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与朱利安摩尔 凌叔华与朱利安—补译《家国梦影
凌叔华姨外孙女、美国学者魏淑凌(Sasha Su-hng Wdand)所著《家国梦影——凌叔华与凌淑浩》,因其亲属身份和异域文化视角,提供了一份凌叔华研究的独特文本,于中国学者显然有其不言而喻的参考价值。
此著由张林杰翻译,李娟校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中文本。然而译本的“陷入情网”一节有二十来页未予译出,而这未译的部分并非可有可无的内容。它不仅细腻记述了凌叔华与朱利安在北平幽会及朱利安离开中国的情景,而且关于两人婚外恋时的情感、态度,也留下明晰的印痕。
其中多回引述了关于此事的凌叔华书信,她终于不再缺席。朱利安的登徒子形象也愈加鲜明,他母亲当时给儿子的信里就指出,他并无与凌叔华永结百年之好的诚意。
此外,这部分还透露了一些凌叔华人生旅程的信息,譬如她曾想独自移居美国,想随朱利安同赴英国,均鲜为人知。邱燕楠女士特译出漏译的部分以供学人研究,值得欢迎。其中一首朱利安的十四行诗,译者唯恐译笔不能尽意,拟留待高明。补译的题目系译者所加。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凌叔华)心情变化无常。她会花整个下午去阅读朱利安推荐给她的小说,这都是一些与她经历类似的海明威作品。可是她对朱利安的善意并不认可,并且告诉朱利安:“我没有多大兴趣读这些故事。”与凌叔华同一车厢的女士下车之后,凌叔华心情再一次陷入暗淡:“窗外的景色黯然失色,我心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灰暗。
我怕来不及见克恩慈①最后一面……但往往越担心的事情越容易发生……对了,我应该停止写这封信。对于一个旅途上的人说来,再去为另一个人伤感、担心,是不公平的。”
事情果真如凌叔华担心的,她刚离开武汉不久克恩慈便到了另一世界。凌叔华回到干面胡同屋里,带着丝丝寒意依偎在火炉边。母亲劝她出去走走,叔华觉得,如果出门,看到眼下政治和军事情景会更加抑郁。1936年1月8日她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她想起这位老师曾经鼓励她成为一个有志的青年作家。
从此时起她开始哀叹失去的一切;克恩慈的院子,曾经充满了欢声笑语,摇曳的竹子,满树柿子个个闪着亮光,还有挂满珍珠般果子的橘树,如今都变得毫无生机,死气沉沉:
窗户上晃动的竹影,还有窗外打破沉寂的送水的驼车……过去的这些年里,逝去的亲人朋友似乎跟国家烈士一样多。我的内心早就变成了一杆枯萎的秋天的衰草;当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大地上,我才感到生命的延续,然而冰冷的寒风再次刮起,我恐怕无法再能忍受。
与叔华在北平度过的头一周的寒冷截然不同,行旅中的朱利安心情激动。他给朋友埃迪的信写道:“华北平原上正刮着沙尘暴,我风尘仆仆去北平,将和我的情人共度二十天假期。”一到北平他就住进外国使馆区的德国旅馆。这家旅馆地处干面胡同南面,坐落于哈达门大街,离胡同仅一小段人力车的路程。叔华正是在这里与朱利安共赴巫山。叔华浸泡在温暖澡水里正在享受,朱利安抑制不住自己沸腾的激情,写信给瓦内萨(此信标注为18号):
我现在感受着一种多年来我从未享受过的生活:北平是这世界上最棒的首都之——有时奇妙地感到它像巴黎;你能够想象到,有什么比跟一个如此熟悉这个地方而且完全属于你一个人的情妇一起去巴黎更完美的事情吗!她又那么迷人,何况在美食方面还有独特品味。这是一个金世界最浪漫的男人的梦……我遇到的是一个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文化方面,都充满学识和情趣的中国女性,我们一起去剧院,一起滑冰,一起享受鱼水之欢。
朱利安很快地兴奋了,而叔华悼念着克恩慈,情绪仍不佳。朱利安的信中继续写到,叔华甩开长发,摘下眼镜,她的穿着比平时大胆得多。她带朱利安去古玩市场,筹划去城郊游玩,那一晚她还在自己屋里喂他喝干白菜汤。难道她这么快就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了?或者她是返回了少年时期在北平的淘气鬼迷恋的生活。
朱利安描述这个房子:“一个平房——不,应该是一座凉亭——树上缀满花朵的一个庭院,那么自然,那么美丽。房间大而空旷,未铺设地毯,烧着炉火,还有一个拱形的大窗户。”
朱利安兴致勃勃地和叔华走在市区街道上:
可以看出我们是那么开心和忘情……我们一起在餐馆吃饭,可惜,餐座被一个隔板分隔开来,我不方便炫耀身边伴着这么一个情妇。这个别致的小餐馆墙壁上挂着孙中山的墨迹,另一位还健在的身价很高的画家,他的作品也挂在这样一个尘土飞扬、烧着炉火,石头地板、窗户糊的是油纸的房子里。他们仿佛很看重艺术。
