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大李宏鸣 李世农:把大半生奉献给安徽

李世农,原名王者俊,1911年11月生于河北省巨鹿县大官庄村,1929年,考入河北省邢台第四师范学校。在学校中,李世农开始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和社会科学书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0年3月,他由同学吴大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1913年,李世农因领导学潮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从此时至1934年底,李世农先后任河北省大名县团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共青团唐山市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交通员。

1934年11月,李世农从天津到上海,等候党中央给河北省委的指示。23日晚9时许,他正在房间里读书,突然听到楼梯被大皮靴踩得咚咚响。他顿时觉得不妙,可此时想脱身已经来不及了。果然,门被踢开,几个法国巡捕一拥而进,把手枪对准李世农的脑门,大吼:不准动!

他们先是进行搜身,接着又在房间里翻腾起来。李世农虽然来上海时带有一些秘密文件,但是为防止发生意外,他事前已经把这些文件藏在热水瓶外壳里,所以,尽管法国巡捕搜遍了他全身上下以及房间里的每个角落,还是一无所获,但巡捕们仍然把李世农抓走了。

李世农的被捕,是由于叛徒告密。当时,上海党的机关设在法租界,那里法国人的巡捕房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兴趣,但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

李世农被捕后,被关押在马霍路的法国巡捕房。和他关进同一号监房的,有在中央局各机关工作的博古夫人张越霞以及刘顺元、张贵卿、张世明、李国杰和高一飞等8人。他们也都是在同一天晚上被抓捕的。

第二天,李世农等被带出设在巡捕房地下室的囚房,进入张挂着红蓝白三色法国国旗的所谓“特区法庭”接受审讯。

李世农沉着机智地做好了应对准备,他事先编好了一套口供,从容地回答敌人的询问:“我叫李荣春,是一个失业青年,来上海找工作的,因为没有找到工作,暂时在上海待着。”洋法官要李世农承认是共产党,并且要他供出党内的其他同志。李世农一口咬定,敌人对他无可奈何。其他同志也都态度坚定,没有一人屈服。

洋法官们毫无办法,只好串通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叛徒陈雷到庭作证。“证人”胡乱指认正在受审的8人都是共产党员,还称李世农是徐州特委书记,过去还任过他的秘书。李世农依然严守党的机密,坚不吐实,因而遭到他们的数次毒打。

在狱中,李世农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学政治、学文化。和他同监的刘顺元是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文化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都很高。李世农就请他当老师,学背文天祥在狱中写下的《正气歌》、白居易的《长恨歌》、诸葛亮的《出师表》、苏东坡的《赤壁赋》等经典诗文,并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刘顺元和李世农囚室相邻,经常隔着板壁教起课来。

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要求引渡李世农这批人。李世农与刘顺元等8人于12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

在公安局,敌人忙不迭地对他们进行审讯。他们一上来就问李世农:有人指认你是共产党,你要是承认了而且供出你们的组织机构,我们马上放你出去,如果你想留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安排你舒适的工作。李世农始终咬紧牙关,没有泄露真实身份,也没有说出党的半点机密。

尽管敌人想了很多办法,但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敌人就对他进行威胁:“看样子你就是一个很老练的共产党,你要是不自首的话,我们就对你用酷刑。”李世农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大声地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能承认。”敌人毫无办法,只好草草收场。

第三天,李世农等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直到1935年8月才被以“危害民国罪”判了12年徒刑。他被戴上脚镣,编号“515”,关押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这个监狱直隶国民党军政部,受陆军署军法司的监督指挥,人称“天牢”,可以说是一个“魔窟”。

李世农被囚禁的地方是两排木笼式的建筑物,中间的走廊上面有两排用铁栏杆、铁丝网隔离的玻璃窗。每间木笼里是上下两层的通铺,屋角放着破旧的、臭气四溢的马桶。房顶密密麻麻的铁条上面,开着小小的天窗和气孔。被关进这样的囚房里,就像置身于四面漆黑的井底一样。

