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陆川
一个是凭借《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一部部激荡心灵的作品被冠以“反腐作家”称谓的著名作家,一个是在经历过心灵和肉体的历练拍出了震撼人心的电影《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后声言“用电影和社会说话”的中国第六代著名导演。陆天明和陆川,一对用作品代言社会和人生的父子。
陆家的老少爷儿们
陆天明,著名作家,生于1943年。十二岁第一次发表作品,十四岁去安徽当“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十八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年底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20世纪 80年代初随团并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专职编剧。凭借《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被誉为“反腐作家”。主要小说作品还有《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黑雀群》等。
陆川,第六代导演,生于1970年。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1998年6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电影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8月到中国电影集团艺术创作中心任导演,2001年签约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成立陆川工作室。主要电影作品有:《寻枪》《可可西里》《黑洞》。
他们是一对父子。陆天明是父亲,陆川是儿子。
陆川最初对父亲是作家并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父亲晚上老不睡觉,总是趴在桌子上写字,不停地写,却又不知道在写些什么。直到有一天,陆川上厕所的时候,随手抓起一本杂志看,被里面的小说迷住了,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家里的事,忍不住翻回前面看作者名,赫然是父亲的大名:陆天明。顿时,小小的一颗心,涌满骄傲。别人总这样介绍他:这是陆天明的儿子!陆川听得扬扬得意。
倏忽之间,沧海桑田,当初的愣头青小子长大了,轰动的作品一部又一部,光芒四射。著作等身的父亲,也难免逊色。介绍陆天明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这样说了:这是陆川的父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陆天明一边感慨,一边又欣欣然。
老愤青的激情岁月
生于昆明长于上海的陆天明,十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兄妹几人艰难度日。
那是一个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年代,中国的粮食严重短缺,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垦荒,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1958年,年仅十四岁的陆天明放弃继续读高中的机会,抛弃了上海市户口,报名到安徽黄山做农民。因为年龄太小,为了能报上名,他还把户口本上的岁数加大了两岁。
十五岁的时候,陆天明开始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小山村里做教师,教五年级六年级的历史、地理和语文。班里的学生有一半都比陆天明岁数大。十五六岁正是能吃的时候,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一碗没菜没油的稀饭开始上课,讲完一天的课后,晚上再吃一碗这样的稀饭,便和其他老师平躺在床上不敢动了,一动就饿。
这时候大家开始“精神会餐”,你说说你们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我讲讲我们家乡有什么好吃的,我妈妈会做什么好吃的,你妈妈会做什么好吃的,“话”饼充饥,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陆天明在这里待了三年,饿得皮包骨头,身体也垮了。后来同宿舍的一个男老师又给陆天明传染上了肺结核,先是发热,后来开始咳嗽,最后竟然不停地吐血。于是,陆天明被送回上海养病。在上海,他为了治肺结核,大冬天坚持洗冷水澡,又吃了半年的药,病居然好了。
