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辛亥革命老人苏鹏
记辛亥革命老人苏鹏 作者:苏仲湘 我的祖父苏鹏,名先翥,字凤初。一八八○年农历五月初一出生于湖南新化县大同镇柳筻村毛易铺(现属冷水江市毛易公社)。他舅父周叔川为新化有名的维新志士,戊戌政变前夕在新化创办求实学堂,苏鹏于十七岁考入求实学堂就读。
同学中有不少青年志士,陈天华尤为卓出,苏鹏与之相交莫逆。戊戌政变后,求实学堂被迫停办,他在舅父支持下,于一九○二年自费随蔡锷一起赴日留学(蔡锷已是第二次去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
当时,留日中国学生人数迅速增加,革命思想日益传播。苏鹏到日本后,与蔡锷、陈天华(比苏鹏晚一年到日本,也入宏文学院肄业)屡相过从,后又结识了黄兴、杨笃生、秋瑾、刘道一等。他们经常集结在一起,商谈国事,斥责清政府,以舍身救国相砥励。他后来曾写有《南浦怀女同志林宗素、秋瑾、陈撷芬在日本》一词,回忆了在日本和她们在一起的峥嵘岁月:
韶光容易,又兼葭秋水正怀人。遥望蓬莱旧地,欲渡渺无津。回首行船别馆,把国忧种祸话酸辛。忆英气凌云,清谈拨浪,巾帼有天民。□□我惯穷愁潦倒,向蛮烟瘴雨久栖身。谁愍包胥哭国,觅不到西秦。只剩离愁孤愤,钦玉树,翘首望风尘。托南溟流水,凭波送悃到瀛滨。
在此时期,中国人民自一九○一年兴起的拒俄运动正在继续开展。沙俄政府不但迟不撤退八国联军侵略时期进入我东北的军队,更于一九○三年四月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力图确保我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从而激使中国人民的拒俄运动发展到新的高潮。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当时成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召开全体大会,愤怒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并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黄兴是这一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苏鹏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了这一爱国组织的活动。这个爱国组织的活动后来引起清廷恐惧,勾结日本政府进行镇压,学生军被迫解散。
爱国的留学生继又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其宗旨则已从拒俄御侮进而发展为反清革命。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在东京,黄兴、杨笃生、陈天华、刘成禺、蒯若木、何海樵、王伟成、张继、胡晴崖和苏鹏都是主要成员,苏鹏在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均被推为负责联络同志和筹款的实行员。
在这同时,他还和少数思想激进的同志在军国民教育会内部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团,谋以暗杀手段对清室统治集团施加打击。黄兴、杨笃生、何海樵、周来苏、胡晴崖等也是这个暗杀组织的成员。
一九○四年春夏间,苏鹏同杨笃生、何海樵、胡晴崖及江西汤姓同志等五人由东京到横滨,在临海山腰处租了一间房子,秘密试制炸药。炸药试制成功了,这时横滨发生鼠疫,警察挨户进行防疫检查。苏鹏等为了应付警察的搜检,急将炸药倒在水缸内,药为粉末,浮在水面。
他们用玻璃管搅拌,企图使炸药粉下沉水中,便于倾弃。不料轰然一声,炸药爆发,桌案震脱小半边,并冲毁了几块楼板,杨笃生和苏鹏的眼睛都被炸伤。所幸水缸系敞口,爆炸力未横发,伤人未被致命。他们回到东京,诊治月余,幸得痊愈。后来杨笃生将他们摸索出的一套制造炸药的方法,编篡成一本几十页的小册子。
炸药研制成功后,暗杀团的同志们对行动目标进行了研究,决定以慈禧太后为第一对象。一九○四年夏,苏鹏与杨笃生、何海樵、张继、周来苏五人组成暗杀小组,悄悄回国,到达天津,租了一间房屋暂住,采购药料,铁弹、电线、电器等物品。
