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怎么样 唐肃宗时期 李辅国专权跋扈 为什么却安然无恙
在二元格局下的肃宗朝廷中,元帅府被置于禁中,而身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的李辅国“侍直帷幄,宣传诏命”,负责诏命文书的传达,身为元帅府行军长史的李泌“俾掌枢务。至于四言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权力被极大地加强,肃宗通过李辅国掌握文书进奏传达,通过李泌来处理政务,将韦见素等人完全排除在外。
但此时就元帅府而言,它只是二元格局下肃宗为集中权力采取的临时措施。自身的结构并不稳固,李泌与李辅国之间也矛盾重重,斗争不断。
最终当李泌受到李辅国与宰相崔圆的陷害时,李泌选择了退让,“将有不利于泌,泌惧,乞游衡山,优诏许之。”面对李辅国的陷害,李泌选择隐退,并将宫禁契钥交由李辅国掌管。这一选择破坏肃宗建立的元帅府行政结构,随着李泌的隐退,身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的李辅国也必将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从后来李辅国的表现中我们可知,原本李泌掌握的职责也被李辅国继承。此时已经收复长安之后,李辅国仍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于银台门决事,执掌似由原来的“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变成了负责行政决策、司法监察与专掌禁军,权力被极大地扩张。
但这种权力并不是凭空产生,在收复长安之前,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的职掌便是“俾掌枢务,至于四言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李泌去职之后,从“百官奏事,因辅国上决”来看李辅国是将元帅府行军长史的权力继承下来了,并进一步扩张到了司法监察等方面。
大理寺、御史台决事,李辅国文牒一到,便不问轻重,一律释放。并且随时带禁中符印出去,有敕自行画押,权势已不仅仅限于行政决策了。但李辅国的飞扬跋扈激起了李岘的不满,他向肃宗建言李辅国专权,使得辅国被迫让“行军司马”一职。由此李辅国的权势似依托通过“行军司马”一职可以制敕押署,决百官事。当他受到肃宗打压时,也是通过让“行军司马”来保全自己。
在古代王朝政治人物的权力并不来自于职位,而是来自于政治人物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李辅国也同样如此。元帅府行军司马在设置之初,只是“侍直帷幄,宣传诏命”,但在收复长安后,二元格局随着玄宗返回长安而被打破,政治形势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就元帅府自身结构而言,原本的临时决策中心“元帅府”中,行军长史李泌已经离去,重要僚佐只剩下行军司马李辅国,似乎已没有存在必要,但肃宗并没有将元帅府废除,反而对行军司马李辅国进一步重用,究其原因,便是出于制衡宰相的需要。终肃宗一朝,肃宗对宰相极为提防与警惕,这与肃宗早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唐玄宗时期,肃宗身为太子,屡屡被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陷害。因此即位之后,屡次表达了对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痛恨。肃宗恨不能发李林甫冢,对其挫骨扬灰,说明了他对于李林甫的痛恨。有李林甫,杨国忠之鉴,可以看出肃宗对于权相有很深的忌惮。
而肃宗朝几次罢相也与怀疑宰相专权有关。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七马坊押衙案,直接导致宰相李岘罢相。面对李岘的建言,肃宗直接怒斥李岘专权,此次事件直接导致李岘罢相,贬斥为蜀州刺史。司马光提及此事有“上以为朋党”的评语,说明肃宗对宰相专权的问题是十分敏感的。
陈磊先生通过肃宗朝宰相进行统计后,认为肃宗朝宰相任期大多较短,肃宗对可能出现的宰相专权现象是严加防范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亲信的李辅国必然要被肃宗抬到前台,作为制衡宰相,防止宰相专权的手段。而“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侍直帷幄,宣传诏命,沟通内外的职掌自然不会因二元格局的结束而废除,它反而会随着对李辅国的重要,变得更为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肃宗用于平衡、打压宰相的李辅国,对“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上的所作所为就会变得有迹可循。史称“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
其中携带禁中符印本来便是李辅国身为行军司马的本职,并不是不可以理解。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只是之前李泌为行军长史“俾掌枢务,至于四言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职责的延伸。只是由于李泌去职,原本元帅府脆弱的结构是由李辅国宣传诏命,掌握文书,李泌参与决事变为现在李辅国掌宣传诏命,决事为一体。
因此面对朝臣对李辅国的飞扬跋扈行为的不满,肃宗却能泰然处之。李辅国的行为虽然出格,但并未离开之前“元帅府”决策的范围,他只是将李泌的职责继承并进一步延伸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