李世农和刘顺元仍被分囚在相邻牢房。当刘顺元在紧靠板壁的下铺躺下不久,就听到隔壁响起熟稔而低沉的声音:“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原来李世农正在抓紧时间背诵《正气歌》。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使原本阴森、黑暗的监狱变成了学习文化知识、锤炼政治觉悟的大学堂。

那时,国民党监狱对于共产党的政治书籍绝对查禁,政治犯要阅读报刊也是绝不允许的。李世农和难友们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从外面弄来了各类书籍,其中经改头换面后传阅的政治书有:《大众哲学》、《资本论》、《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马列著作。他还在狱中自学英语和俄语。多种形式的学习,对于提高他的政治、文化水平,保持革命情绪,坚定革命信念,起了颇大的作用。

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里,难友生病了,没有药吃;身上长了疥疮,长期治不好;生了虱子也很难消灭干净。反动狱吏还克扣犯人的囚粮,吃死人的空额,贪污死人的衣物。 狱中牢房狭小,窗户极小,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号子里,空气混浊,令人窒息。常年吃的是青菜、冬瓜、白水煮豆芽、发了霉的腌萝卜条。许多狱友得胃病、拉肚子、咳嗽吐血。

要活下去!要战胜种种残酷的折磨,争取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战斗!这成为狱中许多坚强的共产党员的共同决心与行动。在狱中,李世农和难友们紧密团结,把监狱变成了对敌斗争的特殊战场。

李世农和难友们秘密商量,决定发动一次绝食斗争。他们向狱方提出改善伙食、定期放风、及时给病人治病等3项条件,并声明不答应这些要求,便绝食到底。由于这次斗争组织得力,面广、人多、势大,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难友们的要求。后来,李世农他们又多次发动难友开展绝食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提高了难友的斗争信心,直至斗争胜利。

1937年8月,应邀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时,多次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于8月16日发布了《战时监狱服军役办法》。叶剑英根据首先出狱的赵世炎夫人夏之栩、陈赓夫人王根英和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熊天荆提供的名单,以“服军役”为名,向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点名要人。

经过反复交涉,长期被关押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政治犯从8月中旬至9月初被分批无条件释放出来。李世农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出狱的。

李世农出狱后,博古、叶剑英和李克农商量,指定有组织工作经验和了解狱中情况的黄文杰、刘顺元、王鹤寿、李世农、刘文一、钱瑛、夏之栩、方毅等组成审查组,负责出狱人员的登记、审查和接待工作。并在附近的西流湾1号租了5间平房,让审查小组的成员居住办公。这里没有床铺,大家就席地而卧,睡在地板上;被子不够,就两个人合盖一条。

这次审查干部工作应该说是中共有史以来,最集中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从1937年9月初至10月底的两个月内,有1000多名政治犯陆续出狱。审查小组的全体成员,除了对出狱人员给予登记,发零用钱给他们洗澡、看病、购买换洗衣服外,还要找他们个别谈话,请他们写出狱报告,帮助找证明人,然后提交小组集体讨论做结论,并请叶剑英签字认可。

经过前后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审查小组成员先后审查处理了1000多名干部,其中700多人经审查后认定没有问题,分批送往延安和长江中下游各省。这批干部,以后都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骨干、创建新中国的有功之臣。

转战淮南敌后

1937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重建长江中下游地区党组织的指示,李世农被派往安徽无为县,恢复和建立皖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从此以后,李世农就和安徽结下了不解之缘,把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安徽的革命事业。

李世农到无为后,先与张恺帆、桂蓬等取得联系,然后着手恢复和建立无为一带的党组织,在无为江坝乡冒新村胡家瓦屋正式成立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简称皖中工委。李世农任工委书记,桂蓬和张恺帆分别任工委委员。皖中工委工作地区包括和县、含山、舒城、庐江、无为、巢县、桐城等县,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从事恢复地方党组织和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在皖中工委的直接帮助指导下,中共无为县委重新建立并开展活动。其他各县党的组织也迅速建立起来。此间,周恩来派陈家康执行任务路过无为,传达了周恩来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李世农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在无为、庐江、舒城3县已有党组织的地方,开始建立抗日游击队。