然后相偕赴北京,在草头胡同租屋住下,探听慈禧行动。这时,慈禧正居颐和园避暑,他们乃在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的近河道路上,埋设地雷,以电线通到附近芦苇丛中,人员隐藏在苇丛内。只待慈禧车驾回宫,一行通过该处时,便可通电引雷爆炸,将慈禧轰毙。
志士们每天都前去窥伺。不料这年正值慈禧七十岁生辰,她一直住留颐和园达五月之久,仍无返宫消息。而小组成员原来多方筹措所得旅费又已用尽,无法继续在京停留。因此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暗杀计划,回到东京。
苏鹏离日赴北京前,曾预先写就致家人书信,托言赴台湾考察,信中附绝命书一件,向父母妻子诀别,将此次赴北京为国家谋改革,为人民复大仇,决心牺牲个人的坚决意志向他们剖析,并加劝慰。他回到东京后,重读这封未发出的遗书,顿足自言道:辜负了这封信。随将信销毁。苏鹏后来和杨笃生分途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五年曾写《台城路怀杨笃生在燕京》一词,回顾他们这一段战斗友谊:
纵横眼底看馀子,英雄几辈堪数。一领尘衾,十年孤愤,莫向长门献赋。剑书如故,怅易水歌寒,击秦频误(同狙颐和园未成)。叔度雍容,襟怀涤我津沽渡。
沧桑世变无据。奈鸡鸣不已,八荒风露。紫燕无家,哀鸿满野,尚待何人相顾。关山旧路,为结客燕郸,京华流寓。珍重加餐,年华容易暮。
当他们回到东京时,黄兴先年已回湖南联络浏阳、醴陵会党,发动反清起义。这时黄兴派人到日本,嘱苏鹏组织在日本的湘籍陆军留学生,归国参加起义军事行动。当时毕业的日本士官学校湘籍学生蔡锷、周仲玉、张孝准、刘介藩和愿意回国的未届毕业留学生程潜、陈伟丞等陆续回国,到达上海,等待黄兴的行动讯息。
这时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它是国内学界建立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爱国团体。会长蔡元培,在知识界颇具威望。暗杀团的成员杨笃生、何海樵先回到上海时,何与蔡元培曾密谈数次,准备介绍蔡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和暗杀团。何还通知蔡,苏鹏将到上海,向他们传授制造炸药的方法,并举行入会仪式。不久,苏鹏回到上海,旋即主盟,为蔡元培等正式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并向他们传授了制造炸药的方法。
蔡元培入会后,介绍了陶成章入会。蔡元培的弟弟元康介绍了徐锡麟入会。陶、徐二人都是民主革命运动中的杰出领袖。
当苏鹏等在上海等候黄兴信息时,黄兴在湖南的起义活动已遭失败,离湘赴沪。于是,从湘中逃出的志士和由日本回国的党人在上海大会合。他们在英租界大马路旁新闸路余庆里八号,设立启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并在这里设立爱国协会,作为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的外围组织,主要吸收中上层知识分子。爱国协会以杨笃生为会长,章士钊为副会长。
一九○四年农历十月初,革命党人在馀庆里集会,与会者有黄兴、蔡锷、杨笃生、陈天华、黄炎培、章士钊等四十余人。苏鹏也是与会者之一。决定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起义鄂宁等处。这次会后不旬日,会势大振。
余庆里会议之后,革命党人正分头准备推行会议的决定,这时忽然发生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未遂被捕案,将会议的部署打乱了。
万福华是富有革命血性的留日学生,被捕送英租界巡捕房后,自认行刺,坚不暴露其他同志。王之春向英捕房施加压力,坚持要捕房追查同党。恰在这时,章士钊前往探监,慰问万福华。英捕房立即将章拘留,盘问其住址。章士钊本在他所设的东大陆图书印刷公司居住,但他在公司藏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数千册,不能暴露。
为策安全,他因在启明译书局其弟章陶严房内开有行铺,平日也常到该处住宿,也便于和同志联系。以此,章士钊当答称,他住在余庆里八号。
英租界捕房当即根据章士钊的回答,派中国巡捕和四名印度巡捕,到余庆里八号查阅。其时,苏鹏正在寓所,出门应接。巡捕当盘问他,张杏年(章士钊化名)是否住在这里。苏见是捕房来人,心知有异,但全未想到是章士钊自行闯入捕房所告,揣想是追寻章士钊的行踪,因此断然回答说,我处并无此人居住。
