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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公司简介怎么写 外贸公司中英文简介 下文是去年在北京参加完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回宁后做的一些思考,写至一半便写不下去了。於是便一直将这篇文章的草稿留存至今,再不知如何下手。而今,贴出来,算是真的献丑。自己是已然看不下去去年所做的这样一些看是无知的思考,但亦希望记录这样一种进步的历程吧……也希望有感兴趣的朋友前来拍砖指正。 传播的迷思:为何要本土化? 方振武(河海大学新闻传播系,江苏南京,)
摘要: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在世纪年代及世纪初期得到了一次集中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多关注於如何本土化,怎样本土化等问题,而对於为何要本土化关照不多。因而,本文之目的在於为何在关注本土化入手,其它学科虽有探索,但作为高语境性、社会性及动态性之传播研究为何要实现研究的本土化则是一个仍需独立思考之问题。
以哲学思想为基,以现状分析为进路,以多维视角进行审视,是本文之整体思路。
关键字:传播、传播学、传播理论、传播研究、本土化
迷思意为何?“费斯克(H .Fiske)用迷思(Myth)来解释罗兰巴特的‘神话’含义,认为迷思是某个阶级在特定语境中的产物,其运作的主要方式就是掩盖其历史性,模糊这种含义的起源,将历史自然化、神秘化,把迷思所呈现的意义当作自然而然的而非历史化、社会化形成的产物。”(p-)以此观当下华语传播学界(以大陆传播学者为主体)的传播研究,不难发现,传播之研究在大陆已成了西方传播理论的实验场。
当然,亦有学者曾批判的地说道,当下大陆传播之研究乃是为西方传播理论要注脚之功而已。这背后之深层原因何在?乃是我们对於西方传播理论的一种“盲思”,既多是照搬照用,缺乏批判与独立思考之现实,考虑种种根浮异域之学科的理论能否指导中国之传播实践已少之,谈及传播之本土化则是百家争鸣,“一家独大”。
让我们来看一句曾经在电影《功夫熊猫(Kongfu Panda)》中出现的一句台词:“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But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we call it present.”在英文的语境中,此句之意一目了然,而如要将其译成中文要达到“信、雅、达”之要求便成了一件难事。
熟知英文之人都知道,英文当中的绝对多数词汇都是一词多意的,在不同的语用中,它的实际意义因境而异。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这句看似简单至极的台词。“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这句台词是一句简单不过的台词,就是两个独立的简单句,合成了一句话。而后一句呢?“But today is a gift, that why we call it present.”有人强译作“但是今天是礼物,所以我们叫今天为今天。”如此一来,整句的意境,或说文学价值便因这一强译而荡然无存。
虽然其整句宏观意指却是一个世人皆之的道理,那就是告诫世人要珍惜当下,但脱离了其语境而去理解这句话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然失去了应有之的意味。
传播!在此估且将究竟应该叫传播?传播学?传播研究?传播理论?这样的争论搁置一旁,因为对於这样问题的争论,意义何在?将发端于美国,英文名为Communication的研究实践翻译为“传播”本就是种无奈之举。就如“宣传”一词在中国多属中性义,而因希特勒的关系,英文当中与“宣传”近义的“Propaganda”一词成了一个令人生厌之词。如此一来,也就成就了中国“对外传播”研究这一特殊研究实践的产生。前之赘述,意欲何为?目的很简单,所想强调的便只有一点:“传播是一种语境(Context)性行为。
”传播之目的,在於实现传播之目的。我不否认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著“普遍性”,亦或“普适性”,但“脱离语境去确定每个词、句子(群)、话语的意思和交际功能既是毫无意义的,也是难达目的的。意义必须在语境中揭示。”p由此,传播的本土化成为必然。
当下华语传播学界传播研究的哲学基础
哲学(Philosophy),是一个西方词汇。在中国,能与之具有近似意解的词汇当为“圣贤书”。
总体而言,当下传播研究的西方哲学基础为本体论(ontology)、认知论()、知识论()三论。在研究中国的传播问题之时,我们更多承袭的依然是西方哲学思想,积极的运用各种西方哲学思想作为支持其思想、理论的基石。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并不在於西方哲学的真实性、公正性、普遍性或普适性,而在於西方哲学所建构的一套话语体系。在表面的西方哲学体系当中,它们为自己获得的实际上是“命名权、表达权和解释权,从而也就是行动权。”(p)这套话语体系背后所承载的并非科学,即便它是科学,亦如约瑟夫·劳斯所指明的那样,不存在普适性的知识,科学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实验室。相反,这套话语体系所承载的是西方的“游戏规则”,亦或说是逻各斯(Logics)。西方的哲学发端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这样一些有著贵族家庭背景的人的苦思。他们不缺衣少食,拥有著充沛的物质资源,从而保证了他们能够将相对多的时间用以去将人们的诸多实践高度抽象化,从而形成相应之哲学理论。
於是,所谓种种哲学之论争,无非是一些贵族们闲来无事的“巨作”。而这些巨作之目的,其实充满著实用主义色彩。如矛盾、实践等等哲学概念,类似一个人给自己或他人设一个套,其它人或他自己在稍后的时间里再来解开这个套,於是,西方哲学便成了一个不断设套又不断解套的过程。
西方哲学,说白了,在我看来它就是对於人们日常实践行为的高度抽象化,为自己构建一套话语体系,从而标榜自身之崇高地位的学门。平常之百姓其实所实践的就是朴素的哲学,只是这些朴素的哲学思想不入西方哲学家之眼罢了。试问当下之哲学研究者,几人深入民众当中?几人知晓民众所思所想?研究哲学者所要研读之前人的著述怕是用著作等身都难以概括的。