养病的三年时间里,陆天明一直在街道团委搞共青团工作,并当上了副书记。这时候的他,再一次有了上海市户口,还有了正式编制,很快就能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了。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没想到陆天明在动员大家的时候,自己也提出了下乡的申请。整个上海有三万知识青年报名,最后只批了一万名,其中包括陆天明。这一万名上海知青每个人都写了血书,盖了血手印,主动要求到新疆最艰苦的农场去。
家长们自然都舍不得自己的子女跑到五千多公里之外的新疆去受苦,百般阻挠,有的家长甚至把女孩子的头发剪成阴阳头,为的是不让她们出门去报名。那时候,陆天明不但有母亲的劝阻,就连单位的领导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两次劝他留下。但此时的陆天明,豪情万丈,又一次把户口迁出上海,做好了在新疆扎根一辈子的准备。
出发的时候,月台上送行的家属,黑压压一片。每个知青都憋着没有哭,微笑着告别上海告别父母。等到火车开出站台看不见家长之后,车厢里顿时哭成一片。在这些知识青年当中,陆天明年龄最大,而且还是中队长,他还要照顾同伴们。自己哭了一会儿后,马上擦干眼泪,开始做大家的工作。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他安慰大家五天五夜,一下车,他的嗓子都哑了。
新疆的生活非常苦,多年以后陆天明仍忘不了在酷烈的骄阳下割麦子的经历:新疆的麦子里混有骆驼刺,像细小的钢针,割麦子时用手抓麦子,一抓就是一手血。陆天明和同伴们咬着牙,拼命地干,一天下来整个巴掌都血肉模糊了。
但最苦的还不是劳动,而是吃不好。陆天明他们每天吃的基本上都是粗粮,主要就是棒子面。当时,每一个连队有几百号人,大家一个月吃的棒子面都放在一个多半人高的大木桶里。棒子面水分大,这么多放在一起,往往过不了几天便“捂”了,所以一个月倒有大半个月吃的都是这种“捂”了的棒子面粉做成的苞谷馍馍。这种馍吃起来又苦又硬,这群在上海天天吃白米白面的知青难以下咽,苦不堪言。
好在除了吃这些,每个人每个月还能发几张白面票,可以吃四个白面馒头。这四个白面馒头在当时恐怕是最有诱惑力的美味了,大家只要一听说哪一天的中午要吃白面馒头了,那么这一天的整个上午就别想专心做别的事了,所有心思全都跑到中午那顿白面馒头上了。
拿到白面馒头后,根本不需要菜和汤,只要把那白面馒头往嘴边一放,那又香又软的白面馒头自个儿就往肚子里滑,真是太好吃了!当时的男女青年谈恋爱,送金送银送钻石都不珍贵,最珍贵的就是送这白面票。
后来,陆天明遇到了陆川的妈妈,每个月就把这珍贵的白面票省下来,偷偷地送给她。正是凭着这几张白面票,陆天明“骗”到了一个媳妇。在这个唐僧取经遇到火焰山的地方,陆天明艰苦但又顺利地成家立业了。
打着喷嚏出生的孩子
1970年2月8日,大雪,当时正在农场场部机关工作的陆天明,收获了他人生的第一部得意作品——陆川出生了。
陆川是早上出生的,前一天晚上的半夜,陆天明才急忙忙地把肚子开始阵痛的妻子送进简陋的场部卫生队。没有来得及生火,没有氧气,没有任何抢救设备,在冰冷的屋子里,陆川生了下来。别的小孩一生下来都是哭,陆川却一生下来就打喷嚏,小家伙感冒了。
陆天明借了一辆拉羊粪的架子车,上面铺了一条棉被,陆川的妈妈抱着陆川坐在车上,身上盖着陆天明的军用皮大衣,在刚生产完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拉回了家。
陆天明记得很清楚,陆川的妈妈坐月子的时候,总共吃了五十个鸡蛋、四个猪蹄和两只母鸡。五十个鸡蛋是农场法定的,每个坐月子的女人都有。这四个猪蹄和两只母鸡却是陆天明献血换来的。当时,在农场路口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有二十八个坐车的学生受伤了,在卫生队抢救。
农场号召大家为他们献血,每个献血的人可以有四个猪蹄、两只鸡。陆天明一听说便立马跑去献血了,这些献血后补养的东西,正好给陆川的妈妈坐月子,陆天明只喝到两口汤。
1973年,为了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周年,全国掀起了工农兵业余作者搞创作的热潮。陆天明的话剧《扬帆万里》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这部“文革”期间最早的知青题材作品,写的就是扎根边疆的故事。《扬帆万里》很快被专家选中,作为新疆唯一的一部话剧参加全国会演。全国许多话剧团都表演了《扬帆万里》,不少演员都被感动得哭了,里面的许多台词也成为知青们的座右铭。陆天明一下子火了,他的机遇也随之而来。
《扬帆万里》的轰动,引起了中央广播文工团的关注,他们决定把陆天明调到北京去。能去首都北京,这在当时可真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好事,但陆天明却有些“不识抬举”,他竟然又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让他回去考虑一个星期,此时的他,倒有些担心离开基层后,自己没有生活基础,写作不能继续下去;第二,如果他决定去文工团,还要再给他另外三个进京指标来安排他的家人(此时,陆川的妈妈已经怀上了陆川的弟弟陆丁)。
