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贤康给武大带来什么】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这是有史以来最难的演讲

今天来到这个场合,我比较紧张,这是我有史以来面临最艰难的演讲。首先,我不是企业家,我没有卖过一分钱的产品。其次,要谈中国的科技事业,客观地讲,我没有资格,因为我的工作只是带领好自己的团队,和武汉大学的同志们一起把大学办好。所以说谈国家的科技事业发展,我是没有资格的。但是既然大会安排了,我还是以自己的一些经历,谈一些感想。

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面临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在科技领域里面的某些短板在瞬间暴露出来,这可能会使大家产生一个认识误区:感觉中国的科技这几年的发展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我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国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和科研团队的成长感触,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

当然,这并不仅仅在于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们现在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领域方面,和发达国家确实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但是大家想一下,这个差距是现在放大了呢,还是现在才有的呢?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不是更大?如果说大家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话,看待问题就会更加客观。

中国科技发展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快速增长,我们和西方的差距在缩短,而且在快速缩短。

自1978年党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之后,中国科学技术的春天开始呈现,科技发展速度、科技体制改革在不断的深化提升。我有一个印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90年代中期对国家的基础科学资助额每年大概8000万左右,而现在高水平的科学团队一个月可以得到国家的科研支持将近过亿。

由此可见,中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增长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现在我们的科技研发投入总量在国际上排第二位,已经超过了德国和日本。

但是科技和别的不一样,和企业生产产品有差别,今天投几块砖头,几袋水泥,明天楼就盖起来了。但科技不是这样的。今天把经费投进去,指望我们的科学技术研究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基础科学的成果可以迅速转变为科技实力,这是不现实的,需要时间积累。但只要基础打牢了,或早或晚,或快或慢一定会产生比较大的成果。

另外,在研发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方面,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研发人员占比是很低的,现在在快速的增长。但是,它由量变到质变是需要两三代人积累迭代的,包括科学观念、科学行为和科学习惯都不是一代人可以完全更新好的。不管怎么讲,中国都在迅速的追赶。

我们的科研基础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包括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等,这些都对中国做原创性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FAST天眼望远镜到上海光源,再到散裂中子源,这些大的科研平台建设完成后,很快成为了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并开始不断地产生一些原创性、在国际上可以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

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量子通信,中国在量子通信领域的进步是比较明显的。国内虽然仍有部分微辞,但量子通信领域的杰出代表潘建伟团队前段时间刚刚拿到美国的克里夫兰奖,这是美国科学促进会设立克利夫兰奖九十余年来,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完成的科研成果首次获得这一重要荣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产生的一些突破,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跟跑与模仿。

还有我们的高铁,我们的北斗导航系统,我相信再过5年到10年,北斗导航系统一定会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我们在全球创新排名的位置也会逐步提高。

所以,大家应该安静下来,踏踏实实潜心把研究做好,有时候不要操之过急,不能指望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从数量到质量都能够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相比。我记得90年代初出国的时候,那时候是很难受的,因为一批国内学者外语基础较差,在国际会议上听不懂外国学者提的问题,所以后来国外学者也不给中国人提问题,因为知道我们听不懂,学术报告通常就是一个幻灯片机械地放完就结束了。

但改革开放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科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我们在世界最顶级的期刊上发论文数量超过了美国。

当然,我们在原创方面的顶级水平文章还有差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在发文量上领先了,这是将来质变的基础,这也给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进步做了很好的佐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对于科技发展,我有一个深切体会。那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当我们不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现状的时候,总感觉自己是最好的,因为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很容易产生盲目自信。二是在我们学习国外高水平研究的过程中,尤其是学得八九不离十的时候,又容易产生自满情绪,感觉自己什么都懂。

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确实在快速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存在客观差距,这种差距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是可以赶上甚至是可以超越的。我理解这就是对中国科技现状比较客观的、合理的认识。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是一样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恢复了高考。各位在座的企业家,有相当多的管理层和技术研发层骨干都是改革开放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大学生。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处于领先的地位,那么它必定拥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大学。

大家知道,无论世界高校用什么样的排名体系,排名前50的高校里面,美国大学基本上都占据绝大多数。比如说麻省理工、加州伯克利、芝加哥大学等等,这也是美国保持世界科技第一强国的重要基础,这些大学都为国家乃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每年由高校主导或主要参与的全球十大科技进展也占有相当份额。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从自身求学和工作经历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国高校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尤其是我看到越来越多海归青年人的时候。我在想我当年回国时,大家是什么水平,再看看现在引进的年轻人是什么样的水平,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中国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国高等学校的数量、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都在不断增加。作为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国内的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好。此外,我国高等学校的科技担当也引人瞩目。如清华大学成立了航空发动机研究院,集中清华全校之力为我们国家航空的发展服好务。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学校为我们国家承担了科技领域50%以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并成为我们从海外吸引人才的重要媒介。今天我之所以能来到亚布力,就是因为武汉大学校友们在各行各业、在亚布力论坛的杰出贡献,才使得我作为母校校长,有资格站在这里给大家做汇报。

作为溯源于1893年自强学堂的武汉大学,迄今已经走过了125个年头,武汉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为促进国家富强、推动社会进步这一梦想而不懈努力。曾经的老校长王世杰说过,“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

老校长王星拱认为,要把武汉大学办成全国的知识中心,大家看这张PPT,中间就是我们的王星拱校长。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期间,当时的武汉大学被迫西迁乐山,在乐山又经常遭遇日军轰炸,但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王星拱校长还在尽他所能引进、保护一流的教授,把武汉大学办成了国内前几名的大学。

这张PPT是珞珈山十八栋,在民国时期经济环境如此穷困的情况下,武汉大学盖了18栋别墅,到现在看来都是相当豪华的。为什么盖了18栋别墅呢?是想通过这18栋别墅为学校引进一流的大师,为国家培养一流的人才。现在也是一样,进入新时代,我们作为武汉大学的传承者,一定会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更加优秀的大学。

2016年底我担任武汉大学校长,2017年我们武汉大学定义为人才强校年,经过2017、2018连续两年持续努力,武汉大学的人才建设在国内名列第六,真正进入中国顶尖大学的行列。

最后我想谈一点,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得到企业家的支持。希望企业家能够平稳度过困难时期,当你们有更多钱的时候,一定要像西方一些企业家一样投入到大学中去。大学办好了,国家才有希望;大学办好了,企业才更有希望;大学办好了,企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