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自杀】汤飞凡:无冕的诺贝尔奖得主

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冻干人狂犬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此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舆论哗然,可谓是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李克强总理对此事件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了人的道德底线。”

面对如此情节恶劣的“假疫苗事件”,让我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著名的微生物药学家汤飞凡先生,而我是在1992年发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三组)》邮票上认识他的,尽管汤飞凡在二十多年前曾被“国家名片”纪念之,但相信大多数公众对汤飞凡的名字还是比较陌生的,毕竟汤飞凡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六十年了。

汤飞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1897年7月23日出生于湖南醴陵汤家坪,其父汤麓泉是一个乡绅,汤飞凡6岁时在何忠善创办的义塾读书,而何忠善与汤麓泉两家是世交,而何忠善之子就是著名的湖南军阀何健。

1909年,12岁的汤飞凡随叔父汤汉滨到省城长沙入读城南的一所中学,清末民初的长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一些新思想也潜移默化于汤飞凡的心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汤飞凡与颜福庆产生交集,他立志于学医,但却没有学习的机会,而是于中学毕业之后,考入了湖南甲种工业学校。

1914年9月,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颜福庆、胡美等人的筹办下正式招生开课,汤飞凡报名投考,但由于他没有学过英语,要求主考英语的胡美医生免考,待入学以后补考,胡美被其热衷于医学的诚意所打动,破格录取了汤飞凡。

汤飞凡入学之后开始拼命学习英语,因为所有课程均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科目,并使用原版教材教学,还规定了学校教学语言是英语,临床实习、病理报告等各种医用文本均都采用英文。

之所以全部采用英文教材,是因为当时尚无中文版教材可用,所有的医学名词也尚无中文命名,但这样的教学举措,却在客观上跟上了国际医学教育的水准和步伐,办学起点之高,即便在百年后的今天来看,也是具有极高水准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由此奠定了现代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石。

1921年,汤飞凡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当年首届医预科生录取了30人,但到毕业时只剩下了13人,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医学家张孝骞、应原岳、高镜朗等人。

汤飞凡被校长颜福庆推荐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学习细菌与病毒,在细菌系师从田百禄教授进行细菌的研究和训练,田百禄教授是美籍德国人,他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注重实验训练,汤飞凡进修了三年多,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被晋升为助教。

1925年,经北京协和医学院推荐,汤飞凡拿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奖学金,他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回到长沙,与湖南军阀何健次女何琏完婚,当时何健仅是湘军唐生智手下的团长,何健与汤飞凡父亲汤麓泉是知交,与汤飞凡也私交甚好,毕竟何健只比汤飞凡年长十岁而已,汤飞凡比何琏大九岁,二人结婚仅两个月,汤飞凡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

汤飞凡入读哈佛大学医学院师从细菌系主任秦瑟教授学习微生物学,秦瑟教授是美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也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让他直接参与了病毒的实验研究,当时病毒学正处于初期研究阶段,来自中国学者汤飞凡加入了病毒学研究开拓者的行列,师生二人曾一起测量了病毒大小的实验。

1928年6月,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与院方所签合同期满,毅然放弃已经享有的高薪,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给远在美国的学生汤飞凡写信,邀请他到上海工作,其时汤飞凡在湖南湘雅的同学高镜朗已经参与了筹建工作。

此时的汤飞凡正与导师秦瑟教授配合默契,研究工作进展顺利,但面对颜福庆的邀请和召唤,汤飞凡的内心不淡定了,遂于1929年春回到上海,出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陈冲的外公张昌绍就是汤飞凡的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

汤飞凡到校履职时,细菌学系尚未建立,更没有实验室,他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显微镜贡献出来,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一边组织教学,一边从事研究,并相继撰写了学术论文发表。

1932年9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被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成为一所独立且现代化的国立医学院,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国立医学院,汤飞凡也被晋升为教授。

也是在这一年,汤飞凡还被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聘为细菌学系主任,由于该研究所经费充裕且设备齐全,这让汤飞凡的研究不断深入,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学之外,还拓展了研究领域,涉及到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常见疾病病理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发表了20余篇学术论文。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集结了七十余万人抵抗日军的进攻,上海各界民众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汤飞凡积极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冒着日军的炮火抢救伤员,有时就在距离火线仅有数百名的急救站抢救伤员,在三个多月里仅回过两次家。

上海沦陷后不久,又传来首都南京失守的消息,日军甚至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并向华中武汉地区逼近,中国军队又开始了英勇的武汉保卫战,躲在上海孤岛的汤飞凡接到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的信,约他去湖南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的内迁及重建。

在此民族危亡时刻,汤飞凡毫不犹豫地听从国家的召唤,于1938年春携夫人何琏辗转奔赴湖南长沙,奉命出任卫生署中央防疫处处长,肩负起战时防疫的重任,由于战争和天灾之故,各种瘟疫流行并传播猖獗,而日军也时常违反国际公约,在战场上使用化学和生物毒气,因此防疫工作显得十分迫切。

