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黄爱玲】《明报》致敬黄爱玲

“以前看电影都是妈妈带我们去的,有时候也跟着哥哥们去跑公余场,就在这一年,我开始自己去看电影,几乎都是饥不择食的。我找到了我的红气球。” ——黄爱玲,2004年四月

《明报》今天刊发了由多篇文章组成的黄爱玲纪念专题。

黄爱玲小姐离开了,带着她的红气球。

她有份创办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为她撰写了悼文,四百余字简述了黄爱玲对电影评论、历史研究,推动电影文化的贡献,然而再大的篇幅,大抵也无法概括她与电影结缘的悠悠一生。

■低调平和 默默地做好多事

一九八二年的冬天,中国刚对外开放,意大利人马可·穆勒(Marco Mueller)独具慧眼,抢先邀请中国官方合作,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Turin)举办「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钟情中国文化的人也纷纷慕名而来,在连续不停播放的百多部中国电影之间,资深影评人罗卡第一次看到黄爱玲。

“那时应该是二月,我们在香港也组了一团过去,在那里见到黄爱玲,那时她正和先生一起在法国攻读研究院。”罗卡对黄爱玲的第一印象,一如大部分初次认识、或日后再次遇见她的人一样,俱是温婉自若、优雅翩翩。那次短暂相聚,事隔八年,二人在电影的缘分串连下,一起来到当时还是市政局辖下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共事,同期的,还有今天的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艺术总监李焯桃。

“我们三人一同共事了六年,由九一年第十五届,一直到九六年第二十届,她做亚洲电影,我做国际部分,卡叔(罗卡)接替我,做香港电影回顾。”谈黄爱玲与电影,不知从何说起,李焯桃从办公室的书海中翻出一本又一本有关电影的书册﹕“毫无疑问当然是很大的贡献。”

“有位大陆导演朋友提起她,说她为人认真、学养很好,但低调平和,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无论是写影评,策划电影节目,引介新晋,不是一些会被镁光灯注意到的事情,她也不喜欢这些表面的东西。”今天电影节要兼顾市场压力,策划者无可避免要抛头露面帮忙宣传,回到九十年代,电影节由政府出资,不用担心赞助或票房,本来很适合黄爱玲的脾胃﹕“不用出面,只专注写稿,很喜欢一个专题,便写文章在到报纸上发表,那个年代,报纸上的空间又多一点。

但为什么九六年要退出?因为官僚制度的问题,还有中国政治问题。”

当年中国官方不承认独立电影,所有到电影节放映的中国电影,必须经过国家电影局盖印审批﹕“但那时无论爱玲,或我们所有人的原则也很简单,不理你独立不独立,总之好的电影我们便放。”为表示抗议,中国官方将他控制范围内的电影全数抽走,一年复一年,也就是后来常提起的「抽片风波」。

“九三年,一部是今天很出名的王小帅,当年他的第一部戏《冬春的日子》,黑白片,低成本,十六米厘拍摄,另一部是何建军的《悬恋》,放了这两部独立电影,结果其他主流电影全被抽走。田壮壮的《蓝风筝》本来是我们的选片,在上呈的过程中不见了,那是官员们自我审查。

”那时黄爱玲负责电影节亚洲电影部分的节目策划,在风眼位中首当其冲,她在那一年,也就是第十七届的特刊中撰序﹕“窗外风雨交加,庆幸心中尚有一片净土,当四周灯灭,只剩下银幕上一柱白光的时候,也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捍卫独立电影 寸步不让

到九四年第十八届,罗卡策划《香港上海电影双城》专题,结果一整个时期的上海旧电影被抽走,黄爱玲仍旧顶住压力捍卫独立电影,她在十八届特刊中写得直白﹕“电影节自第五届才开始选映大陆电影,而台湾电影则于第十一届始正式登场。说穿了,还是政治作怪……假如没有电影节仝人和各方朋友的支持,中国电影的边缘面貌或许便无法在这里得到适当的曝光……容许我在这里重申一次﹕独立自主的选片原则是任何电影节最珍贵的地方。”

九六年第二十届,连开幕电影吴天明的《变脸》也被抽走,她也终在特刊序言中表明心迹﹕“对于朋友们所曾作出的努力,我们是衷心感激的,谨此为记。除此之外,我实在无话可说,就此搁笔。”便毅然离开电影节的岗位。

“也许外表上看来比较斯文,但她在原则之前,是寸步不让的。”李焯桃说。

■新导演的伯乐

官僚主义、政治先于艺术的狭隘思想,反突显黄爱玲的开阔包容。小时候已随兄长跑电影院,由那时的邵氏、左派电影,到后来的荷李活、新浪潮。2000年,她在一个访问中这样说﹕“电影节其中一个重要地方,是让人见到大家的共通处。

”因此在《伊朗式分居》2012年来到香港大热之前,早在九四年她便为电影节带来《伊朗风情画》;今天贵为国际知名大导演的奉俊昊,九六年黄爱玲将当时还是学生的他的作品,由南韩带来香港,介绍给世界﹕“当时釜山电影节还未成立,香港国际电影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之后每次奉俊昊来港也会找黄小姐饮茶,几年前他来出席《骨肉同谋》(Mother)黑白导演版座谈,我便对爱玲说,主持人非你莫属。”