学术之研究,应该源於生活,并能服务於生活,如若脱离生活太远,以期建立所谓之具有普遍性也好,普适性也罢,普世性亦可的理论都只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中国,即便已经发展成为当下之中国,依然还是“乡土中国”。农业是中国的命根,从古至今未见有变。因为中国无论如何之发展,当下近十四亿的人口需要口粮,舍弃了农业将令中国岌岌可危。而农业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体性劳作。维持农业发展最离不开的是水利工程的兴修,而这是一个依靠个人难以单独完成之任务,於是,中国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外在的约束力,迫使人际之间需融洽相处。村落、家族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与西方社会的独门独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西方社会现代式的重新“融合”得益於工业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令人难解的事情在於,工业社会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中国式的“融合”。由此,诞生於西方社会,最初之目的便在於服务政治需求之西方传播研究实践及其成果,能为中国提供怎样的质上的指导,是一个莫说反思但至少值得反复探究的问题。
遗憾之事在於,中国至今都未形成一套完整而独立的哲学体系,即便是已有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思想史这样的书籍出现,却尚可在这样一些书目的撰写当中用西方哲学之思想为中国哲学作注释的现象存在。这莫说是中国哲学之悲哀,亦可谓之是中国哲学之痛所在。但如需深思中国哲学,民众之实践乃是最大之来源。
中国普通民众之宗教信仰亦可作为一个引路之用。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寺庙实际现状来以切入口而引出一二关於中国哲学的痕迹的,中国的寺庙中专门是佛寺和专门是道观的并不多,多数中国寺庙内是同时贡奉著佛教与道教两家的领军人物。如在相对多数的中国寺庙中,施主一进门看见的便是道教当中的四大天王立两旁,二郎神立中间,而二郎神的背面则靠的是佛教的弥勒佛。“菩萨保佑!”中的“菩萨”一词则并不单指佛指中的菩萨,而是泛指一切皆能帮助有求于“菩萨”的个人的各方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就是佛教、道教中的诸佛、诸仙。上午拜释迦牟尼,下午拜太上老君,是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实践,这背后所反应的中国民众的哲学实践便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倾向。
尽管当下之华语传播研究人员最为批判的便是实用主义,然检视诸位之研究成果莫不暗含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倾向於内,只是太过熟悉而不为已所警觉罢了。这一点类似于西方之学者一直辩称自己的思想与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是独立於其价值取向之外的,客观之成果。果真如此吗?
传播中虽有学者提出“内传播”(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亦有译作“自我传播”)之概念,但传播更多的终究还是人际间的传播。而无论是何种之传播,传播终究是一种高语境性、社会性和动态性的行为,
当下华语传播学界传播研究之现状
当下华语传播学界传播研究之现状表面看似成就颇多,然当利用梵·迪克的宏观结构将这些研究成果一一按照宏观规则进行归纳后,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之间的同质性潜藏于表面繁华的深处。
此外,这些传播研究实践却多可归为大众传播一支,华语传播学者对於其它诸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分支涉及不多。(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陈力丹,;邵培仁、廖卫民,;李思屈、曾丽颖、胡倩、张碧霞,;陈国明,,;李少南,;)而当下对於传播本土化的探讨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并不存在,也没有必要进行所谓传播本土化;另一派则认为有必要进行传播本土化,我就是属於这一派的。但我在前面陈述过,支持传播本土化并不代表我反对那些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传播本土化人士的观点,相反,我有保留的支持他们保留其观点的权力。
对於如何进行传播本土化工作,该派别内部还是各有分歧的,於是形成了各个小的分支派系。之所以用分支派系来定性,实因当下传播本土化的研究实践还是属於局部行为,亦或用个人行为也不为过,未形成一定的气候。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与学者之间交流不多,山头林立的现象早为潘忠党、陈韬文等大陆境外的学者批判。
目下,依可考证之文献进行划分,可以将传播本土化的研究实践分为以下几个支系:
(一)用西方传播理论来关照中国本土传播实践:这样一个分支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如何准确将这些学者从不认为存在传播本土化之必要的学者当中区分出来实非易事。
因为,纵观也好,横观也罢,发表在国内各期刊上的传播研究论文都以中国实践为切入口,所不同的则在於作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是否存在修正西方传播理论,以适应中国传播实践之客观现实需要。而今看到的,直接用西方传播理论来解释当下中国此时此地的传播现象可谓主流,有些则甚至没有任何理论支持,在论文的开头直接丢出有的没的一个论点,而后整篇文章下来,前人做过什麼,有什麼值得借鉴和批判的地方,这些都让人无从得知。更有甚者,整篇文章阅读下来,居然没有一篇参考文献。也不知这些文章是怎麼“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一种“怪异”的传播本土化实践。