当时,一个北京户口可谓是黄金万两,还不到三十岁的陆天明一张口就要四个指标来换他一个人,可以说是非常狂妄了。但这也确实是不得已,因为当时有许多老同志,只因没有一起调走,便从此两地分居,长达二十多年的都有。陆天明是宁愿全家一起在新疆也不愿单独一个人去北京的。没想到文工团研究了一番后,竟然答应了。
这一次不仅是陆天明的机遇,也成了全家人的机遇。此时还穿着开裆裤的小陆川,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进京机会,现在也未必会成长为拍出《寻枪》和《可可西里》的著名导演了。有时候陆天明会开玩笑地说:妻子也好,陆川也好,陆丁也好,他们要跟我较真的话,我就说,你看我当年花那么大的决心,宁可自己不去北京也要把你们带进去,你们现在要给我老实一点儿。
到北京后,陆天明的日子非但没有好过,反倒比新疆更难了。在新疆的时候,陆天明的工资是五十多元钱,到了北京,变成了三十多元,和妻子的三十多元加起来,一共是七十二元。而陆川的日托费每个月是十四元;陆丁才几个月,必须有一个保姆带着,每个月二十五元;陆丁还要吃奶和糖……光两个孩子每个月至少得用掉五十元以上。
余下的二十元左右还要交房租、水费、电费,有时还要买些书,给孩子买衣服,等等,所以那一段时间陆家非常艰苦,过年还要靠组织上救济。在北京过的第一个春节,全家总共花了五元钱,买了半斤水果糖让孩子们乐和乐和;买了两毛钱肉末,也算开了荤了。
那时候,陆天明因为要努力地写稿子,所以成了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比如说,家里有四个鸡蛋的话,就一人一个;如果有三个鸡蛋,陆川、陆丁和陆天明一人一个,陆川的妈妈就没有了;如果有两个鸡蛋,有一个是陆天明的,另一个是陆丁的,陆川大一些,也没有了。如果只有一个鸡蛋,那便是陆天明的了。
那段日子虽然生活很苦,却是陆天明创作特别旺盛的时期。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学追求,决定转变文学道路,不再为别人写作,而是要让写作直指自己的内心。他说,他用了十年拐这个弯,拐不了这个弯就要被淘汰。这种改变,对陆天明,对陆川,对整个一家人来说都是很有风险的一个举动,改得好则罢,改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可能就会急转直下。
陆天明用了三年时间写成了三十多万字的《泥日》,前后改了四稿,最后在《收获》杂志上连续两期正刊全文发表了,这种新颖的艺术探索形式一出现,便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泥日》发表不久,王蒙曾找陆天明“兴师问罪”:“天明,你得给我道歉!
”见陆天明有些吃惊,王蒙便笑道:“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看你的《泥日》,我的夫人跟我说任何话我都不理。为了你的《泥日》我得罪了我的夫人,你必须向我道歉。”可见《泥日》当时是一部多么吸引人的作品。
之后,陆天明又沿着自己文学探索的道路写出了《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可能是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吧,陆川十六岁以后,开始喜欢文学,尤其是看了电影《红高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之后,更是下定决心要报考电影学院。
1989年的时候,电影学院还没有导演系,而且电影学院当时还有一个规定,要有专业文艺团体推荐才能报考电影学院。陆川找到父亲,希望他能帮自己。但陆天明并不支持儿子报考电影学院,他认为高中毕业就考导演系,只不过学些电影ABC之类的东西,没有一点生活感受,不但不可能拍出什么好电影,还会在电影学院里学一身自高自大的毛病。
但陆天明并没有直接拒绝儿子。他把导演杨阳找到家里考儿子,决定让他知难而退。当时杨阳也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让陆川先表演一个小品给她看看。
陆川在高中时基本上很少和女孩说话,看见女孩就紧张,加上此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小品,顿时手足无措,脸红到了脖子,在那里傻了半天。陆天明的“阴谋”得逞,报考电影学院的事被否决了。陆天明亲自为儿子填了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志愿,最后被录取了。
奔走在电影梦的路上
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陆川并没有放弃电影梦想,在学校里每年都要鼓捣出几台戏。其中的几个小品和戏,至今仍被校友们津津乐道。
大学毕业后,陆川进入国防科工委做了一名翻译。有事没事,陆川总骑个车从电影学院门口经过。这里于他,一直是个神圣的地方,他总梦想着,哪一天一不小心遇到个伯乐,就发现了自己这匹千里马。
有一天,陆川正好有事路过电影学院,见看门的没有拦他,便径直走了进去。校园其实很小,很快便转完了。正要离开的时候,陆川忽然在海报栏里发现了一张导演系招收研究生的招生简章。报考导演系研究生的资格除了本科应届毕业生外,本科毕业后在国家的单位里工作过两年的往届生也可以。这时候的陆川已经工作一年了,他想,明年报正好,自己还可以有一年的学习时间。电影梦想,在这一刻,再次跳了出来。
