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吕思勉读后感】吕思勉先生: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

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

”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

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推测了。

八里桥之战

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

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

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

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

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

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

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

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的,长方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

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而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

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的。

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综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

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柢,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分之一;历史的所载,又奚啻新闻纸的及万万分之一;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又何从谈起呢?且慢,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占如何一种位置?人家如何应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

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岂不不由于已往的记忆?然而我们已往的事,我们亦何尝能尽记?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只要记得其“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会亦何独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

文章来源:

《吕思勉史学四种》,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简介

吕思勉

吕思勉(1884.2.27—1957.10.9),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代表作品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