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红顶商人 “红顶商人”胡雪岩真的是被李鸿章害死的么
中国自1840年以来,与西方列强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受尽侮辱。但有两次例外,一次是
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广西镇南关大捷
,打击了法国殖民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另一次则是秘闻君曾经分享过的,由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主导的
1876年收复新疆的战役
,而这一次战役除了左宗棠和数万湘军的拳拳报国心外,还有一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
“红顶商人”——胡雪岩
何为“红顶商人”
其实平时我们看清宫剧,如果遇到大臣犯错或直言死谏,经常可以听到皇上暴跳如雷说“来人啊,把他的顶戴花翎给朕摘了!”
这个
红顶的“顶”其实说的就是顶戴花翎中的“顶戴”
,清朝对官员的官服,从头顶的顶戴花翎,到身上的朝服,再到脚上的官靴,都有严格的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可以使用什么材质颜色的官服,都是固定的,不能僭越。(插一句,其实“衣冠禽兽”这个成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所以“衣冠禽兽”本意指的是为官之人,后来变成贬义,形容徒有其表,道德败坏的人)
清光绪七年(1881年) ,
胡雪岩因协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被授予布政使衔(从二品),赐二品红顶带、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等荣誉,二品的顶戴一般是用红珊瑚制成(一品也是红色,但是材质是红宝石。
红在我国向来是吉利的象征,因此只有二品以上高管才配享有红顶带。其中一品为红宝石顶、二品为珊瑚顶,三品以后则依次为蓝、青、白等颜色
),因此称为“红顶商人”
布政使
正职虽然属从二品,但也是相当厉害,相当于一省行政长官,主要掌管全省的民政、田赋和户籍等事项,是总督与巡抚(简称督抚)的属官。
当然后世将
“红顶商人”喻为那些拥有官方背景,被官方认可重用的商人
开挂了的胡雪岩
说到胡雪岩的发家史,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了挂,毕竟能通过经商成为二品大员的凤毛麟角,何况是在商人地位极低的封建社会。
胡雪岩除了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外,还有就是遇到三个贵人,分别是
阜康钱庄老板,王有龄,左宗棠
雪岩其实是字,他本名是胡光墉(1823-1885),安徽绩溪胡里村人,家里排行老三,出生贫寒,以帮人放牛为生。他的父亲是乡里的名士,所以胡雪岩只读过两年的私塾,幼年大部分的教育来自他父亲所学知识的传承。
12岁时父亲胡鹿泉(号芝田)去世,为了养家,一年后胡雪岩决定跟随一位在大阜(位于安徽休宁)开杂粮店的老板出去闯荡。
15岁那年,金华火腿的掌柜来杂粮店谈生意,可是刚到大阜就病倒了。他在大阜举目无亲,无人照顾,拖着病体又回不了金华,急火攻心,病情更加严重。胡雪岩心地善良又是个热心肠,得知此事后,就赶到他的病榻前,一连多日给他端药送饭,忙前跑后,照顾得十分周到。
在胡雪岩的精心照料下,没过多久,客商的身体就痊愈了。这位客商十分感动,后又听杂粮店的蒋老板告知胡雪岩在放牛拾金不昧,捡到他的包袱物归原主的事情, 大为感叹,就主动跟蒋老板挖胡雪岩,蒋老板欣然答应,因为金华火腿行要比自己的杂粮行规模大上许多,对胡雪岩而言也是一个更大的机会。
因为金华火腿行的规模大,跟很多杭州的钱庄都有业务往来,于是胡雪岩有机会亲眼看见了以后影响他一生的东西——银票。胡雪岩当时惊得瞠目结舌,因为他难以想象,钱怎么会抬笔写在一张纸上就算数呢?
胡雪岩碰见钱庄前来收账的人,总是问长问短。当他打听得知钱庄的学徒要算钱算得很快、算盘打得很熟、写字写得很漂亮时,二话不说,马上开始每天暗自练习书法和心算。胡雪岩很有天赋,后来在与钱庄的人核对账目的时候,他都不用算盘,全靠心算报账,而且算得又快又准。
胡雪岩天资聪颖,在算账这块的天赋很快就被阜康钱庄老板看上,很快19岁的他就被阜康钱庄老板挖走收为学徒。阜康的掌柜没有子嗣,就把他当儿子对待,弥留之际掌柜把价值5000两银子的钱庄送给了胡雪岩,这笔前就成了他商业生涯的第一笔资金。很快从一个小伙计一跃而成为阜康钱庄的老板,再跃而成为徽商巨头。
先曾祖光墉公,字雪岩,少式微不暇攻诗书。学贾于阜康钱庄。肆主于姓,无子。家公勤敏,有胆略,颇器重之。疾革时,招公至榻前曰:“君才识百倍于吾,吾肆虽小,好为之不患无用武之地”。即以全肆赠之。(胡雪岩第四代孙——画家胡亚光《安定遗闻》)
发迹后,胡雪岩认识了当时还是“候补浙江盐大使”的王有龄。当时清朝腐败,买官卖官不绝,胡王两人一拍即合,胡雪岩捐款500两给王有龄升官,王有龄则把政府的许多生意都给胡雪岩做,特别是京杭大运河上的航运。就这样,胡雪岩生意越做大越大,王有龄官也越升越高。可惜1861年,太平军打到杭州的时候,王有龄自杀。
不过了1862年,胡雪岩又利用钱财攀上了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帮助建立
吹响中国近代造船工业号角的福州船政局;中国第一艘本土生产成功的轮船“海清号”,更是胡雪岩全力资助的成果。
还有中国第一个官办轻工企业兰州织呢总局,与北京同仁堂交相辉映的“胡庆余堂”,每一个产业,都凝结着这个晚清商界强人对中华崛起的希望。
于是随着左宗棠越来越受器重,胡雪岩和清朝政府,甚至外国人的生意也开始越做越大,据现代人估算,胡雪岩的身家至少两千万两,堪称当时清朝首富。
“当官当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也开始流传。
富可敌国成危机