巡捕见双方所谈内容不一致,当将苏鹏带往捕房与章士钊对质。苏鹏见到章士钊,大为惊异。当厉声质问章,你住在东大陆,为什么说住在我那里?章情急,说道:唉,老兄,我有张床住在那里,这样说又有何妨?言词间露出极为委曲之意。苏鹏方才领会,随即顺着含糊应答。巡捕房对此起疑,转身前往余庆里进行搜查。
当巡捕前往余庆里八号,走上二楼时,杨笃生正在床上假睡,苏鹏一进房当将杨笃生暗捏弄醒。杨发现情况蹊跷,立即逃去,得免被捕。当巡捕进到章陶严房内查问,要检查他的箱箧。章年轻,坚拒检查。事情弄僵,巡捕立即把守大门,禁止出入,在屋中大肆搜查。
当在杨笃生床下箱内,查出名册和制造炸药的小册于,另有子弹、手枪、倭刀等武器,还查出大批假毫洋和一座小鼓风炉。原来杨笃生当时为革命党负筹款之责,日夜为此殚精竭虑。当经费不继时,他曾到泰兴县向县令龙璋求助,龙一贯努力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当时情况仓促,无现款以应,恰巧县中破获一桩假造毫洋案,查获到二千元假毫洋,龙将这批假毫洋交给杨笃生应急。
杨在日本化学书中,曾看到有人造黄金的内容,因买来一小鼓风炉,拟一试自造,冀有所成,可供党人革命之需。
捕房搜查出这些东西后,认为案情重大,当将屋中全部人员逮捕入狱。正当出门时,江西巡防统领郭人漳带着两名随员来余庆里访友。巡捕认为他们是同党,也将他们一并拘留起来。
当革命党人被捕入狱时,清廷曾向英人极力交涉引渡,企图从中查出革命党人真相。因此,大家入狱时,为保持机密,都用假名,苏鹏化名周寅珊,幸而未被英租界当局察觉。
郭人漳是现职官员,又和上海道袁海观是姻戚,经袁解释证明,只拘留了三天,就得释出狱。黄兴乘机假称为郭人漳的随员,和郭两随员汤祚贤、赵梅一起获释。黄兴当时是清廷正在悬赏五千元缉捕的起义领袖,同志们都为他的被捕而惴惴不安,他出狱后,才把大家心头的包袱放下。
其他被拘诸人继续对租界当局进行法庭上的斗争。狱外的杨笃生、蔡锷、蔡元培、于右任、林长民、刘申叔等为他们奔走呼吁,大力营救,海内外各地同志捐汇数千元,聘请中西律师四人为他们辩护。他们在英租界西牢被审讯六七次。幸有捕房中一华籍书记将搜出的党人名册作为日用小菜账本,迅速丢弃,掩护他们。由于查不到直接证据,最后除万福华被判监禁十年,周来苏因身怀手枪,犯租界妨害治安罪,判监禁一年三个月外,余均判无罪获释。
苏鹏出狱后,革命同志张榕川(学济)从江西到上海,找他商量新的斗争行动。其时清廷派钦差铁良为检阅大臣,南下检阅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省新军,张榕川在江西曾和同志廖名缙商议,认为他是革命力量的危险敌人,准备乘他南下检阅时,伺机将他暗杀。
苏鹏在制造炸药方面早具经验,为同志所推重,故特与商议,以他的行止为定。苏鹏表示同意。于是,他们两人从上海赴汉口,准备待铁良南下到武汉时,伺机行事。当时参与这一暗杀活动的,除苏、张两人外,还有王汉、胡瑛、成邦杰和孙国华。
苏鹏在汉口将炸药配备停当后,诸人分携炸药在汉口郊区荒僻处的铁路路基旁试装引火,效果良好。当他们侦知铁良已到汉口将转武昌时,就连夜雇小船,装载炸药、电线、铁锄等器具,从汉口宝庆码头驶往武昌黄鹤楼下,准备潜渡至武昌官码头,装埋炸药。
不料小船行将傍岸时,突被岸上清军巡逻兵丁察觉,厉声喝问。他们机智地回答应付过去后,迅速转舵下驶,才免遭检查,未致泄露。
一九○六年早春,苏鹏因南北奔驰,离家已三年,回家探望父母。他在家乡停留期间,曾试办小型造纸厂,企图改良家乡造纸手工业。终因缺乏化学药品,未能实现。恰好他旧日业师罗仪陆在长沙担任新办的游学预备科监督,函聘苏鹏前往协助,他遂应邀离家乡赴长。
苏鹏到长沙后,和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等密切联系,在湖南学界中起活跃作用。他到长沙后不久,突然传来陈天华在日本蹈海牺牲的噩耗,湖南学界为之震愤,集会者达二千人。苏鹏和陈天华早年同学至交,在东京和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又患难与共。湖南学界夙知苏鹏与陈天华友谊密切并勇于任事,遂推他为代表赴日迎接烈士灵柩回湘公葬。
不幸与此同时,苏鹏的舅父周叔川也病逝日本神户。周叔川原在谭人凤协助下,联络湘南和西南几省的会党领袖,准备起义。事泄,逃亡日本,与孙中山、黄兴订交。孙中山旋委周、谭为长江上游正副招讨使。周叔川正准备回国开展革命活动,不料在神户突然发病,不治去世。苏鹏早年一直在周叔川的教诲下成长,这一凶耗更给他带来沉重的哀伤。
