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与钱三强之说
钱学森在中国早就家喻户晓,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又引起全国舆论极大反响,以至于当年总理总是把这句话记在心间,挂在嘴边。
关于钱三强,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读于国内普通高校的文科生来说是很陌生的,我是在1991年国家第一次重奖对我国科学理论、科技发明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新闻报纸介绍我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的过程时,才了解他;而熟悉他,则是网络媒体发达以后。
原来钱三强留学法国,是伊莱纳·约里奥—居里夫人(居里夫人的女儿)的门生,归国后还曾是钱学森的领导,是“两弹一星”工程总设计师和业务主管。只是因为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钱三强响应党的号召,向党提了一条建议,被认为是取消党的领导,就被送到“五七干校”接受思想教育。他的意见是: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订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据此,钱三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见百度)
1962年党纠正“反右”路线后,钱三强心情激动,又说了这样的话:“***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见百度)于是,***到来之时,他又理所当然地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可以说,钱三强的人生,在国外留学期间是平顺的,在归国之后是曲折的,他的不幸,源于“钱三强之说”,在中国这叫“祸从口出”。
再说“钱学深之问”。钱学森到了晚年,鉴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更鉴于自己一生的切身感受,向国家领导人(其实,更是向全国人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当年媒体铺天盖地讨论钱学森这个疑问的时候,我就想,以钱学森深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具有多年留学美国、深受美国文化浸润的背景,难道他自己只有“问”而没有“答”吗?
今天,我似乎想通了,当年的“钱三强之说”就应该是答案之一吧!钱学森也应该有答案之二吧?但是他没有说,而是让后人想,让后人说,让后人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