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百度百科】屈万里与甲骨文的渊源
1972年屈万里膺选台湾最高学术称号“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当选理由是:“对先秦资料之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等)及甲骨文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目录校勘之学。”他在甲骨文方面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成就尚没有专文介绍,谨以此文补白。
一、结缘甲骨文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空缺一个助理员的位置,主要任务是帮助整理甲骨文。屈万里此时在中央图书馆是副教授的待遇,到史语所只是助理员的身份,待遇低了一半,但他在之前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古文字学对于解读古典经典、特别是先秦史料有重要的帮助,而他之前在这方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
为了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他决定应聘这个位置,并请他的老上司王献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推荐自己。其中的细节和周折可以从王献唐给屈万里的两封信得到印证。
1942年9月29日王献唐致函屈万里有云:
“赐函及孟真笺,均悉。孟真求贤爱才之意甚殷,此种精神,今人岂易得哉!仆反复思之,弟仍是到孟真处好。孟真为人热肠,又无阔人习气,为学问、为交友,此机会不可失也。孟笺并交达生阅过,兹附还。”
同年11月19日王献唐又致函屈万里:
“日前晋城晤蒋慰堂,彼对弟事,言已见孟真及朱先生,允许暂不调李庄。又言弟如何精进勤奋,在馆工作,绝不妨碍。弟之研究学问,弟欲如何则如何。其言甚长,大抵如弟所闻。惟言孟真曾介绍一人代弟,彼不同意。最后又言,求得一研究版本者,并非甚难,求如弟之忠信可靠者,则无其人。
馆中以善本为最重要财产,非得弟掌理,即不放心,嘱仆转求弟勿萌去志。情词甚切,其最后数言,仆甚动心,以为其事确也。仆意,在可能范围之内,不宜过于决绝。孟真处,随时可往,能至日后可行之时再行,亦是处世一道,请弟裁之。”
信中提及的蒋慰堂即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此时屈万里即在他手下工作。孟真指傅斯年,时任史语所所长。朱先生应指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达生即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王献唐从力劝屈万里进入史语所,到力阻进入。
而且这点小事,竟然还惊动了中研院院长和衍圣公。从中可以看出,蒋复璁馆长对屈万里依赖之重,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工作、治学的勤勉,特别是做人的忠厚可靠。虽然有蒋复璁的执意挽留,王献唐的真情劝谏,屈万里还是在第二年初以“借调”名义进入了史语所,虽有些看似不近人情,但更表现出求知若渴的坚定态度。从此开始了他与甲骨文的“亲密接触”,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手写的《三十三年秋至卅五年年底自修课程表》(即1944—1946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甲骨文、金文”。他自己曾说:在史语所“这三年的学习,是生平最得力的时机。”
二、屈万里甲骨文学的成就
1955年,屈万里再次进入史语所,为副研究员,任务就是“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由于之前抗战和内战等原因,之前史语所虽然发掘、搜藏了大量的有文字的甲骨,但只做了甲编,并未做考释。1943年冬,史语所迁到南港,才开始为这些从大陆带来甲骨开箱整理,而全面开展甲骨文研究,则是在1955年秋。这时,傅斯年先生已去世3年多,李济继任第三任所长。
考释的第一步,就是把史语所在殷墟先后九次发掘的3900余片有字甲骨中,把可能拼合的甲骨尽量拼缀起来,要从一大堆甲骨碎片中,寻找拼湊成一片完整的甲骨,既费时又费神,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时偶尔拼成一片,高兴的手舞足蹈;有时几天拼不成一片,则垂头丧气。
这项枯燥而孤寂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终于拼成了223版。屈万里曾借用辛弃疾的名句表述他当时的感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拼凑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识字。甲骨文是现在可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字形不仅与楷书、隶书、小篆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金文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甲骨文出现后,才发现其中有一些对字义解释不对的地方,就是因为许慎依据的是小篆和大篆,当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
屈万里根据这些最详实的一手资料,写成40万字《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一书,考辩字义,诠释文辞,其中新识及订正旧说达70余字。1960年由史语所出版。
之前,李济先生凭借《殷墟文字甲编》一书,奠定了本人及史语所在古文字学及考古学的地位。屈万里先生该书的刊行,在此基础上探赜索微,更深一层,更进一步,一举确立了史语所在世界考古学、古文字学界的领先地位,也使其本人在中国甲骨文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屈万里治学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把古文字学和经学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屈万里最主要的成就在经学方面,李济先生称他是“台湾经学第一人”。屈万里坦言,他当初执意要进入史语所研修甲骨文,主要目的就是为解读古代经典找到一条最原始的通路,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是很多经学者所不能企及的。
如他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等著作,都是以字解经的代表。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曾说:“研究有关先秦的学术,第一必须辨别史料。第二必须读金文、甲骨文之类的书。此外还应参考考古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
另外,屈万里还有一些解读古文字的字形、字义的单篇文章,如《文字形义的演变与古籍考订的关系》、《字义的演变和学术资料的解释与鉴别》、《谈谈甲骨文》、《甲骨文简介》、《河字意义的演变》、《仁字含义之史的观察》、《岳义稽古》等。
以“河”字为例,屈万里经过统计,河字在《周易》中仅出现1次,在《尚书》中出现21次。在《诗经》中出现26次,以及其他先秦典籍共出现约400次,经过一一考释,最后得出结论:“河字,在甲骨卜辞中很常见,都是指黄河,没有别的解释。
”并且进一步考证出,河字作为现代意义的河流的通称,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仅此一例,可以窥见出屈万里博引旁证、精细绵密的治学精神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厚古文字功力。
