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孙维世】孙维世那件事是真的吗?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
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
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
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
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
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
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
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违心在逮捕证上签字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
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1.孙维世的“通天”背景1.孙维世的“通天”背景当然,也会有人问,也许江青就是要了解毛泽东访苏的情况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不是不存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孙维世没有回答江青的提问是不是因此就可能导致江青对她后来那么残酷的报复?而在一些文革史料里面都把孙维世这次拒绝回答江青的提问作为江青整死孙维世的开启,可见这次提问的实质远非中苏国际间的某些问题那么容易引起江青的极度关注。江青和孙维世的关系素来不错,
据金山回忆,1946年江青曾经亲热的问过孙维世:“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孙维世不知江青所云,江青戏谑的称呼孙维世是“草包”,江青还亲口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的夫人,你是周副主席的女儿,我们要搞好团结。”四十年代的江青给孙维世写过很多信,可是这种通信的方式很快就在五十年代绝迹。
然而,即便是这样,江青在孙维世的婚礼上仍旧跑来,送上一份厚礼的同时还不忘跟孙维世热烙的扯上几句。江青真正的发迹在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江青还远没有后来那么面目狰狞。所以,还是让我们从孙维世的“通天”的背景上寻找答案吧。
孙维世的“通天”本领在当年就有不少人为之艳羡。据介绍,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可以随意到中央领导人家里做客,还可以带人去中南海进行参观,还可以吃上一顿两顿便饭。(参看《话剧皇帝-金山传》276页)中南海是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更是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可谓禁地森严。
内中等级分明,像陈伯达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作为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只能居住在中南海乙区,而窗台上的花盆也要按照级别摆放,比如陈伯达的家里的窗台只能摆放四盆,毛泽东的窗台则能摆放八盆。
不管这个记述是否属实,中南海的规格之高却是举世无双的。(后来八十年代曾经短暂的开放了部分地区供群众参观,但不久又关闭如前。)
面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属于最高领地的地方,孙维世不过是一个县团级的干部何以能够随意出入呢?显然来自于她的不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周恩来夫妇在党内是一向以严于律己著称的,而且这种律己甚至有些苛刻。周恩来的亲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周恩来特地关照内务部部长曾山要给周恩寿定低级、工资向低标准靠拢。
邓颖超作为党内杰出女同志中的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周恩来仍旧要压下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周的生前没有额外的沾上一点周恩来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依据这个情况看,周恩来没有理由在妻子、弟弟、侄女之外凭空给一个干女儿如此惹眼的特权呢?这不但不符合周恩来的一贯的作为,也不符合实际。
如此看来,孙维世的这个“特权”只能来自于另外的领导人,而摆在周恩来之上的主要领导人屈指可数,尤其是和孙维世熟悉的更是一望便知。
金山回忆过,孙维世在1949年12月起的那次毛泽东访苏期间和毛泽东有过大量的合影,这说明孙维世与毛泽东之间并不陌生,孙维世不仅有着和江青交往的历史,和毛泽东也有交往的历史,只不过这段历史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予以述及,我们也不准备在这个话题上过多的罗嗦,因为查考历史最重证据。我们还是沿着我们刚才的思路还继续谈谈孙维世的“通天”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