苏鹏这次到日本时,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均已赴南洋一带活动,不在日本。宋教仁以庶务长掌同盟会一切机密。苏鹏于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在东京会见宋教仁,将湖南学运情况和此次来日任务作了汇报。随即迎护陈天华和周叔川的灵柩返国。当他到达上海时,他的留日旧友姚洪业也因抗议日清政府镇压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回国筹办中国公学又遭封建势力的阻挠,愤而投黄浦江自杀。他当即决定把姚的灵柩一起迎护回湘。
面对统治当局的高压,苏鹏护灵归到长沙后,与同盟会湖南领导成员禹之谟、谭心休、覃振、陈家鼎等商量对策,决定发动广大学界力量,打破当局的禁阻,将陈、姚葬在岳麓山,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们在天心阁召开学生大会,苏鹏也在大会上慷慨陈词。
当日参加大会的罗植乾描述会上情况说:陈烈士天华与君(指苏鹏)同邑,同学东瀛,愤时蹈海死。君护归谋葬岳麓山,大吏旧绅均尼之。君与禹之谟等开全省学生大会,谓不葬麓山不休,声泪俱下,声震屋瓦,卒得营葬。予之毅然革命自此始。自是君义侠之气,时萦于脑。
在同盟会的领导和组织下,湖南学界广大群众发动了起来,打破了湖南统治当局的禁阻,于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在长沙为陈、姚二烈士举行了盛大的公葬仪式,将烈士灵柩安葬在岳麓山云麓富之阳。群众送葬队伍手持白旗,高唱挽歌,学生身着白色制服,队伍绵亘十里以外,从长沙城中遥望岳麓山,宛如遍山缟素,军警呆立路旁,不敢干涉。这次行动成为湖南群众一次盛大的政治示威,粉碎了统治当局的禁令,打掉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反动当局遭受挫折以后,立即组织反扑,对革命运动实行血腥镇压。八月,禹之谟被捕,后被惨杀于靖州。陈、姚烈士墓被横蛮迁葬于山北坡荒草中。其时,苏鹏因护送周叔川灵柩回新化安葬,得免遭毒手,但被悬赏五百元通缉。游学预备科等学堂被封闭。他当时作《去湘吟(为葬陈天华、姚洪业两烈士,被缉走粤)》,以抒发当时心曲:
春风几度惜离别,杜宇声声啼热血。啼声唤彻剜天涯,血染千年帝子花。花开花落年年在,那忍桑田变沧海。海水横流无限波,恰是相思涕泪多。
一九○七年春,苏鹏出奔广西桂林避祸,时革命党人曾叔式在桂林任高等巡警学校监督,他应聘为该校理化教习。不久,由于广西当局内部意见龃龉,警校停办。苏在挂林时,与旧友蔡锷重逢,朝夕过从。蔡锷在桂林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兼办随营学堂。适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电请蔡锷代聘教员,蔡即函荐苏鹏往广州陆军小学,担任日文和理化教习。
苏鹏在广州任职两年,在这里继续联络革命同志,支持革命活动。那时,黄兴、谭人凤等先后发动镇南美、河日起义,他们往返过广州时,苏鹏都悉心接待供应,他这里隐然成为湖南革命党人在广州的联络站。
一九○八年冬,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亡后,全国群情浮动,局势动荡,清廷更加强对革命党人的镇压措施。广东当局也严缉革命党人。湘乡籍党人葛覃被杀,新化籍党人罗曙苍被捕,苏鹏也为当局所注目。其时,党人赵声任广州陆军小学监督,苏鹏同他肝胆相照,极为奠逆。韩国钧在广州任督练公所总办,陆小隶属他管辖。韩为人开明,知当局加害苏鹏,乃暗告赵声,要他令苏鹏请假离校。赵声乃立告苏即时请假,离开广东。
苏鹏离校前夕,陆小同仁为他治酒饯行,赵声酒酣,不禁失声痛哭道:凤初,只有你了解我!苏鹏晚年一言及赵百先的奇才壮志,及其友谊之诚笃,常唏嘘不能尽言。赵声有赠苏鹏《满江红》词一首,下半阙有云:
好男子,为人役;好身首,何须恤。看锋刃不伤,血花狼藉。对此聊堪图大嚼,伤心快意都无迹。独何来,触耳动离愁,吹箫客。
苏鹏离广州去香港,绕道上海,回故乡暂息。其后他到广东韶州办锑矿。一九一○年在广东组织宝昌锑矿公司。次年又在长沙和龙璋、曾伯兴,彭庄仲等组织百炼矿务公司。为使实业活动获得成效,他深入矿区,穷年累月,都在湘粤边境的丛山叠峰中奔走筹划。