屈万里门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至少有三位的毕业论文是以古文字为研究方向的,如张光裕的硕士论文为《先秦泉币文字辨疑》,吕振端的硕士论文为《汉石经论语残字集证》,张光裕的博士论文是《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屈万里的另一位弟子,硕士和博士导师都是屈万里,虽然毕业论文不是以古文字研究为题的,后来却成为台湾大学书法教授及台湾地区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这自然与他早年接受的甲骨文方面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是因为屈万里在甲骨文及经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屈万里在晚年曾担任史语所代理所长、所长达8年之久,直到他查出癌症,五次写信坚决请辞才被批准。直到去世,他仍是该所为数不多的终身研究员。甲骨文学也成为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理由之一。
三、屈万里谈甲骨文
1971年,屈万里接受《幼狮学志》编辑孙小英女士的采访,该刊发表了他的访谈录,原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重点及珍贵资料》,其中有关于甲骨文的章节,现摘录如下:
大家都知道,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震惊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民国十七年以前,一般外国学者,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史,在西周以前,他们都认为是传疑时代;夏代或夏代以前,他们固然不相信,就连商代文化,他们也持着怀疑的态度。
因此在许多外国人所编世界史里,中国史事只占寥寥的几页。其时不仅外国人对中国古史抱着怀疑的态度,有许多本国学者,也是如此。可是,自从民国十七年起,到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开始止,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前后共做了十五次的科学发掘工作,所得到的铜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大约在十万件上下,此外还发掘出了两万四千九百多片有文字的甲骨。
由于这个发掘工作是科学性的发掘,因此所得到的资料,自然是绝对可靠的原始资料,我们从挖掘出来的铜器的铸造技术来看,以及由石器、玉器、骨器等雕刻的优良技术来看,都可以证明商代的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另外,再就甲骨文来说,那时已经有四千六百多个不同的字,我们知道,一部《三民主义》才有两千三百多个不同的字,在商代,就可以用这么多不同的文字,我们便可以推知商代文化高度。而且在这四千六百多个不同的文字当中,形声字占了百分之二十七。
我们又知道,文字愈进化,形声字愈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文字发展到像商代这么进步的文字以前,必然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演进时期。传说中黄帝造文字,这句在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以前,我们虽然不敢肯定的说,但是从刚才所说的现象看起来,中国文字在商代以前,已有千把年的历史,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再从甲骨文记载的史事来看,它可以纠正传统记载之误,和可以补充图书资料之缺的,多得不胜枚举,因为有这些发现,从前怀疑中国古代文化的外国学者和本国学者,见到了这么多的真实资料,当然,他们的观念都改变了。这是安阳发掘对中国古代史方面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在安阳发掘的这批资料,于抗战期间,先由南京运到长沙,次由长沙运到昆明,再从昆明运到四川的西部。胜利之后,又运到南京。大陆危机的时候,便全部运到这里来。这些东西虽然经过这么多的颠沛流离,但我们还是统统保存在这里。因为资料太多,我们虽已出了许多本考古报告,但还没有完全把它报告出来。这些资料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命脉,同时也是史语所最重要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此外,我们在济南龙山镇所发掘的黑陶文化标本,在河南浚县所发掘的西周时代的器物,在河南汲县发掘的战国时代的器物,以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现在都完整的保存在史语所里,像这些都是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以上所说的这些资料,可以说完全和中华文化有关。而且这些资料,不是我们亲手发掘的,就是我们亲自调查的,他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的。也就是由于这些最原始、最可靠的资料,所以我们同人们根据这些资料研究的成果,颇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我们不敢自己夸大的说,对学术文化方面,有多大的贡献,至少我们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工作。对于发扬中华文化,我们多多少少的尽了一些力量。
在屈万里另一篇文章《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代文化》中,分别从文字、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艺六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的上古文化的轮廓。对于古文字,屈万里如是说:
一提起殷代的文字,马上就使人想到甲骨文,有人认为殷代只有甲骨文一种文字,其实不然。殷代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都有文字,时隔三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它们的真面目。不过它们的数量,比甲骨文少得多。而我们常说中国在黄帝的时候就有了文字,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可以证实。
但从甲骨文发展的情形推断,大概殷商以前约一千年中国已有了文字,是没有问题的。又如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有些写了以后还没有刻的文字,留在甲骨上。
从那些没刻的字来看,如果不是用毛笔写的,绝不会有那样的锋芒。因此,可以证明殷时已有了毛笔,而一般人以为毛笔是蒙恬发明的,由于甲骨文字的出土,证明旧说是错误的,这是纠正历史记载的又一例证。
从屈万里这两段文字里,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他对甲骨文理解的几层意义:一是推翻了中国上古的疑古说;二是纠正了先秦史料中的谬误;三是中国文字至少出现在四千年以前;四是毛笔在殷代就已出现,否定了蒙恬造笔说;五是殷商文字不止甲骨文一种;六是对汉字本义及演变进行了梳理。
屈焕新,原台湾大学中文系所主任与教授、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学者屈万里先生嫡孙、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特聘专业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