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吴淞镇】颜福庆:中国西医学界泰斗
颜福庆教授是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他是中国西医学界泰斗,颜福庆教授潜心医学,行医七十载,办医院为的是治病救人;办医学院为的是培养治病救人的医生。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他倾其毕生精力,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医学现代化鞠躬尽瘁。他集爱国、进取、创新的精神于一身,正谊明道,名垂千古,当之而无愧。
颜福庆教授,字克卿,祖籍福建厦门,是我国着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专家。1882年7月28日生于上海一基督教牧师之家,幼年丧父,母亲多病,少年时代便立志学医,悬壶济世。七岁时寄养于伯父颜永京(原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家,受其资助,先后就读于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书院医学院。
1903年毕业,在上海同仁医院当医生。1904年去南非“兰德金矿”当矿医。1906年去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继续读书,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同年,去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一个学期,获热带病学学位证书,年末回国。1910年受聘为长沙雅礼医院外科医生。1911年为防东北鼠疫蔓延,他在京汉铁路沿线指导开展防治工作。当年10月武昌起义,为救治伤员,长沙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湖南分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并兼任红十字医院院长。
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建立,颜福庆任校长,直至1927年(1925年改为湘雅医学院)。在此期间,1915年他被推举为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1916年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一年。
1927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同年,创办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几经改名,1928年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他任院长。
1932年该医学院首任院长。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侵犯上海,他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主席,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并向世人控拆日军暴行。1938年~1939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署长。1940年因患溃疡,辞职赴美医治,年末回到香港。
1942年他返回上海,担任国立上海医学院沪院教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立上海医学院渝院从重庆迁回上海,他继续担任该院公共卫生学教授,直到解放。1949年任上海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卧病不起,1970年11月29日病逝上海,享年八十八岁。
颜福庆教授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国外读书期间,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医学的启发,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医学,必须要有高水平的医学院。这促使他决心为改变中国医药落后面貌而奋斗终生。回国后,1914年在湖南长沙,他以博爱、献身的精神,创建一所以医学为主的地区教学机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以西方高水平的医学院的目标,针对国内医药卫生落后状况之需要,从管理体制、课程设置、延聘优秀师资、严格选拔学生等各方面着手,对内争取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之支持,对外密切保持与教会基金会、医学界之合作,经费来自海外募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艰难创业十一载,工作蒸蒸日上,为国家培育出大批优秀医学人才。1925年,他与美国医生何美博士合作,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之基础上,创建了我国中南地区第一所学院,即湘雅医学院,与北京的协和医学院遥相呼应。
1956年1月,毛主席接见并宴请颜福庆教授
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呼声,在医学教育界,特别是由外国医学专家管理,主持医、教、研的我国医学最高学府、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极为高涨。
为保证协和的办学理念——纪律严明、学术高标准、为人群服务——不受冲击。董事会决定将学校逐步移交给中国人。颜福庆临危受命,接受学院副院长的委任,同时担任医学院教授会成员、执行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委员。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中国人,在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上是转折性的事件。
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对高等教育实行“大学区制”。江苏省率先试行,将原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等九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下设九个学院,其中医学院、商学院设于上海。颜福庆被委任为医学院院长。大学几度改名,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也随之定名为中央大学医学院。