南京、芜湖沦陷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一些散兵流落无为。李世农等人决定收容这些散兵,组织抗日武装。于是,“无为县国民自卫总队”在胡家瓦屋成立,被群众称为“胡家兵”。

不久,又建立了无为县第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无为县国民自卫分队”。这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后,被整编命名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无为二中队”,成为活跃在无为的一支影响很大、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38年4月,中共安徽省工委成立,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张劲夫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委员有喻屏、黄岩、曹云露、郑维孝等。工委隶属长江局,下辖寿县中心县委、太湖中心县委、岳西中心县委、舒城中心县委、立煌县委、凤台县委,以及霍山县工委、滁县特支、皖六专署特别支部。

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刘顺元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皖东工委成立后,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大力开展党的工作,到1939年4月,党的活动由巢县发展到含山、和县、全椒、定远、凤阳、滁县、寿县等地,半年之内发展党员800余名。

此外,皖东工委还协助新四军主力部队,组织民运工作团、队,以军队名义吸收知识青年开展民运工作;指导皖东各县民众动员委员会民众抗日团体,发动工、农、青、妇、学各界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开展统一战线活动,开办抗日骨干训练班。

期间,李世农和刘顺元到巢县,利用同马忍言(即冯宏谦,为冯玉祥的侄子、巢县县长)的统战关系,以民众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开办了青年抗日训练班,每期训练学员100余人,共举办3期。他们在学员中个别发展党员,学员结业后即派到各地,成为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9年4月下旬,中原局将皖东工委改为苏皖省委,刘顺元为书记,李世农为省委委员、组织部长。苏皖省委成立后,党的工作迅速扩展。1939年7月,以李世农为书记的中共津浦路东工委成立,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

李世农带领一部分民运干部随第五支队第八团第三营过津浦路到达嘉山、来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党建工作。在部队和民运组的配合下,路东工委先后在嘉山、天长、盱眙、六合等县,建立了县一级组织。此外,李世农还带领路东工委帮助各县做好民运工作,发动群众成立不脱产的抗日武装。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打开了路东抗战局面,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1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率徐海东和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直接领导皖东的抗日斗争。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40年1月,中原局决定撤销苏皖省委,以津浦铁路为界,分别成立津浦路东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

路东省委领导津浦铁路以东,运河以西,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李世农任津浦路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高邮县委书记。路东省委成立后,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至年底,所辖地区的县级党组织基本上都建立健全了起来。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津浦路东省委改称津浦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委员方毅、李世农、祁式潜,下辖盱眙、嘉山、天长、来安、仪征、六合、高邮、冶山县委和第一直属区委及湖西、水南工委。路东区党委积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加入党的组织。

1943年2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中共淮南苏皖边区委员会(简称“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区党委下辖路东、路西两个地委,路东地委书记先后为赵启民、陈光、李世农,路西地委书记先后为谭希林、赵启民、黄岩。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华中局、淮南区党委指示,路东地委从1943年5月开始在全区继续进行整风学习。李世农要求党员、干部除部分到华中党校、淮南区党委党校以及各级党训班、整风队进行整风学习外,领导机关要带头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改进工作作风。他本人更是严于律己,率先垂范。

1944年6月,路东军分区重新组建,罗占云任司令员,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兼任政治委员。军分区下辖来六、盱嘉、天高、东南、甘泉5个支队。

从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8月,路东地方武装在李世农和罗占云的领导下,在二师主力部队全部在路西坚持对敌斗争的情况下,积极开展攻势作战,拔除路东各县的日伪据点,3次攻入盱眙县城,扩大了根据地,缩小了敌占区。

部队也由初建时期的1000多人,逐步发展成为近万人的强大地方兵团,作战方式也从配合主力作战逐步发展到独立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坚持和巩固了路东根据地,完成了保卫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淮南区党政军机关的任务。

为适应开展反攻作战的需要,1945年8月17日淮南独立旅成立,以路东军分区机关为主组成了独立旅机关。独立旅成立后,各县的地方武装仍由路东军分区领导,分区司令员朱云谦,政委由李世农兼任。路东地方武装除积极配合主力作战以外,还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伪军和伪政权的分化瓦解、起义策反等工作。