1938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武汉又岌岌可危,而长沙又将成为抗战前线,汤飞凡在征得卫生署的批准之后,于1939年初将中央防疫处迁往昆明。

重建中央防疫处需要一笔经费,汤飞凡四处奔走斡旋,借到一笔信用贷款,在昆明滇池附近的高i镇选址造房,同时借用云南省立昆华医院制造一些简单且急需的防疫制品。

中央防疫处新址于1940年春投入使用,汤飞凡把有限的经费都用于实验室的建设上,而生活上则依赖于当地的民房,为了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他还建立了一个小型医务室,不但解决了本单位人员、家属的就医,而且还帮助附近的居民看病,甚至还成立了一所子弟小学,尽管规模较小,但教学质量却很高。

汤飞凡主持下的中央防疫处,与战前相比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根据战时需要,不断革新工艺,研制和生产急需的防疫制品,所生产的疫苗和血清不但满足了大后方防疫的需要,还支援了延安地区,由于这些制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标准,也被太平洋战区的美、英军使用。

1943年中央防疫处甚至还生产制造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英国的《自然》杂志曾对此有过比较客观的描述,李约瑟博士也曾参观了中央防疫处,惊叹于汤飞凡在如此简陋的条件,能够生产制造高标准的产品,这里成为中国绝无仅有的微生物学、免疫学的基地,培养和训练了一批骨干人才。

1945年秋,汤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迁回北平,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因原址被日军破坏,他又一次开始了重建工作,并于1946年春天恢复生产,相继制造出了牛痘疫苗、青霉素、卡介苗和丙种球蛋白等疫苗产品。

新旧政权更迭之时,国外许多大学向他抛来“橄榄枝”,但汤飞凡却毅然选择留在了北平,而夫人何琏也坚决支持丈夫的决定,她一生支持丈夫的事业,甘当他的贤内助,而这是一场冒着极大风险的政治赌注,因为汤飞凡毕竟是著名反动军阀何健的女婿。

汤飞凡被任命为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五十年代初,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汤飞凡领导研制出了中国的黄热病疫苗,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流行。

而由他主持研制的牛痘“天体毒种”和***灭杀杂菌的方法,能在简单条件下制造大量优质牛痘疫苗,为中国消灭天花奠定了基础,及至六十年代之初,中国就成功灭杀天花病毒。

从1954年开始,年近花甲之年的汤飞凡恢复了中断近二十年的研究工作,他首先恢复了对沙眼的研究,当时中国人50%患有沙眼,对健康危害极大。

1955年7月,汤飞凡带领助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分离出了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国际同行誉为“汤氏病毒”,并于1956年10月发表了论文,在国际医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沙眼病毒被正式命名为沙眼衣原体,这项研究成果有望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国际学术界将目光盯在汤飞凡身上时,他们还不知道汤飞凡早已不在人世了。

为了确定这项研究成果的准确性,汤飞凡不惜以自己的一只眼睛做实验,他将沙眼衣原体种进自己的眼睛内,造成了典型的沙眼,并且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疗,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沙眼衣原体对人类的致病性。

汤飞凡又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当时对儿童健康和生命威胁极大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1958年吴绍元在汤飞凡的指导下,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为制造脊髓灰质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础。

就在汤飞凡攻克一个又一个科研课题之时,一场反右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这场运动对汤飞凡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冲击,这是有人特意对他进行保护,这份被保护名单中就汤飞凡的名字以及他的同学张孝骞。

1958年9月开展的“拔白旗运动”,汤飞凡却未能幸免,对其指责和批判逐步升级,医学界就是要拔汤飞凡这个“白旗”,而且是有组织且有针对性的,但不甘受辱的汤飞凡,早已目睹了“右派”的下场,其中就有他的学生,因此他宁愿选择庄严的死,以维护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也不愿在众人鄙视和批判的目光下苟活。

1958年9月30日凌晨,汤飞凡以悬梁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仅61岁的生命,“中国疫苗之父”凋零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他没有给自己留有机会,也没有为国家为民族留有机会,而是义无反顾地慷慨赴死,恪守的是可杀不可辱的国士气节。

据传周恩来总理闻讯汤飞凡之死后勃然大怒,及时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亡羊补牢地终止了刚刚展开的“拔白旗运动”,但百年不遇的国之瑰宝汤飞凡却不再归来,他的离世是中国和世界科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2018年是汤飞凡离世六十周年,岁月尽管过去一个甲子,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的存在,如果他能躲过“文革”的浩劫,也许他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毕竟他曾距离诺贝尔奖如此之近,但在国际医学界,汤飞凡就是公认的无冕诺贝尔奖得主,汤飞凡的人生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