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重生】张玮玮:民谣就是流浪者的旅行

201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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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整个90年代,我们从西北去北京.广州.长沙--去哪儿都是坐火车,那时车慢,感觉一直就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我们不是去上学.工作,不是一去了就有学校单位接纳我们.完全无亲无故,硬呆着,而且不可能一下就能呆住,呆不住就回来休息休息,休息好了再出发.没有任何保障,也不稳定.我经常说,我们就是坐着火车追时代的人.那会儿年轻,就想去没去过的地方.一激动就立刻出发,最好每天都跟上一天不一样."[张玮玮重生]张玮玮:民谣就是流浪者的旅行"第一次去广州,是跟家人吵架了.兰州下大雪,我走在路上很

“整个90年代,我们从西北去北京、广州、长沙……去哪儿都是坐火车,那时车慢,感觉一直就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我们不是去上学、工作,不是一去了就有学校单位接纳我们。完全无亲无故,硬呆着,而且不可能一下就能呆住,呆不住就回来休息休息,休息好了再出发。没有任何保障,也不稳定。我经常说,我们就是坐着火车追时代的人。那会儿年轻,就想去没去过的地方。一激动就立刻出发,最好每天都跟上一天不一样。”

【张玮玮重生】张玮玮:民谣就是流浪者的旅行

“第一次去广州,是跟家人吵架了。兰州下大雪,我走在路上很生气。碰见几个朋友,就跟他们去喝酒,听说他们第二天要去广州。我喝了几口酒,一股血涌上来,就跑到火车站买了张第二天去广州的硬座车票。那年我19岁。没想到在广州呆三个月我差点儿饿死。”

【张玮玮重生】张玮玮:民谣就是流浪者的旅行

“跟我一起去的人告诉我,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在广州过得特别好,会接待我们,让我们住他家,帮我们联系驻场的酒吧。那是2月,兰州还下着雪,我们穿着毛领子的皮夹克,身上揣着两三百块钱就出门了。一下车,懵了,广州温度差不多30度左右,我们就像原始人闯进了什么地儿(笑)。

【张玮玮重生】张玮玮:民谣就是流浪者的旅行

但也没有带别的衣服,对南北方温度没有概念,手头的钱也不够买新衣服。我们在火车站给当地的那个朋友打传呼,他也不回电话。我们在火车站整整等了一天,到了晚上8点,我们实在等不了了,就在传呼台每人给他留了一句脏话。”

▲野孩子乐队成员画像

“然后坐了一个去番禺的车,路上看见一个特别破的村子,我们决定就在这儿下车——因为越破的地方房租肯定越便宜。我们租了一个空屋,连床都没有。就算是在广州过了一夜。每一天每一分钟都超出了经验范畴。我后来理解了,那个消失的朋友肯定在广州也过得特别艰苦,但是要装嘛,吹吹吹,吹得收不住了,我们都来了,他没办法,只能消失。”

“在村子呆了几天,钱也花完了。为了不饿死,我得出去找活儿干。我跟房东借了辆自行车,骑3个多小时车子去了当时广州特别出名的白天鹅酒店。八九十年代,走私,黑白道,各种鱼龙混杂的人,到广州全都住那儿。一去我就碰见一个酒吧招歌手,而我还穿着毛领子皮夹克——里面是羊绒衫,羊绒衫穿一会儿,皮夹克穿一会儿,倒着穿。

找工作嘛,你不能穿着羊绒衫找工作,我就穿着皮夹克走进去。酒吧里有三四十个歌手在应聘,我上去一通乱唱,结果还把他给征服了,他选了我。要等20多天酒吧才正式开业。我们凑钱买了一斤饼干,坐地上打扑克赢这一斤饼干。就这么几块饼干,大家在手里赢来赢去,谁也舍不得吃。”

▲野孩子乐队成员

“上班第一天,骑3个小时车到酒吧,又饿,我都快虚脱了。老板是跑江湖的人,特别懂。一看见我就说,你是不是过得特别不好啊?我说,没有啊,我过得挺好的。老板说,要不咱们先去吃个饭?我说,不用,我吃得特别饱。西北小伙儿要面子啊。

一唱就唱三个小时,唱到最后我都快一头栽倒了。我跟老板说,我过得不太好,被朋友骗了。你先给我支上几天演出费,村子里还有还几个朋友还没吃饭呢。老板一下子给了我十天的演出费。走出酒吧我连车子都骑不动了,我打了一个出租车,到了村口,几个朋友都在村口路边等我着呢。我是他们唯一能挣到钱的希望。”

“唱了不到一个月,酒吧客人反应:太吓人了。西北人唱歌音量特别大,喊着唱。客人都说,听我们的歌特别害怕。老板人也挺好,实在没办法,多给了我们点儿钱,让我们走了。当地人喜欢听英文歌和粤语歌,而我们是唱何勇、崔健,特别北方的歌儿——对于当时的南方人来说是挺难接受的。”

“这就又过不下去啦,就打电话给郭龙,说我们在广州过得特别棒,简直是天堂一般的生活,让他也来,唯一的要求是带2000块钱。他带着钱高高兴兴地来了,到火车站一见到我们,就知道受骗了。我们把这2000块钱花得差不多时,一起来的几个人要么跟家里要钱回家了,要么去其他地方投奔亲戚了,我当时是跟家里吵架出来的,怎么也不跟家里求助。

最后就剩我和郭龙俩人。我和郭龙就在地道里卖场。唱了一两个月,攒好了回家的车费。但是这点钱买不到回兰州的票,只能买到西安。”

“买完火车票一分钱也没有了。我们俩从火车站走了几个小时到住处,收拾好东西:一把贝斯,一把吉他,一个鼓,两个箱子,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真的就是难民。提前四五个小时,背着这么一大堆东西,一路走到火车站,上车时我们已经一天多没吃饭了。

硬座上人特别多,买了票也没座位,我们一直站到晚上才坐下。到后半夜实在饿得不行了,我到隔壁车厢偷了一袋苹果。第二天一早,坐我们对面的一个三十多岁的西安人买上来三个卷饼,把其中两个给了我们。

我们又开始装:不饿不饿,我们吃过了。那个大哥说,你们俩一上车我就知道你们什么情况了,都是跑江湖,别硬撑着,不是怜悯,大家就是互相帮助,不是怜悯什么的。我们俩一听,人家都这么说了,就再不能装了。”

“在西安通过郭龙他哥的帮助,我们坐上了回兰州的火车。我跟郭龙说,咱们哪儿都再别去了,回了兰州就听家里人安排,去工厂里找个工作。再这么折腾搞不好就把自己饿死了。可是我七月初到的家,7月末就又到北京了。一到北京就呆了13年。我还记得初来北京的日子,1997年7月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