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友梅教案 王光祈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之比较

20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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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 要:王光祈和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的著名音乐家,他们都怀抱强国理想,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强国梦.对二者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启示,从而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展开在当今中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关键词:王光祈;萧友梅;音乐思想;音乐教育思想1 王光祈的音乐教育思想1.1 时代背景及当时我国音乐教育的状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的时期,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强.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侵华进入新阶段.清政府逐渐被降服.中国逐

摘 要:王光祈和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的著名音乐家,他们都怀抱强国理想,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实现强国梦。对二者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和梳理,将有助于我们获得更多启示,从而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展开在当今中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王光祈;萧友梅;音乐思想;音乐教育思想

1 王光祈的音乐教育思想

1.1 时代背景及当时我国音乐教育的状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的时期,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强.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列强侵华进入新阶段、清政府逐渐被降服、中国逐渐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

19世纪末20 世纪初,新式学堂开始出现,西方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理念随之进入中国。新式学堂的建立,为近代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以“学堂乐歌”为标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从此拉开序幕。

1.2 王光祈的个人经历及与音乐教育相关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专著

1892年8月15日,王光祈出生于四川温江,他在童年时就喜欢吹奏笛箫,对音乐很有浓厚的兴趣,读中学时又对川剧很着迷,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08年,王光祈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读书,1912年毕业于成都府中(即现在的石室中学)。

1914年,他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法律,并以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在北京求学期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1920年4月,王光祈赴德国法兰克福学习政治经济学,1922年起,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小提琴。

一年以后,他决定放弃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转到柏林一所音乐学校,开始学习钢琴、小提琴和音乐理论。1927年,在王光祈考入柏林大学以前的四年中,他已在国内发表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通讯十篇)、《东西乐制之研究》、《欧洲音乐进化论》等众多篇音乐方面的著述。

王光祈进入柏林大学以后,以音乐学作为主课,学习了七个学期,课程包含音乐理论、钢琴、音响学、乐器学等。1933年10 月,王光祈受聘于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课。1934年,他以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1月12日,病逝于德国波恩。

王光祈在德国的十多年里,陆续写了18本音乐专著、论文40余篇。王光祈很重视大众音乐教育,他在论文《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中,阐述了德国音乐能够普及的原因及音乐教育的一些基本常识,还介绍了国民学校音乐教育等内容。

他在介绍德国国民学校的音乐状况时,还将其与中国的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现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比较。他在 1927 年写的《德国音乐教育》这篇文章中,将德国音乐分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私家音乐教育、大学音乐教育及社会音乐教育四大方面,分别并加以论述,这成为了我们了解当时德国音乐的教育的第一手资料。

王光祈还特地为国内的小学编写了一部《小学歌唱新教材》,为我国初级音乐教育的实施做出了探索和尝试。[1]

1.3 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及音乐教育思想

王光祈是我国乃至整个亚洲,最早采用德国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方法进行比研究的人,他系统学习并接受了柏林比较音乐学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东方民族之音乐》(1929)和《中国音乐史》(1934)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音乐学成果。尤其是在比较音乐史学方面,王光祈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更取得了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成就。

在音乐教育方面,王光祈肯定美育的重要作用。他在《东西乐制之研究》中谈到音乐的美感: “音乐之中含有‘美感,能使人态度闲雅,神思清爽,去野入文,怡然自得,以领略有生之乐。”“习音乐乃是涵养德性之妙法,胜于读一百本‘修身教科书。

”[2]王光祈把音乐中的节奏、旋律、结构与审美者的人生价值联系起来,倡导美育中音乐的意义。王光祈还以德国为例: “现在德国虽遭战败,内则经济困难,外则强邻压迫,然德国人士仍无不兴趣浓厚,向上进取,无时或息,决不似中国人之稍遇挫折,便生意索然,这便是德国国民学校注重兴趣教育的结果。”[3]

可惜的是,由于王光祈英年早逝,出国学习之后就没有回到国内,所以他对当时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影响甚微。

2 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

2.1 萧友梅的个人经历及与音乐教育相关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专著

萧友梅1884年出生,五岁随父移居澳门,进入“灌根草堂”读书,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和算数,还学习英语和日语。当时,萧友梅的邻居是一位葡萄牙牧师,他时常弹奏风琴,萧友梅对风琴的声音充满了兴趣,成为萧友梅最初的音乐启蒙。

1899年,萧友梅15岁时进入广州第一所新式学堂——时敏学堂读书。1902年,萧友梅自费日本留学,学习钢琴、声乐。1913年,29岁的萧友梅进入莱比锡国立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科学习,与此同时,他还在莱比锡国立大学哲学系听课。

1916年,萧友梅向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乐器考》),通过答辩之后,萧友梅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一战爆发,中德交通阻断,无法回国,萧友梅到柏林大学哲学系进修,并在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配器、指挥等课程。

1920年,萧友梅回国,开国内专业音乐教育之先河,1920年至 1927 年间,先后担任北大音乐研究会(后更名为北人附设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和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1927 年,北京军阀政府停办这些音乐教育机构,萧友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现代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 年后更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任校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1940年5月,应教育部之聘,萧友梅担任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1940年12月31日,萧友梅因结核菌侵入肾脏引起肾脏大出血,抢救无效,逝于沪上。

2.2 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及音乐教育思想

萧友梅在《音乐的势力》《最近一千年来西乐发展之显著事实与我国旧乐不振之原因》以及《旧乐沿革》等文章中表达了他认为中国音乐落后这一观点。首先,他认为中国的记谱方式落后,就是有极好的音乐,也很容易失传了。[4]其次,他认为中国已经有“一千多年没有人研究改良乐器”[4]了,还认为中国的乐器无法像西洋乐器那样,演奏半音及和声。

