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的子女简介】钱永刚:父亲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几个故事
前一段时间,钱永刚教授做客央视《谢謝了我的家》节目,讲述了作为一代科学大师的父亲钱学森家风家教的感人故事。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父亲曾经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父亲1955年10月份,带着全家回国,落户北京。第二年6月份,他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第一次出国到苏联访问。他去了一个月,到苏联的大学、研究机构参观并发表讲演,还应苏联科技工作者的邀请,专门介绍美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回国时,给他的讲演费、咨询费,装在一个信袋里,厚厚的数量不少,反映那个时候苏联人对这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的肯定。然而,父亲从苏联回国以后,把这笔钱全部捐给了国家,捐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二个故事:1957年1月份,我父亲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一等奖,奖金是一万块钱,那个时候一万块钱就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我父亲拿到这个钱,立刻就购买了当时国家发行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公债。五年过去了,到1961年年底,公债到期连本带息共11500块钱。
我父亲拿到了以后,马上捐给了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让大学去买需要的教学设备。有意思的是这笔钱居然马上就派上了用场:1961年的新学期我父亲开设火箭技术概论课,他对听课同学的要求是,凡是上课的人,每个人必须要准备一把计算尺。
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吃惊地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听课同学因为家境不富裕,买不起计算尺,从而造成做作业的时间偏长。他让学校用部分捐款买了一百多把计算尺,给买不起计算尺的同学一人—把。
系里的工作人员去附近文具店买计算尺,当时最便宜的计算尺的价钱就是—位同学一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百多把。结果发下去以后,还有几十个没有。我父亲听说了,把买计算尺的工作人员批评一顿: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足额购买?那个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最便宜的这档计算尺都买来了。
我父亲说:那就再买稍微贵一点的,一定要尽陕买够。这样使得每一位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人都有了—把计算尺。
第三个故事:1962年,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干部共渡难关,就提出了号召广大干部减工资。我父亲当时工作关系虽然在国防部五院,但是他的工资关系在科学院。有些科学家心里不太愿意减,这个事就僵在这儿了。
我父亲无意当中听说科学院正在做这个事,他说:我带一个头。他给力学昕的总支书记写了—封信,要求组织上接受他减工资的请求。主要内容就是他认为现在自己的工资偏高,他要求组织上给他减工资。最后组织上也接受他的请求,最后四百五十块钱的工资减到了33l块钱多一点,从1962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二十多年—直是这个工资。
第四个故事:20多年前,我父亲获得了香港四个企业家为中国科技工作者开设的奖项——何梁何利基金会优秀奖,每个人一百万港币,那时的1港币可换人民币1块多。1995年的一百万港币,在多少人梦寐以求追求当万元户的年代,天上掉下来一百万。大家会说一万块钱你捐,一百万你还捐不捐?我父亲依然把它捐出来,捐给了我们国家西部治沙事业。
和钱相关联的还有名,名和利是连在一起的。我父亲自己讲:我不爱钱。是不是他也爱名了呢?我父亲同样不爱名。
两把扇子修修补补用了很多年
我在许多场合中讲过,我父亲对我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我拿来了两把扇子,这是我父亲生前卧床以后,使用过的扇子,从一个侧面反映我父亲他生活的简朴。这两把扇子都经过修补。很荣幸,修补扇子的人就是本人。
修补的扇子是用不干胶条粘的。买来的扇子用的时间长了,扇着扇着就散了,就要用不干胶条粘上。开始是我父亲自己弄,但是后来他岁数大了手抖,每次粘的不是那么正,有的时候他自己对自己生气:现在老了,真是没用了,粘这么一个东西都粘得歪歪扭扭。我接过来说:得了,我来做吧。粘完以后,我父亲比较满意,就这样一把一把循环往复。现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保存有这样的扇子二十几把,见证了我父亲卧床以后的简朴生活。
只要还能用,他一直坚持用,实在不能用了才换新的。在这里要做点解释:随着空调的普遍使用,现在买扇子并不好买。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下子买六七把回来。我父亲一生都是这样,生活上标准越低越好,只要满足生活的需求就行,严禁铺张浪费,也教育我说:旧的能用就给我修一修,实在不能用了再换。
有一年北京特别热,40多摄氏度的气温持续了好几天。如果是别人,就会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空调。我父亲不是,他说:给我一把扇子扇一扇就很好了,不用换空调,忍一忍就过去了。后来很有意思,扇子就成为他手里一个离不开的东西了,不一定热了才扇。扇子在我父亲手里是“多功能”的,是他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陪伴他的东西。按道理扇子用坏了就扔了,我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有扔,今天才有机会把扇子拿到节目里来,否则你们就看不到它了。
“钱归我,奖(蒋)归你”
值得一提的是,我母亲非常支持父亲把钱捐出去,而且也学我父亲,虽然我父亲说过我姓钱,但我不爱钱,而我母亲完全用她的人生表明:她姓蒋,但也不爱钱。中央音乐学院都知道,我母亲课外教学生是不收一分钱的,这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纪录。
他俩共同面临一大笔奖金时彼此相互支持。有时候我父亲回来说一句,这个钱我捐了,我母亲从不说二话,非常支持我父亲。相反我父亲对我母亲不收一分钱的学费也非常支持。有时候我母亲说:今天下午没陪你一块看报,下午有一个学生上课,我父亲问:你收人家多少钱?我母亲说:我没有收钱。我父亲说:穷学生,哪儿来的钱,若再收人家钱,你这个老师就不能算是一个好老师。从一个侧面给予我母亲支持。
对这个事他们之之间有很好的默契。2001年霍英东奖金委员会也要颁奖给我父亲,奖金也是一百万港币。霍英东老先生因得知1995年何梁何利基金颁发一百万港币,我父亲直接捐了,于是派专人找到我父亲的秘书,转达他的请求:这次颁奖,钱先生能否把颁发的奖金留下自己用,不要把颁发的奖金又捐出。
我父亲得知后说:这位老先生真逗,你给我钱,我要了。还管我怎么花?秘书说:霍英东老先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你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请求咱们是不是得考虑?我父亲就说:那行吧,你眼他讲,这次我不捐了。
后来霍老先生传过话:非常感谢您的理解,您是不能来了,我知道你已经卧床了,能不能请你夫人来领奖?我母亲和我商量:那就替你父亲走一趟,你陪着我去。出发的时候,我母亲说:等等,咱们跟你爸爸告个别。她走到我父亲面前说:老伴儿,我要给你领奖去了,这两天不能陪你了,你好好待着。
咱们先说好,我领来的钱归我,奖(蒋)归你。我父亲脑子反应很快,马上说:对!钱归你,奖(蒋)归我。实际上把两人的姓氏糅在对话的当中,我在场听了以后,觉得两位老人还挺幽默。我母亲抛出的题目本身就有点难度,要是一般人脑子反应不快,还转不过弯来,我父亲脑子反应也挺块,才有这一段有意思的对答。
我父亲的生活过得非常简朴,背后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优秀的一个美德,就是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历史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