颜福庆教授身居医学界高位,但从不追名逐利。他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国人独立自主,创建自己国家的医学事业。作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正是适得其所,他立即全身心投入,施展才干,完成抱负。他筹划建成一个包括高水平的医学院、齐全的临床教学医院、农村公共卫生实验社区三者合一的医学中心。医学院承接了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标本,基本科设在吴淞镇前国立政法学院旧址。
颜福庆教授向湘雅昔日的同事、学生和协和、圣约翰等医务界结交的朋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由于颜福庆教授的到来,中央大学医学院像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中国优秀人才担任师资。学生的来源则选拔素质好的各校医预科或插班生。
基于科设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生理、药理、细菌、寄生虫、卫生学八个学科。在他的领导下,热情高涨的教师们倾其所能教学,因陋就简、亲手制作标本、吹制实验用的玻璃器皿,甚至到野外新手捕捉实验用的动物;逐步添置仪器设备,为学生提供了高水平的医学基础学科的教学和实验。
临床教学则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租用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医学院的第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花柳科、生殖及尿道、X光共十科。该院收归国有后,颜福庆亲任医院院长。他制订了“病人至上”的彻底人道主义的院训,建立专任医师制度和二十四小时住院医师制度,聘任享誉全国的德艺双馨、年富力强的医学专家,分任各科主任,致使学生得到严格、高质量的临床培养和训练。
兴办高质量医学院,师资、设备、基地一样不可缺少。当时作为教学医院的红十字总院规模过小,满足不了临床教学需要。他决定为医学院筹办一所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医院。为达目的,他还开始了艰难的征集土地、筹募基金工作。
由于颜福庆教授广延名师,增添设备,积极加强教学医院建设,医学院学风严谨,钻研创新,成绩卓着,师生热情高涨,校誉日隆。在短短的几年中,培养出一批得到国内外公认的高水平医学人才,使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与北方的协和、中南的湘雅鼎足而三,成为堪与欧美一流医学院媲美之医学院。
1932年7月,国民政府批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独立建校,更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此后七十余年,校名几经更新,颜福庆教授所倡导之办学思想和校风仍得以绵延,并得到发扬光大。
颜福庆教授的医学教育理念可归结如下:
爱国自信,立足国人,洋为中用。
以“为人群服务”为办学宗旨。他请蔡元培先生所写的校歌中写道:“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其办学原则是:不贪污、不开业、不徇私,以“正谊明道”为校训(取汉朝董仲舒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意)。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受其感召,不少国内医学界精英,如药理学专家朱恒璧、内科专家乐文照、医院管理专家赵运文、热带病学专家应元岳、公共卫生专家张维、病毒学专家汤非凡等均先后在学院任教,培养出林兆耆、张孝骞、高镜朗、苏德隆、徐丰彦、杨国亮等领军人物,其他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颜福庆教授把医学为人群服务落在实处,救人民之所急,他身先士卒。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事关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学的重视,极力发展预防医学。在医学院校设卫生科,亲自讲授公共卫生学,他的卫生学教学宗旨是:医学应绝对社会化、科学化、经济化;要使医学生有明确的社会观念与强烈的民族意识;把增进民众的健康,预防疾病、普通治疗与卫生教育并重;要求医学生具有到农村的实践精神。
他与上海市政府卫生局达成合作协议,于1929年在吴淞建立在吴淞卫生模范区。
调动得力的教师参与,实行医教研三结合,将卫生工作深入到居民、工厂、中小学校,进行人口各项数据的收集、疾病和环境卫生调查、改善公厕、接种牛痘、为小学生进行体检、培训基层卫生人员以及各项卫生宣传工作。每个医学生必须像对临床各科一样,到卫生实验区轮转实习。经过几年的努力,模范区的卫生状况大大改善,成为国内各地的样板。
他认为只有改善工农和广大居民的卫生状况,国家才能富强。早在1904年,他即远赴南非,当矿工医生,当矿工治病;1910年回国,即在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生,曾为杨开慧烈士看过病,免除其医疗费。1950年毛主席宴请颜福庆教授时曾提及多年前的往事。
还在湘雅医学院任职时,他曾多次到萍乡煤矿,深入一百五十米下的煤矿竖井,了解矿工井下之恶劣环境、疾病的易感染情况,又到地面调查矿工的生活环境,包括供水系统、厕所、浴室等,追踪疾病的感染源,提出改善措施。他写的《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的控制》两篇论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工业卫生史上开拓性的杰作。
当北伐战争中一万余名伤兵齐聚武汉急需救护时,他响应宋庆龄等人的呼吁,率领一支由四十四位中外医生混合组成之红十字会医疗队,从上海直奔武汉、郴州、九江抢救伤员;组织基地医院,预防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流行;开展卫生宣传。
榜样的力量胜于说教,在他的影响下,医学院的师生多次组织救灾医疗队,赶赴洪水泛滥的湖北、安徽等灾区,遏制伤寒、痢疾、霍乱的流行,救治生病的灾民;到血吸虫病猖獗的地区,进行防治工作。他们学以致用,履行了医生的天职。
颜福庆教授潜心医学,行医七十载,办医院为的是治病救人;办医学院为的是培养治病救人的医生。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他倾其毕生精力,为我国医学教育事业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医学现代化鞠躬尽瘁。他集爱国、进取、创新的精神于一身,正谊明道,名垂千古,当之而无愧。(中国医学家)
(作者:李金钟(特邀)颜志渊。颜志渊为徐汇区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系颜福庆先生长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