当他在临武香花岭开采砒矿时,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来,他激动万分。这时,他正当大病初愈,无力奔赴斗争前列。这场意外的大病,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带来了极大的打击。
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秋,国民党在湖南成立支部,办议会选举。时仇鳌长湖南民政司,划全省为五选区,苏鹏任第二选区监督。他在衡阳一带大力支持发展国民党力量,在国会及省、县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票数当选。后来,苏鹏被任为湖南铜元局长。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倡议讨袁时,苏鹏立即多方密筹经费,给予支持,并为之暗中谋画,对倒袁事业有所贡献。
汤芗铭窃踞湖南都督时,企图加害于他,却一直无法抓住他什么把柄。当程潜率护国军入湘驱汤时,他星夜往迎。
一九二一年,苏鹏被选入湖南省议会,并当选为副议长,直至一九二六年。在此期间,他团结湖南政界开明人士,力图阻抑北洋军阀直接控制湘局的企图,以各种方式支持参加孙中山北伐大业的湖南军人程潜、唐生智等,对赵恒惕借联省自治以行其割据之实的活动,则予以多方劝阻。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之流所作所为,完全背叛了革命党人的救国理想。他深为失望,经过反复思考,决心退出政界。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止,终国民党统治之世,苏鹏没有再担任政府官职。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把注意力放在教育园地上,曾在上海群治大学讲过学。
后来他在新化主办青峰农业职业学校,自任校长。直到抗战末期,才把这一职务交给共产党员罗崇灏。他深入农村,调查农业生产实际情况,曾写出《研究新化社会经济问题之我见》、《论民生问题之重要》、《为救济农村经济,就防治禾麦的虫灾病害告民众书》等著作,以推动农业研究和改革。
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他坚决支持抗战到底,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毁家纾难建议。他对国民党后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措施深感失望。我和姑姑苏业经悄悄地把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书刊和《新华日报》带回家,他以如饥似渴的心情仔细阅读,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极大的敬佩和信服。在他的主持下,青峰农校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学校中有好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工作。
当国民党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横渡大江,湖南面临解放前夕,苏鹏以兴奋和欢庆的心情迎接解放。他鼓励幼子苏业成参加地下活动。当白崇禧企图阻挡解放军进军时,苏鹏密函其老友唐星,分析形势,力劝他协助程潜,促进湖南和平解放。
解放后,苏鹏曾来到上海旧游之地,当他看到解放后上海的一片崭新景象,感到他的爱国理想已全部实现,甚为感奋地说:我们以前还认为,要收回租界难于上青天。今天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扬眉吐气,帝国主义都吓跑了,黄浦江中没有横行霸道的外国军舰了,可见共产党的伟大,我死可瞑目了。
一九五○年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他坚决表示拥护。当时苏业成要参军奔赴前线,但念及父亲年事已高,有所犹豫。尽管长子去世已久,业成是他仅留的幼子。苏鹏不为私情所囿,坚决鼓励他响应党的号召,奋勇杀敌。以后,苏业成没有辜负他的嘱托,英勇捐躯,成为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