说干就干,陆川接下来开始买书准备复习。他跑到书店,凡是有电影字样的书他都买,并经人介绍认识了电影学院的一个老师,在老师的指点下,知道了怎么复习,怎么写影评,怎么分析电影。经过一年的准备,陆川信心百倍地走进了考场。
在陆川准备考试的整个过程中,陆天明始终保持沉默,既不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更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他“铺路架桥”。
当时陆天明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主任,偶尔见到了陆川的名字,便打电话给陆天明,说,你儿子考我这个导演系,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陆天明说:“我儿子要行需要打电话吗?要不行你能照顾吗?”当时导演系是几十个考官考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行就是托院长也照顾不了。陆天明觉得搞艺术是任何人都帮不了的,必须自己闯,成就成,不成就老老实实干别的。
陆川很争气,初试通过了,两次面试也通过了,他一路过关斩将,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脱颖而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高分走进电影学院的陆川并没有一帆风顺。电影学院毕业后,他又坐了两年多的冷板凳。当时,他被分到北影厂当导演,但北影厂当时的导演有七十多个,一年的戏却只有十几部,大部分导演都没有戏可拍。陆川看到自己的同学都开始拍片了,拍电影的拍电视剧的都有,只有自己还天天趴在那里写东西,快被人遗忘了,不由绝望到了极点,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废了。
陆天明看到陆川的状态,便教育他要先从小事做起,给别人做副导演。但陆川总觉得副导演好像只是个打杂的,自己的很多想法根本用不上,所以只做了一次副导演,第二次,因一次车祸,借着养伤的机会,中途就开溜了。
因为想拍戏,陆川经常骑着车拿着剧本四处给人发着看,希望有人能相中自己的剧本,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好在《秦腔》这个剧本最后终于被人看上了,拍了出来,竟在业内赢得了特别好的口碑,观众也特别喜欢。
当陆天明坐在电影院里看这部戏的时候,那感觉就像三十多年前,听到陆川刚出生时,那第一声哭和第一声喷嚏一样,满怀作为一个父亲的惊喜和骄傲。但这种感觉,陆天明却从来不和陆川说,怕他找不着北。陆天明很少在陆川面前夸他。
接下来是《寻枪》。《寻枪》的剧本改编自广西作家凡一平的小说《寻枪记》,陆川写得很顺利,第一稿大概十天就写完了,自己先被感动得涕泪横流,基本上打几个字就要擦一下眼泪。剧本完成后,陆川四处找人支持,人也累瘦了。
当时陆川在北影的工资是每个月三百元,根本不够他的开销,生活上基本都靠以前当翻译时的那点积蓄。但陆天明并没有怜悯他,他告诉陆川,比拍电影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走出和走好人生的第一步,许多年轻人都是垮在这个关口上的,他相信陆川会挺过去。
后来,陆川托人联系上了姜文,把剧本送给他看。大概过了十来天,姜文打电话说他看了十几页觉得非常好。又过了一个多月,姜文约他见面,并表示自己很愿意演。有了姜文的加盟,投资方找起来就容易了一些。最后,找到了华谊兄弟电影公司的老板王中军。王中军觉得有姜文,电影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但他对籍籍无名的陆川却毫无了解,不过他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
最后,《寻枪》不负众望,取得了巨大成功。导演陆川也被推到了人前,受到广泛关注。陆天明看过影片也很激动,但他还是很冷静地告诉陆川:最重要的,是看他的下一部作品,如果仍然取得成功的话,他才算真正在电影界有了一定的位置。
《寻枪》之后,陆川开始着手《可可西里》的剧本和拍摄。
上阵父子兵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西北部,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的无人区,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最后的栖息地。自1984年以来,大量的盗猎者进入可可西里,大肆捕杀藏羚羊,剥皮牟取暴利。陆川的《可可西里》剧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一百二十多天的拍摄生活。
这一次,陆川采用了全新的手法。在这部影片里,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镜头和任何熟悉的面孔,百分之八十的演员都是非专业的。为了拍摄得真实,陆川带着摄制组来到平均海拔四千七百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实地拍摄。高原严重缺氧,别说拍戏,就是坐着不动都会心口疼。有的人终于忍受不住临阵退缩了,但更多的人仍陪着陆川坚持了下来。
