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日本人评价 钩沉:方伯谦甲午海战临阵脱逃真相考实(图)
其三,提前回旅,仅早片时。济远早回旅顺,到底早了多少时间?何广成说:“(济远)以夜四点二刻到旅顺,各船以六点钟亦到,相隔仅片时也。”照此说法,济远是9月18日晨4时半到的旅顺,比舰队提早了一个半小时。这完全不是真实的情况。
因为济远回旅顺的时间,当时即由旅顺水陆营务处上报:“丑刻,济远回旅。”丑刻是凌晨两点左右,不是4点半。至于舰队回到旅顺的时间,有丁汝昌的电报为证,也不是早晨6点,而是上午巳时,已经到9点了。战后,美籍洋员马吉芬撰文称:
卑怯懦弱的方舰长乘坐的济远,敌舰开始射击后不久即逃出队外,……该舰于翌晨2时到达旅顺,即我舰队抵港7小时前。(《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七,第276页)
这进一步证明:济远回旅的时间是丑正(凌晨2时),舰队回旅的时间是巳初(上午9时),两者到达时间前后相差7个小时,怎么能说是“相隔仅片时”呢?
正由于此,后之为方氏鸣冤者也感到《冤海述闻》破绽百出,难以服人,只好另寻出路了。
《卢氏杂记》史料价值甚低,据以为方氏翻案,是不行的
《卢氏杂记》,又称《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一部手稿,为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收藏。记得1981年11月,我到福州作调查,到该图书馆查阅书目卡片时,发现其书名,即疑其与甲午战争有关,想借出一阅。但该校陪同我的一位老师说,书架上未找到此书。
1983年4月,我正为中华书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卷,又记起了这本书,于是再次来到福州,想看其史料价值如何,以决定是否收入卷中。还是上次那位老师陪同,他告诉我该书已被借走,借书者出差到上海了。还是无由寓目,怏怏而归。心想两次千里迢迢来此,真与此书无缘也。收入《中日战争》卷之事,也只好作罢。
不料几年之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人撰文说,在福州发现的《卢氏杂记》稿本,是“不可多得之甲午海战原始资料”,足以“证明济远英勇善战,广甲先逃,济远的确战至炮毁无以应敌方退出战斗等问题”。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件惊人的消息。于是,为方氏翻案者纷纷发表文章,以此来否定济远先逃的事实。
我是直到1986年6月才看到《卢氏杂记》手稿的复印件的。是书作者卢毓英,乃福州船政学堂管轮班学生,1889年毕业,到广东海军任广甲船管轮。1894年5月为海军大阅之期,广甲等船皆至北洋,因留调遣,得以参加黄海海战。
此书并非卢氏当时的记事手稿,而是事后追忆,因已历有年所,难免记忆不清。且其内容有见有闻,闻多见少,以讹传讹之处所在多有。何况黄海一战,卢氏虽是参加者,却因在舱内操作,只在两军接仗之初,才“上舱一望”,也不可能真正了解海战的具体过程,故所述情节多耳食之言。应该说,《卢氏杂记》史料价值甚低,对其可信度要大打折扣,不宜轻率引用,视之为“甲午海战原始资料”是绝对不行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卢氏杂记》所述的济远逃跑问题。书中这样写道:
致远既覆,超、扬既火,广甲尤胆落,急返棹而逃。……济远当敌之冲,迎击既久,炮多炸裂倾倒,无以应敌,于是亦逃。
据此,有论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广甲逃离战场并非在济远之后,而是在济远之前”。第二,“广甲在船炮无恙,士卒未伤的情况下带头逃跑,属于临阵脱逃,而济远则属被迫撤离,更不存在方伯谦驾济远先逃,广甲随逃的问题。”其实,《卢氏杂记》的这段话,完全是出自《冤海述闻》,并不是什么新材料,论者也不认真查对,不能不是一个疏忽。何况《方氏自述》已经承认,他驾舰驶退时广甲还在战场上,广甲又怎么可能先济远而逃呢?
由此可以认识到:辨析史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起点和基础;不从史料的考辨入手,也就谈不上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卢氏杂记》的历史价值太低,视之为信史,据以为方氏翻案,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与真史无涉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方氏后裔的介入和一些非专业人士的参与,为方氏翻案的势头越来越猛,使这场学术讨论变得有些复杂化了。1991年9月,“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在福州市召开,更使翻案的势头达到了高潮。
会前,我曾接到邀请函,因为预计到会议未必能够保持正常的学术气氛,复函婉谢,未能亲自到会聆听。从其后出版的《研讨集》看,所收的数十篇文章表现出为方氏辨冤的一边倒倾向。会议开幕式致词竟然声称:
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决非逃兵,他蒙冤被责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之一大新闻。
果然,研讨会一开始便定了这样的调子。会后,某报刊出了这次研讨会的综合报道,其结束语是:
综观方伯谦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英勇善战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
会上的不同声音,不仅在报导中得不到任何反映,反而被归入到“一致肯定”的行列中去了。既抹煞不同的意见,又不管真实的历史如何,硬要树方伯谦这样一位“爱国将领”,这种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但是,细阅《研讨集》所收的大多数文章,大都是重弹《冤海述闻》和《卢氏杂记》的老调,毫无新意可言,既未提供任何新的材料,也未提出任何创新的见解。惟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有论者提出了“西战场”说。
何谓“西战场”?据论者说,致远沉没后,济远非但没有马上逃走,反而独自开辟了一个“西战场”。此话从何而来?论者的回答很干脆:“这是任何思维能力健全的人都能得出的推论。”
“西战场”说一出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惊。因此采访者颇不乏人,论者又进一步作了详尽的说明:
致远久战沉没后,济远非但没逃,而是惟一留在西战场死战不退和4艘军舰单独作战,苦战4小时,到下午5:30才由于“无可战”而退出战场。……日舰怕济远后炮,不敢猛追。甲午海战中国舰只打得英勇,尤其是济远,打得日本人都不敢写明战史了。在西战场打得很好,我们应该宣传我们舰队作战的英勇,不能长他人的志气。
说得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无奈只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虚幻的神话。人们不能不佩服这位论者的非凡勇敢和超人想像力,他靠自己健全的思维——“推论”,便推出了一个“西战场”说。这个“西战场”竟吓坏了日本人,连他们的战史都不敢写明了。窃以为,靠虚构的英雄故事唬人,是不能长我们民族的志气的。
所谓“西战场”说,完全是靠思维创造的“历史”,乃子虚乌有,与真实的历史无涉,无须加以驳辩。但要指出的一点是,评价历史人物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是儿戏,不能靠噱头哗众取宠,那样只会把自己引向研究的死胡同。(作者为山东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