所谓“福兮祸之所伏”,胡雪岩在50多岁时,走到了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成为一名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然而,当时清朝的两位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明争暗斗却越来越激烈。李鸿章发现,左宗棠之所以能为朝廷立下那么多的功劳,都是因为胡雪岩在后面的支持,所以认为“倒左先倒胡”。而他手下,轮船招商局的“督办”盛宣怀也在谋划具体策略。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无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召左宗棠入军机。李鸿章和盛宣怀趁左宗棠不在两江,准备向胡雪岩下手。
此时胡雪岩为打破洋人对蚕丝市场的垄断,出巨资高价收购了大量的蚕丝。盛宣怀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
同时,李鸿章把胡雪岩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多加利息的事情抖露出来,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此后,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
。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钱庄早已经人山人海。胡雪岩这才如梦方醒,当他知道是盛宣怀和李鸿章有意算计时,明白自己这一回是彻底完了。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在福州北门黄华馆行车辕。胡雪岩失去了保护伞。
李鸿章控告胡雪岩在借外债之时吃回扣,慈禧下令抄没其家。一代“红顶商人”郁郁而终。胡雪岩临终交代三条给后人,
一不得做官,二不得经商,三不得胡李通婚。
让胡雪岩倒台的真实原因真是李鸿章么
李鸿章和盛宣怀自然是想扳倒胡雪岩,但胡雪岩也不是傻子,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不可能不知道大规模囤积蚕丝的危险度。我们再来复盘下。
胡雪岩对当时行情的估计太过乐观,
一个是对背后靠山的过度信任,对政敌的大意,另一个就是对市场的过度乐观。
前一原因前面分析了很多,我们不多讲,重点分析后面的。
当时胡雪岩生丝生意好得很,他囤积蚕丝时分析即使最后清仓大甩卖给外国商行,价格也非常客观,绝对不存在“贱卖”这回事。但他忽视了当时
外贸回款方式、讯息流通方式和清朝当时根本谈不上完善的金融市场
等问题。
第一讯息,19世纪讯息传递可没有现在这么迅捷
,尤其是电报还没有发明之前,从英国到上海,最快的船都要大半年。如果一个英国商人在上海做生丝生意,他只能根据半年前的消息来定今年的生丝收购价格,但是如果世界其他生丝产地丰收,比如当时也是生丝主要出口国之一的意大利,但这个上海的英国商人完全不知道,那么他制定了100块/1公斤生丝的价格,可伦敦交易价格因为意大利生丝丰收,可能才80块钱/1公斤。
那么这个商人在上海按照100块钱/1公斤收购生丝,那就等着亏钱破产吧。
当然,随着电报技术的进步,在1880年代电报网络从长崎到上海、香港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周期的电报网络,伦敦的消息虽然还是要经过新加坡中转,但是到达上海也只需要1天时间。信息相比1860年那种半年传递一次,已经可以叫及时了。
在上海的外国商人可以很迅速的知道伦敦交易市场的情况,从而改变自己的收购价格,所以这个时候破产的外国商人已经很少了。但是当时这种信息都掌握在外国商人手里。
第二,清朝在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晚期的外贸结算方式完全是被动的,主动权是掌握在外商手里
;最早的时候外商和中国商人交易主要的货币都不是白银而是鸦片,因为外国商人手里就鸦片,中国商人把货物卖给外商,外商支付一定数量的鸦片,然后清朝商人再在国内把鸦片卖掉换钱。
胡雪岩那个时候当然还不至于这样,但是每一次和外商交易都有半年的压款期:举个例子,怡和买了胡雪岩价值500万两白银的生丝,但是可能胡雪岩当时只能收到20万两白银,剩下的钱要等怡和把生丝运到伦敦卖掉之后,再把钱给胡雪岩。
这种方式是不是不公平?当然是不公平,但是这就是当时外贸规则,清朝商人想挣这份钱就必须按照这个规则来。除非你能厉害到抛开外国商人,抛开外国商船,自己从新建立一整套收购、物流、交易流程。
第三,当时清朝根本说不上存在的金融市场
。金融工具必须在法规完善的金融市场才能成为正常的金融工具,而把金融产品放在毫无市场规则的金融市场只会带来灾难。
当时清朝金融市场根本说不上市场,但是当时1883年,上海竟然流行股票交易投机的概念。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登载: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申报》说:1883年,“沪上市面自夏秋以来,日见衰落之象,至冬间则更疲敝。亏倒之行号、店铺,日有所闻。讼案累累,不能清结。”(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
进入1883年,市面更萧条,倒闭的商铺更多,并牵连到放贷的钱庄。10月8日,上海又爆出两大钱庄倒闭的消息:一家叫“纯泰”,亏损金额为“19万白银有余”;一家叫“泰来”亏欠金额为“7万白银有余”(见1883年10月9日《申报》)。10月22日,杭州声名显赫的德馨钱庄突然倒闭。
可见,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前,上海商界已经出现一股倒闭狂潮,大批商店倒闭,继而是一家又一家的钱庄倒闭,并牵涉到外地钱庄。钱庄倒闭的消息,又引发猛烈的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因此奇缺。
这个时候清朝政府又没有政府干预意识,没有对金融市场管理的手段,那么胡雪岩生意的破产就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