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王水照 王水照谈钱钟书手稿集:学术的富矿
《钱钟书手稿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文史学界的大事。我们知道这部手稿集共有三个部分,只有外文部分没出版。现在我们是否基本能够从《中文笔记》,到前几年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窥出钱先生做学问的脉络和步骤?
王水照:《钱钟书手稿集》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第二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出版的《中文笔记》二十卷,第三部分是尚未出版的《外文笔记》,估计是钱先生为写作"西洋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吧。
钱先生在清华念的是西语系,到英国、法国去留学,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回来后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都是搞外国文学的教学,他是有志写一部西洋文学史的。如果钱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能够和西洋人对话的西洋文学史,因为他是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原著读过来的,不会是从西洋人的文学史翻译、改编的。
钱先生的外文笔记共留下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估计要编成四十卷。
《钱钟书手稿集》初步估算大概有六十三卷,这应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个人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所谓个人笔记,当然不包括像"盛宣怀档案"一类的文件,而是由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或者用键盘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以后的人估计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了。
手稿集不仅是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富矿。外文笔记我们尚未见到,从钱先生的中文著作来看,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三种著述形态,或者说治学的三个过程:
第一是《中文笔记》,这是随读随记的产物,最能反映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带有原生态的性质。
第二是《容安馆札记》,我将它定位为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因为《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经过钱先生编辑过的,共编成八百零二则,经过我们初步梳理,实际约七百九十则,里面有个别的缺码、空码。这几百则的书写格式是基本统一的,总是先记所读某部书的版本,次做总评,再选取具体作品边抄边评。
另外,许多条目之间还相互关联,在谈到某些问题时会出现"参观第几则"等情况。可见,《容安馆札记》是半成品的著作,已不是原始的读书笔记,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了一定的"反刍"而成的。
第三就是《管锥编》。《管锥编》对十部古籍进行评论阐释,里面许多内容在《容安馆札记》中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杨绛先生也曾经举过例子,比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在《容安馆札记》里读《楚辞》的笔记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两者篇幅差距很大。
这三部书,一般来说,是从《中文笔记》再加工到《容安馆札记》,然后再写定为《管锥编》正式出版的成熟著作。其中也有交叉,因《中文笔记》的时间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很长,所以《中文笔记》里也有某些段落注明是补《容安馆札记》某某则的。
两者之间时间有交叉,《中文笔记》的许多内容还写在《容安馆札记》以后。我们只是从著作形态或者说从研究过程角度来说,是先有随读随记的"笔记",再有初步加工的"札记",最后为成熟的笔记著作《管锥编》。
关于钱先生,以前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现在从已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反映出的钱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做笔记?
王水照:确实如此。《中文笔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最原始地反映钱钟书先生的读书生活。而对于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来说,读书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生活,我们阅读《中文笔记》就可以在大师的手稿中体悟他的治学之道。
钱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和他读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部分老辈学者治学的特点。我们现在来看,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当前的课题模式,先确立课题,以某种理论贯通,寻找架构,组织材料,写成著作。
一种就是某些老辈学者,像钱先生那样,是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以此为基础,随读随记,从而得出某些观点。这是两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治学方法,我们暂且不予评论好坏。
但钱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比如钱先生在《中文笔记》里抄的一部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就是抄书而成的著作。更有名的,则是顾炎武在《抄书自序》里所记其嗣祖父"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顾氏秉承此训,四方访书抄书,以求从"多见"而"识之",进而达到"知之"的问学之途,对其著成笔记名著《日知录》起到很大作用。
从钱先生的家学渊源来看,钱氏父子,志在集部之学。钱基博先生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读清人集别录》,其引言中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
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其中反映出钱先生在念书时即有笔记。钱氏家学强调读书,以目录学为导向,一本一本读下去,从而寻找研究道路。
《钱钟书手稿集》是钱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钱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钱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
怎么钱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杨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
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钱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
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钱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四十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四十多页笔记,就在他两次大手术中间,在这种身体状况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钱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除了天赋的原因,即钱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钱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
您曾说过,钱先生最喜欢《西游记》,但手稿集中《三国》、《水浒》、《红楼》都有笔记,很奇怪,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笔记。
王水照:这个原因还真不敢乱说。钱先生读《西游记》多达几十遍,《管锥编》也引及五十多处,《容安馆札记》在最后第八百则,是论《西游记》的,讲猴入马厩,可免马疫,因而孙悟空被封"弼马温"(避马瘟),但《中文笔记》中一时还未发现片言只语。
《中文笔记》由残页、大本、硬皮本、小本等组成,残页保存情况不佳,有无《西游记》材料?或者散入他处?不妨举个例子。初版《宋诗纪事补正》第十一册书端书影,原有钱先生手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词论》、《打马图经自序》、《打马赋》等文,整理者不知原委,一概阑入他的《宋诗纪事补正》。
钱先生批云:"不要,这是我自己摘录供参考的,那时候没有《李清照集》也。"说明他抄书"摘录供参考"已成习惯了。类似李清照的这些材料,按其著述体例,可以归入《中文笔记》。
您关心《西游记》,我则留意他的一首送夏承焘先生的七律。《夏承焘日记》1959年5月的记事中,有《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事关钱先生《宋诗选注》受批判、文学研究所请夏老撰文"平反"事。夏老在诗中以"是非易定且高枕"相劝慰,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阴晴不定,馀悸犹在,引起我追索钱先生原唱的兴趣,他一生是很少麻烦别人的。
《中文笔记》保留不少《槐聚诗存》以外的作品,却不见此首。凡此都说明现有的手稿集并不是钱先生手稿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