萧友梅认为“中国音乐的根本缺陷是没有和声,没有转调”,所以无法发出“千变万化的音响”。除了西洋的乐器、乐谱、乐理之外,萧友梅还认为中国的音乐教育非常落后。“西洋音学的进步全凭讲究音乐教育”,①而中国音乐落后,也正是由于自唐宋以来,“一直到民国还没有人出来认真提倡音乐教育”。

然而,萧友梅也并非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如在音乐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上,萧友梅除安排中国古代音乐史课外,还安排学生选修民族乐器。在各个专业音乐院校专业的科、组设置上,萧友梅规定必须设立专门的国乐组、科。另外,他还聘请民乐演奏家如刘天华、朱英等,在他创办的各个音乐系科、院校中任教。

但是,也有因其有国乐落后的观点的影响,使他在专业音乐教育上,以传授西方音乐理论为主,导致后来音乐学院中的许多学生都不知道板眼和工尺谱为何物。同时,由于完全采用西方的教学模式,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在专业音乐教育中被淡化。

其实五线谱也只是记录音乐的一种方式。用五线谱把音乐记录下来,固然有利于音乐的保存,但是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五线谱是图形记录,所以只能记录出音乐的大致轮廓,无法精确记录出音乐本身。同时,我们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教学方式,对于传递音乐中的无法用图形表现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19世纪末的欧洲,浪漫乐派已经逐渐衰落弱,在东欧,一些音乐家如斯美塔那、格里格等,强调向民间音乐学习,逐渐形成民族乐派;在西欧,德彪西、拉威尔等音乐家从非欧音乐中吸收养分,形成了印象派音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不仅代表先进文化的欧洲作曲家们在自觉地冲破欧洲文化中心,比较音乐学更是从理论上开始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冲击。

萧友梅虽然是在西方受的音乐教育,可是他并没有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比较音乐学等前沿、先进的音乐思想带回来,而是受到了当时流行在欧洲的已经开始没落的“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把西洋音乐中的观念当作准绳来衡量中国的音乐,给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在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中,美育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早在1920年他就提出:“音乐同唱歌于美育很有关系。”[5]1939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提交的《改革现行中学音乐课程案》中他还特别强调,普通音乐教育乃是以美育为基本原则,要求中学音乐教育应利用音乐的感化功能,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美化学校生活;二是陶冶学生德性。

3 王光祈和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当今中国音乐教育的启示

3.1 关于美育

最早提出美育理论的人是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他将古代希腊社会与近代欧洲社会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古希腊社会中,人的天性是完整和谐的,个人与社会之间也十分谐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不仅使社会和个人产生严重的分裂,也使个人本身在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等方面产生严重的人性分裂。要使分裂的人性得以复归,必须通过审美的途径,因为只有在审美状态中的人才能摆脱任何限制,使失落的人性得以复归。

在我国最早提出美育思想的是蔡元培,在他看来,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王光祈和萧友梅的美育思想与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更加认同美育的重要性,因为它不仅能够提高人的审美素养,还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全面发展有积极作用。近年来,学校美育虽然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总体上看,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为进一步强化美育育人功能,推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改变一些地方和学校对美育育人功能认识不到位,重应试轻素养、重少数轻全体、重比赛轻普及,应付、挤占、停上美育课等现象,2015年9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和政策措施,提出到2020年,初步形成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美育的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

3.2 关于对待中国音乐的态度

王光祈和萧友梅对待中国音乐,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王光祈是中国乃至东亚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先行者。比较音乐学是20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以欧洲以外各民族或种族的音乐文化为对象,通过跨民族对比研究的方法,来揭示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一门音乐理论分支学科。

王光祈系统接收了柏林学派比较音乐学的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在《东西乐制之研究》(1926)、《东方民族之音乐》(1929)和《中国音乐史》(1934)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比较音乐学成果,尤其是在比较音乐史学方面,王光祈的研究不仅确立了该学科应有的学术地位,更取得了西方学者难以企及的成就。

王光祈站在比较音乐学的角度,认同和肯定中国音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比较音乐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民族音乐学”这个名称所替代,如今,民族音乐学者们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掀起了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热潮,欧洲音乐早已不再被认为是独霸全球最“先进”的音乐了。

萧友梅则“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的影响,以西洋音乐为参照体系来衡量中国音乐,认为中国音乐落后。他所主持的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基本上也是以德奥为中心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为摹本,教学内容也是以欧洲古典音乐为主。

当时建立的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对我们当今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音乐教育都有很深的影响。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学习西方乐器的人数大大高于中国乐器的人数;对西方音乐作品(特别是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以来的音乐作品)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了解;对西方音乐理论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出了对中国音乐的理论研究;音乐创作、美学评价等方面也均以西方音乐为准绳……

21世纪的今天,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它包括尊重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的价值观,以及在当今经济与技术全球化的大趋势下,重新审视民族的、本土的音乐文化传统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等。

在这样一个人类社会逐步由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转向的背景下,我国的音乐教育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充分认识和肯定我们自己民族丰富的音乐文化价值和意义。从音乐教育角度,积极保护、传承、发展我们传统的、民族的音乐文化,也唯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世界舞台上失去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

注释:①“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音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原载于1920年5月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现载于《萧友梅音乐文集》第146页。

参考文献:

[1]王光祈音乐论文选[M].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筹备处,1984.

[2]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A].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王光祈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2009:103.

[3]王光祈.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序言)[A].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下)[C].成都:巴蜀书社,2009:9.

[4]郭燕红.萧友梅旧乐沿革评述[A].萧友梅纪念文集[C].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230-231

[5]萧友梅.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A].陈聆群,齐毓怡.萧友梅全集(文论专著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163.

作者简介:徐双雨(1977—),女,四川自贡人,四川音乐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教育美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