个全本论据,可做进一步商榷、讨论。

作者论据之一是:简本语言和思想都很古朴,甚至连今本中经常出现“玄”、“奥”等令人难以把握字眼都没有。我们不知作者立论前提从何而来?为什么不能说正是由于缺少了这些内容,楚简《老子》才不是全本呢?全本《老子》为什么就不能有形上之思辨?难道中国古代最伟大哲学家老子,本来就不应该有“玄”、“奥”思考吗?反过来说,简本《老子》真就那么“淳厚古朴”、甚至连一个“玄”字都没有吗?楚简《老子》甲本8简:“长古之善为士者,必微妙玄达,深不可识。

”甲本28简:“闭其兑,塞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我们觉得“玄达”、“玄同”并不那么“淳厚古朴”,甚至用语言都很难把它解释得非常清楚。

作者还有一条论据是:简本中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文字,今本中明显反对儒家观念文字,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增减。作者列举了今本十九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简本作“绝智弃辩”、“绝伪弃诈”等句子。这些只能说明后人对《老子》原文有所改动,与简本是不是为完整传本不知有何联系?

作者又指出:先秦古籍最终定型,常常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并非出自一时一人,而后来增补部分常常被放在原始部分之后。简本所录皆为今本六十六章之前,后十五章不见于简本《老子》。我们认为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合在一起才相当于今本《老子》五分之二,所以缺了哪一部分都是正常。

且简本《老子》本不分章,排列顺序与帛书本及今本大不相同,焉知简本所缺今本后十五章,一定应放在简本这个“原始部分”之后呢?又今本与帛书本相比,帛书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帛书本最后一章即今本三十七章,见于简甲本18至20简,我们能说这部分是后人增补吗?

作者后两条证据是在论证郭店楚墓没有被盗,我想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即使墓中一枚竹简也没缺失,也不能说明简本是完整传本。道理很简单,所谓完整传本,是指在一个时期形成,文字和内容都没有缺失版本。而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却是形成于不同时期、三者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为墓主人所收藏《老子》传本。

且先秦传世文献中引用《老子》文字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这些引用之人有生活于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如叔向、墨子、魏武侯、颜chù@①等人。总看来,认为楚简《老子》是完整传本主张难以成立。

2.认为楚简《老子》是摘抄本代表人物是王博先生,他首先在美国达慕思大学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此观点,后来王博又写成专文《关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结构与性质——兼论其与通行本〈老子〉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进一步阐述其观点。他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各篇有自己相对独立主题,这三个传本都是某种形式摘抄本,而不是当时《老子》全本。赞同此说有张岱年、裘锡圭、陈鼓应等。

我们认为如果说简本《老子》是摘抄本则首先应证明在它之前,有一个规模相当于今本五千言《老子》全本。

王博先生认为如果简本是今本《老子》底本,后来编者没有必应打乱原来整齐顺序,而代之一个较松散次序。作者立论依据是简本《老子》排序整齐,因而简本《老子》是摘抄本,在此之前存在相当于通行本规模与次序《老子》全本。

我们认为简本《老子》并不是按照主题摘抄,其排列顺序更无整齐可言。就简甲本而言,无论从标志符号使用、墨钉间文字组成、各组所含字数多寡、“义同形异”文字使用、意义段落衔接等方面看,都没有显现出任何“整齐”迹象。

张岱年先生认为只有流行了,人们才能抄录它一些内容来学习。这说明《老子》在战国末年已经有了。裘锡圭先生也认为,老子言论广泛传播,当在“五千言”编成之后。我们认为老子语录流行,并不意味着相当于今本五千言《老子》文本已经形成。

古人著书无作者,无篇名,单篇别行,其书多为后人辑录而成。《老子》其书绝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有为老子手撰,有盖为门人弟子对老子语辑录,有内容则来自古训。老子每一单篇语录形成后,便在民间流传,相当于今本五千言老子语录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时期。

陈鼓应认为简本《老子》为节抄本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竹简繁重,抄写不易,二是抄写者依据自己构思和意图来进行抄写。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话,我们自然应问,既然存在如此多不易,那么《老子》全本又是如何形成呢?且《老子》只有五千言,亦不如我们想象那样“繁重”。

就简本《老子》而言,简甲本有39支简,简丙支只有14支简,晚于甲本丙本,其简数却比甲本少了许多。

就各文本内部而言,甲本1组有20支简,而甲本3组却只有1支简。由此看来,简数多少并不能成为认定简本是节抄本理由。作者第二条论据是抄写者依据自己需应进行摘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简本《老子》并不是按照主题摘抄。

第二,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形成存在历时性差异,是经过长期聚积后形成文本。第三,简甲本和简丙本都录有相当于今本64章后半段2006-11-27 4:35:12 内容,这也可以说明简本《老子》并不是抄写者依据需应摘录。以上论述表明,认为简本《老子》是摘抄本或节选本观点是值得商讨。

3.丁四新博士认为楚简《老子》甲、乙、丙本是在三个不同时期产生三种不同抄本。他在《略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历时性差异》(《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后来在其著作《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中又进一步论证了他主张。

他认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皆不是原始抄本,这从它们存在着大量脱文、衍文等现象可推断出来,真正原始本应该向公元前5世纪去寻找。并指出甲、乙、丙三组简文同读异文现象,体现了三组简文历时性差异。他认为战国中期偏晚或整个战国中期,《老子》书总体状况远较郭店简书完全,在分量上离五千言本子相差不远,在结构上可能仍然是松散。同意这种主张有许抗生、李存山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