重返淮南

1945年10月,淮南区党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兼中共华中第三军分区政委。淮南所辖路东、路西两地委分别改为中共华中第三、第四地委,李世农、黄岩分别兼任书记。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向淮南津浦路西解放区大举进犯,淮南军民迅速开展了保卫淮南解放区的斗争。但因敌强我弱,遵照华中分局的指示,淮南主力部队奉命北撤。

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1946年12月23日,华中分局决定分别成立淮南工委和淮北工委,重返淮南、淮北,恢复游击战争。1947年3月下旬,华东局作出决定,淮南工委尽快返回淮南直接领导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并任命李世农为工委书记。

同时决定成立淮南支队,杨效椿任支队司令员,李世农兼任支队政委,魏然任支队副司令员,徐速之任政治部主任,张百锷任参谋长。7月上旬,李世农、魏然率部进入淮宝,与淮南第二支队和杨效椿支队会师,合编成淮南支队。从此,淮南工委及淮南支队依托淮宝和洪泽湖,积极开展恢复了淮南解放区的斗争。

1947年8月4日,李世农、杨效椿率领淮南支队一部越过三河,西进盱(眙)凤(阳)嘉(山)地区,攻克钱家嘴、紫阳、潘村、小柳巷、石家巷等地。随后又在古沛击退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两个连及一个保安中队,收复了盱凤嘉地区。9月下旬,恢复建立了盱凤嘉县委和县政府。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决定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与淮南铁路、南抵长江、北达陇海铁路的广大区域内,成立中共江淮区党委和江淮军区。6 月4 日,江淮区党委在泗南县张塘(现属泗洪县)正式成立,李世农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江淮区党委的重点工作是积极组织全区党政军民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淮海战役。区党委成立后,积极指导各地进行土改和恢复发展生产,所属地区的生产迅速恢复,不仅群众生活得到改善,还为支援淮海战役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证。

6月初,江淮区党委决定,开办“江淮干部训练班”,对首批从苏北转移的800名县、区、乡级干部进行集训,以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6月底,为扩大干部队伍和开辟解放区做好人才准备,江淮区党委决定在原干训班的基础上创建“抗大”式“江淮公学”,校长由李世农兼任。

首任蚌埠市委书记

1948年冬,淮海战役的形势发展迅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碾庄以东,陇海铁路两侧和津浦铁路徐州、宿县、蚌埠两侧的广大地区。李世农和曹荻秋等江淮区党委负责同志,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及战局快速发展的形势,决定筹建接收蚌埠的班子。

1949年1月18日,蚌埠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曹荻秋任主任,李世农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秘书处及市政、金融、军需、工商、生产、文教、出版、铁道、公用事业、供给共10个部。同时成立蚌埠市警备司令部,李世农兼任政治委员。接着,蚌埠市委和蚌埠市人民政府也相继成立,李世农任书记,万金培任市长。不久,蚌埠宣告和平解放。

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开展了对城市的接管工作。蚌埠市军管会、市委和市政府领导机构人员,组成对城市各行各业各系统的接管班子,组织部队和地方干部学习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城市的指示和政策。这些指示和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外交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其基本精神是在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基础的同时,必须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切正当权利,尽快恢复城市的生产和正常秩序,以保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

为了统一领导安徽全省的各项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负责人研究决定成立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军区,并于2月15日上报中央备案。

省委由李世农等14名委员组成。后因华东地区急需主要领导干部负责新区城市工作,又因安徽地跨大江南北,皖南尚未解放,遂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以长江为界分别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统一领导皖北地区和皖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

1949年4月初,撤销江淮、皖西、豫皖苏3个战略单位,按解放前辖制成立皖北区党委、皖北行署和皖北军区,下辖阜阳、宿县、滁县、巢湖、六安、安庆6个专区和合肥、蚌埠、安庆3个市及淮南特区。曾希圣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李世农、黄岩任副书记。11月7日,皖北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李世农兼任主任。

