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目录】民国为什么要查禁《清史稿》

我国历代对官方修史十分重视,将记载历史作为政府职责,并建立专门机构进行修史活动。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

《清史稿》是清朝覆亡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支持编纂的清史,因最后未经审订即匆忙刊行,故名为“稿”。其编纂历时14年,前后数百人参与,全数合计800多万字。

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召开会议,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并呈请大总统袁世凯批准。3月9日,袁世凯颁布设置清史馆令,并聘请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的前清东三省总督、正蓝旗汉军赵尔巽担任馆长。9月1日,清史馆正式开馆。

修史者赵尔巽、柯劭忞、缪荃孙、王树柟、夏孙桐、张尔田、马其昶等多是前清遗老,抱着“修故国之史,即以恩故国”的念头为之。当然,《清史稿》纂修者也并非全为前清遗臣遗民,不过他们在修史群体里不是主流,新思想不能完全施展,一些建议均未被采纳。

开馆之初,北洋政府拨付的经费非常充裕,初稿撰写较为顺利。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争权夺利,修史经费大幅削减。1917年张勋复辟,史馆闭馆数月。后来虽然复馆,但政局混乱,经费无着,仅剩少数人勉予维持,修史工作基本停滞。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资助下,延宕已久的纂修清史工作准备用几年时间完成统稿。不久,赵尔巽因时局莫测,自己又病入膏肓,决定提早付印。1928年4月,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局势越发紧张。

端午节前,《清史稿》印毕,金梁把其中400部运往东北,这一版后来被称为“关外本”。史馆中人随即发现金梁有擅改文稿的地方,柯劭忞等人将剩下的700部加以抽换改正,这些后来被称为“关内本”。

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同月,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清史馆,后组建 “清史长编筹备会”, 准备另行编写一部《清史长编》,并将《清史稿》及清史馆所存书籍统统运往南京。

有专家列举了《清史稿》内容“反革命”“藐视先烈”“不奉民国正朔”“例书伪谥”“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体例不合”“体例不一致”“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志传互相不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事迹之年月不详载”“泥古不化”“浅陋”“忽略”等,共19项罪名。

这些罪名的分类归纳及排序有些混乱,可见起草之时因情况紧急未及详审,仅是堆砌罗列了存在的问题。呈文建议将“《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待故宫《清代通鉴长编》(即为前文所述的《清史长编》)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

20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清史稿》永禁发行,长编准其完成,重复书籍先行运京,具呈报告蒋主席请示。”

1930年年初,300余部《清史稿》运抵南京,国民政府将其分发给有关部门、各国立省立图书馆及部分高级官员阅读参考。2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要求《清史稿》“所有从前已经发行者,应一律严禁出售”。

1934年年底,因为编纂《清史长编》的计划已经停顿,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核发《清史稿》,由该院负责纠正。一年后,参议员吴宗慈起草的《检校〈清史稿〉报告》完成,教育部将该报告送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征求意见。

该所所长傅斯年指出:“重修清史,此自是国家应作之事。然此时国家力量恐不能顾及。且十年来史料之大批发现,史学之长足进步,皆使重修一事,更感困难。非以长久之时期,大量之消费,适当之人选,恐不能济事耳。”这却道破了当时条件下政府无力修史的困境。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修清史之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又爆发了国内战争,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虽有几次动议却又屡次搁置,直到败退台湾之前,始终未能重修清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