(二)从中国传统文献当中寻找中国传播理论:这一支系的存在,虽振奋人心,但亦引致不少质疑。
其中,香港学者李金铨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实际做法上,有人提倡整理古籍,只是实践至今多半落得「牵强附会」四个字。阅读古籍的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如果是,我们可结合多学逆水行舟,截长补短。在我看来,有两个症结理棘手:其一,如果只看文本,强作人解,用现代的名词联合会古代的语脉,以致脱离整个时代背和生活语境,终归是非历史的,片面的。其二,如果把communication看作广义的「沟通」,定义可能大而无当,用中国古籍勉强联合会未必获得同情而深刻的了解;但如果把它解作狭义的「媒介」(media),则控中国报业於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始自本文引进,中国感知对於探索格中国现代性的启示多大?我 敢妄言此路不通,但如何需要好好辩论的。
”p。尽管如此,“观点可以商榷,但关键是要把事情做起来。”(p)但这一派的人数并不多,孙旭培、关绍箕可为代表。孙旭培于世纪年代初期主编《华夏传播理论》(华夏出版社,年),关绍箕以年的时间完成《中国传播理论概论》(正中书局,)一书。而有关传播本土化的学术论文至今为止,亦还只是散见於部分学术期刊。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并不多见。
(三)构建中华(华夏)传播学:这一支系以陈国明为代表。但这一支系,与之前两个支系有著厘不清的关系,因此难以具体言说。但这一支系的主要观点,亦或说陈国明的观点,依然还是处於一个初期的寻求认同阶段。以陈国明()最新的《中华传播学何处去?》一文为例,文仍然在探讨的问题还是“从中华传播学沿革,中华传播学门的建立、以及中华传播学未来的挑战三个面向,分析建立中华传播学门的正当与迫切性,提出建立中华传播学门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建议,并且说明建立中华传播学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这一支系的学术文章至今为止也仅是散见,并未形成大的气候。而这些相关学术文章也大多集中出现於世纪头两、三年,也以台湾的《新闻学研究》一刊的讨论为多,其它的学术期刊鲜有见相关论述。其中的代表性论文有:祝建华的《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总第期);方鹏程的对关绍箕《中国传播理论》的书评《中国传播理论从头谈起》(《新闻学研究》,总第期);陈世敏的《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总第期);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合作的《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从头融合》(《新闻学研究》,总第期)等。
最新可见的便为黄懿慧的《华人传播研究:研究取向、辩论、共识与研究前提》(《新闻学研究》,总第期)一文,文中黄氏就“华人传播研究之研究取向、辩、共与前瞻,提出初探性述”p,”最后提出华人传播研究在世界观、预设与研究方法上所须关照的问题”p。然而,这样一些文献之存在,哪一个是深入华人之社区,从实证调研中获得有关什麼之观点?
(四)亚洲主义(主张):赵晶晶可为这一支系代表,其主编的《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一书,可谓是将亚洲主义学者的一次集中展示。
事实上,这一支系已经超出中国的政治国境,而是将整个世界致力於促进以亚洲的观点或思想来解读亚洲传播现象的学者都包括在内。在这其中,包括了日本、韩国、印度等国的传播学者(如::Chen,a;Chen & Miike,;Chen & Starosta,;Dissanayake,,,付印;Gunaratne,,;Horning,;Ishii,;Khiabany,;Lee,;Leung,Kenny & Lee,;Miike,a、b,,;Starosta & Chaudhary,;Wang & Shen,;Yin,)p在内。而在国内,则仍局限于浙江大学的一批博士生为主体,而鲜见国内传播学者的踪影。
华语传播学研究本土化进程的困境
当下,华语传播学界的传播学者以追随西方传播学者之步伐为主,亦步亦趋。辅之以西方传播研究所建构的话语体系,西方传播之理论俨然成了金科玉律,放之四海皆准。再加之国内学者以求的与国际接轨或对话,更是成为影响传播本土化进程重要影响之一,多数华学传播学者在进行传播本土化之研究时总不免有如下担心:进行传播的本土化是否会影响到自身作品的国际影响力,亦或阻碍自身之作品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传播学者的学术对话。除这样一些因素之外,……。
参考文献: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中国传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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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 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紫金网.上网日期:年月日.转引自传播论坛.
邵培仁、廖卫民().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年学术论争的历史考察(-).中国传媒报告.():-.
李思屈、曾丽颖、胡倩、张碧霞().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年热点.中国传媒报告.():-.
陈国明().-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国传媒报告.():-.
陈国明().海外华人传播学研究初探.新闻学研究.:-.
李少南().传播学在中国的观察思考.中国传媒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