倾心安徽建设

1950年10月,皖北区召开首届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了皖北区农民协会第一届委员会,李世农兼任主席。1952年1月2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李世农为12名委员之一。3月,他被调到省委工作,兼省监察委员会主任。5月,调任省委组织部部长。

李世农在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时,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格。他多次对组织部的同志说,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必须坚决做到三条:一是提拔比别的部门要慢一些;二是评工资待遇比别的部门同职务的同志要低一些;三是犯了错误比别的部门犯了同样错误的同志处理要重一点。

当时的省委组织部确实就是这样,可是大家工作起来心情却很愉快。组织部得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充分信任,这与李世农严格要求又以身作则是分不开的。有一次,召开全省各地、市、县委组织部统计干部会议,会上,有个别的同志发牢骚说统计工作位置不突出。

李世农听到这个反映后,便在做会议总结讲话时,说了一段幽默但意义很深刻的话:“怎么突出呢?工作部门和干部结构应该是科学的,符合实际需要的。

这比如一个人的手,只能长五个指头,多长一个指头,既不好看,又不方便生活和工作。多长一个指头是突出了,但不好。如果把这个指头移在鼻子尖上,那是很突出的了,可那多么难看呀!所以,干工作,尤其是干党的组织工作,不能要求突出自己的位置。大家说是不是?”至今,许多老同志还说,听李世农的报告,既受到教育与启示,又感到亲切而温暖。

1954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设立常委会,李世农为9名常委之一。1954年4月至1958年1月,他先后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职。在分管全省政法部门的领导工作期间,在逐次开展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李世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全省政法工作顺利进行,也促进了安徽社会的安定、团结。

1958年1月,李世农被错划为“右派”,下放歙县商业局饲养场劳动。不仅如此,李世农的亲属也受到了株连。李世农被划为右派后,其夫人江音也被勒令带着孩子,随李世农一起去饲养场劳动。全家不仅缺衣少食,还承担着场里最脏最累的农活。

有一年猪仔发生瘟疫,夫妇俩还被诬为放毒犯,受到残酷的批斗和体罚。尽管如此,李世农仍然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对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而且利用这一时机全面系统地研读了《毛泽东选集》1-4卷、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写下了大量的读书心得。

1962年,中央对安徽省委领导班子进行改组。6月18日,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召开地市监委书记会议,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7月11日至20日,安徽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1958年11月6日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的<关于罢免李世农同志安徽省副省长职务的决定>的决定》。

20日,中共安徽省委同时印发了省委关于李世农问题的甄别结论和中央监委的批复,为李世农等5同志恢复了党籍、名誉、职务和原级别。

“文化大革命”中,李世农再次受到冲击,受审查7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于1978年10月任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1月至1983年3月先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省委顾问。

1983年,出任中共安徽省顾问委员会(筹)主任。李世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发展安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主张,积极支持省委大胆使用中青年干部,主动要求退出省委领导岗位,提前离休,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上,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

李世农于1985年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关心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特别是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心安徽文化的研究。1985年5月29日,他倡导成立了安徽省省会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被老同志们公推为名誉会长。

1992年省关协改为省关工委后,李世农又应诸多老同志之请,担任名誉主任。1996年7月,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郑锐、欧远方等老同志请他出任顾问,他欣然同意。他还担任了黄山医科大学顾问等一些社会职务。

李世农经常提醒人们要唱国歌。他说,国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坚强不屈、百折不挠精神的最好写照,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会唱国歌、唱好国歌。他在1995年8月出席“安徽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说:“新中国刚诞生时,把抗战时的《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我国《国歌》,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唱。

昨天参加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宣布奏《国歌》,我想唱也不好唱,很不习惯。我认为放录音,不如大家唱的好。建议以后开大会时唱与奏《国歌》同时进行。

”同年11月28日,他在接受《安徽老干部》杂志社记者采访时再次说:“我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慷慨悲歌走向战场同敌人战斗的。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全过程,对于日寇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专制造成的民族危机有深切的感受。

所以,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就产生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危及我们事业的敌对势力和问题依然存在,例如腐败之风就来势很猛,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我们时刻都要有危机感,要有忧患意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国歌不仅现在要唱,今后还要继续唱,一直唱到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