2003年10月23日,影片的哥伦比亚投资方的一个管理人员、与陆川长期合作的美国朋友葛路明来探班的路上遇到车祸身亡,他的死让陆川对生命的理解有了新的变化,对影片也有了更新的灵感。陆川不断地修改剧本,重新创作,尽管当时影片已经完成了一半,他还是把后面的部分重写了,抛开当初那个商业化的剧本,完全把他们在可可西里的真实感受记录了下来。
所以一直以来,陆川都认为,《可可西里》这部电影是从葛路明离开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在可可西里,陆川遭遇到了他人生最艰苦的磨炼,很多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快要走不下去了,甚至快要死了;有时候,他看着那帮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而拼命的兄弟们,会突然迷惑,不敢肯定这样做是否值得,有时候还会特别害怕剧组里的人受不了会全部离开他。
天灾人祸不断,拍摄因为天气原因,也一度停止,几乎每天的计划都完成不了。有一次,陆川和美术师在选景时,汽车陷进了沼泽中,想尽办法都出不来。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到了晚上他们还不能走,夜晚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天气会把他们活活冻死。最后,他们步行了十几个小时去求救,没想到在戈壁滩上,居然发现了一个太阳能的IC电话亭。他们一遍一遍地拨着电话,终于在太阳下山之前,拨通了电话,找来了救兵。
在拍摄的过程中,剧组里所有的人都患上了高原病,陆川自己也一直掉头发,最后几乎成了秃头,不得已整天戴着个帽子。刚三十岁出头的他还被折腾出了心脏病。拍到最后,陆川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带着摄制组所有成员安全地走出可可西里。
最后,原定八十天的拍摄计划,超出了四十天,共用了一百二十天的时间,终于杀青了。从可可西里归来,中国影坛又多了一条汉子。
2004年,《可可西里》横空出世,陆川第一次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忍不住号啕大哭。陆川把电影票送给陆天明和母亲及弟弟,自己却不敢陪在他们旁边。父亲看的时候,他紧张地在门外转悠,直到影片结束。看完片子,陆天明对陆川说:“别管别人说什么,怎么说,小子,你肯定行了。”
这一年,好运气向陆川劈头盖脸地打来,打得他心花怒放!《可可西里》在全球拿了四十多个奖!而且创下了不俗的电影票房。这个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毛头小伙儿,仅凭《寻枪》和《可可西里》两部影片,就在电影江湖中扬名立万。
2009年4月22日,陆川编剧并执导的第三部电影作品《南京!南京!》公映,再次震撼海内外。其独特的人文视角,犀利的影像语言,引发了中国思想界激烈的辩论和反思,也把陆川推向中国当下最具思想力最具影响力的作者型导演的巅峰。
影片上映一年多的时间,《南京!南京!》就先后获得第五十七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最佳电影金贝壳奖、第三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第四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导演奖等十几个国际大奖。并在美国击败强劲对手——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获得洛杉矶影评人协会颁发的最佳外语片大奖。这部作品成为陆川事业的一个新高峰,也使他成为国内国际影坛的骄子。
而已经年逾古稀的陆天明,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连续不断地写出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作品,作品写一部火一部,拍成电视剧,演一部火一部。
有记者采访陆氏父子时问:老爸是编剧,儿子是导演,在一起合作应该非常容易,可为何迟迟没有实现呢?陆天明坦言,他们不想随意的合作,拍一部电视剧或者电影,再借用“父子”这个热点来进行炒作,然后捞钱,这样会对不起观众。
“陆川不断地在拍戏,而我的新作品也不断面世,但我们的合作,需要一个结合点。”陆天明表示,他和陆川是两代人,不论是审美还是世界观都有很大的差距和代沟。他不想在合作中用老子的权威让儿子妥协,也不愿意完全听从于儿子,所以,两个人的合作需要碰撞擦出火花才行。
陆天明说,希望观众耐心等待,他们正在努力地寻找这个结合点,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到时候一定会带给观众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