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霖之彭真 文革张霖之被污是彭真死党 不到一个月就被整死
红潮导语: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
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
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
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
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
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
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
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
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
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
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 红潮网摘编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作者:吴德/口述 朱元石等/整理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