■旧电影的知音

黄爱玲是新导演的伯乐,也是旧电影的知音。离开电影节几年后,她加入香港电影资料馆任研究主任,主导过的研究包括朱石麟、李晨风、长城凤凰、国泰、邵氏、冷战电影等等,以及《孔夫子》的修复,都是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命题。

即使后来离开资料馆,仍然以顾问的身分不时提供意见﹕“我最后和她见面,是十一月十六日的会议。”同是资料馆顾问的罗卡忆述,当天会上黄爱玲没有说很多,几天后,才将自己的意见,写成语辞恳切的一封公开长信给馆长﹕“顾问中不乏具有影响力的业界前辈,他们都愿意出力相助,为馆方争取所需要的资源,让香港电影资料馆成为一个开放、现代化的文化机构。”这是她对电影资料馆的最后寄语。

“我和很多人,在认识她之前,是看她的文章、看她的书,看《戏缘》;毕业后,我到香港电影资料馆的编辑组工作,她是研究组主管,虽然不是直接在她之下做事,但彼此关系很密切。”冯嘉琪现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从事节目策划,也为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撰写影评,她的事业启蒙,来自黄爱玲对她的鼓励﹕“她对人很敏感,会以很轻盈的方式和你倾,很多时候她的反应可能很轻描淡写,但当中又满有分量,能够将你的感觉用语言概括,再提供一个新视角让你去思考,每次和她倾完后,你会发现世界上有更多的风景,值得你行远一些去看。

而她这种对生命的敏感,完全反映在她的写作之中。”

■感性的笔触写影评

黄爱玲的影评,鲜见冗长艰涩的理论分析,篇幅虽小,但一字一句圆润有光,同是资深影评人的罗卡,形容她的写作,多以电影欣赏者的角度切入,而不是戴着一个电影评论人的眼光﹕“充满热情去接受,讲感想,喜欢或不喜欢,而不是细细分析,拿着一个事件不停地发挥,比如今天很多人在电影中寻找九七、雨伞等政治符号,跌入了政论,又不是很内行那种;但黄爱玲是用散文式的、感性的笔触去写影评,读起来细腻深刻的,也能够讲出要点,可以说是女性独有的细致和优美,或者我这样说,很多人会认为我用男性眼光去看,但的确是这样,我们学不到。

”

在阳盛阴衰的电影评论圈中,黄爱玲在她的写作中保持她的女性视角﹕“绝对有,我们也是女性影评人,对女性在电影中被呈现的方式会特别敏感,她在电影节第十届粤语电影的回顾专题中,便曾写过一篇《弱质娉婷话女流》。”但冯嘉琪说,黄爱玲特别的地方,是她抗拒过分引用理论去解读电影﹕“她有一篇文章是写伊力·卢马的《秋天的故事》,戏入面,两个人在酒庄沿路闲谈,一人谈到野草生得杂乱,问另一人为什么不修剪一下,另一个便回应,由它吧。

黄小姐便在里面看到对待自然的态度,不要因为人的文明,为了经济效益去摧毁自然,而她喜欢卢马的地方,便是不会将对白写得刻意,这跟她的文章一样,她不会特别提女性主义,但你会看到她写,一个女性的欲望如何在这一场戏中展示出来,她不喜欢被框架框住,无论是写作还是做人,她也认为不应该用将任何主义去套进电影之中。”

“长大了看电影时的意识自然愈来愈强,你知道自己在看电影,始终还是喜欢直觉享受,每当走进戏院,便会尽量放下成见、喜恶,做一个普通的观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只是当进入戏院,很容易被吸进去……”黄爱玲在2012年一篇访问中说。

■永远被尊重的黄小姐

冯嘉琪比黄爱玲小一两辈,二人从前碰面时,她会亲切唤对方为爱玲,但当与第三方谈起她,总是习惯称呼她“黄小姐”,“黄小姐”是大部人对她的称呼,李焯桃笑说﹕“一般人到了她这个年纪也会被叫女士,唯有她,大家总是黄小姐前、黄小姐后,像怀着一份敬意。”

“她所以如此被尊重,不单止是因为她的文字,还有她为人,那种包容开阔,和对人真诚信任。近几天想起她,也总是她的笑容,每次我回来香港与她见面时的她带着的同一份笑容。她就是这样,always ready for you。”冯嘉琪说。

黄爱玲从前的专栏取名《戏缘》,她在同名的电影评论结集后记中写道﹕“看电影如交朋友,也讲缘分”,缘分令她遇上电影,还有无数因电影相遇相知的好友,当中有更多仍在伤痛中未及整理思绪回应,每个人的一份记忆加起来才是整全的黄爱玲与电影邂逅的精彩半生。

她在《我的红气球》中写过,小时候葡萄牙裔英文老师一天在堂上谈到死亡﹕“人人都可能在不同时刻产生过这种念头,我们不应该因此害怕,因为你不是孤单的。”读着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对黄小姐的思念,想必她离开也必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