在北平,朱利安去看望了哈罗德·阿克顿,一位在北大任教的英国作家。阿克顿设席款待朱利安,他的文学作品感染过叔华。叔华陪同他们去参观齐白石的水墨画。在早前的信里朱利安称齐白石为“北平的马蒂斯”。叔华是帮父亲筹办聚会时结识这位老先生的。朱利安及哈罗德·阿克顿有收购齐白石画作的意思,他们得到了便宜的售价,朱利安选了一幅鲤鱼。齐白石又题赠了两幅给叔华。
革命有性:拜伦和朱利安的故事
江晓原
一位医生兼医学史专家告诉我,历史上的革命者(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那些),通常具有如下特征:激进的、左倾的、忧郁的、内向的、多愁善感的、愤世嫉俗的、勇于冒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最容易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通常是性欲高亢的——这是肺结核带来的症状之一。而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对象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
参照这位医生朋友的标准,那么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唐璜,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而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伦他自己。 拜伦(G. G. Byron,1788~1824),苏格兰贵族,祖父为海军军官,父亲为侍卫军官,又是浪荡子,在拜伦出生不久即为逃避债务而弃家出走法国。
拜伦生有残疾,跛一足,对此他颇为敏感。10岁那年袭爵为拜伦勋爵(六世),12岁入贵族中学哈罗公学读书,17岁入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
对这两所母校他都无好感。在剑桥他是不守规矩的学生,更象一个浮浪子弟。而早在哈罗公学时,他就曾带头闹事,反对新任的校长——这种闹学潮性质的举动,正是革命者的端倪。 在政治上,拜伦21岁那年作为世袭贵族进入贵族院,据说在他宣誓就任后,议长从坐位上站起来,伸手向他表示祝贺,他却只将手指尖放入议长手中,随后就去坐在反对派通常坐的席位上,而且几分钟后就离去了——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的立场。
他很少出席议会和发言,但有三次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这三次完全符合“激进的、左倾的”标准:一次是反对惩罚工人破坏机器的法案(1812年2月);一次是赞成有利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12年4月);一次是同情一种改革法案(1813年6月)。
事实上,拜伦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是属于反对派”——正是革命者的政治立场。 革命者总是以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自居,喜欢为民请命,发出反叛的声音。拜伦的文学和政治言论,正具有这样的特征。
难怪恩格斯说“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还说:“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讽刺现实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
” 拜伦情窦早开,15岁时就钟情于邻居玛丽·查沃斯小姐,但她两年后嫁给了别人,拜伦却长期不能忘情于她,为她写了一些诗,甚至在13年后写到与这段恋情有关的“梦”时,拜伦还“泪如泉涌”。
这位查沃斯小姐,也许与《唐璜》中邻家少妇朱丽亚的形象有着某种若明若暗的关系? 拜伦25岁那年(1813年),向安娜·密尔班克小姐求婚,初遭拒绝,后被接受,两年后他们结婚,而这被认为是拜伦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这对夫妇很快就分居了。而在此前后,拜伦因《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拜伦1809~1811年东方旅行的成果)一举成名,作为一位贵族青年才俊,他在社交场中广受欢迎,因而也就风流放诞,到处留情,尽情享受着“逢场作戏的爱情”。
从1816年起,反叛的拜伦永远离开了英国。他先在日内瓦结识了雪莱,两人志趣相投。这年拜伦和雪莱的一个妻妹克莱尔蒙私生了一个女儿。
次年拜伦迁居意大利,与一位年轻的贵族夫人特莉莎·吉西奥里堕入情网,几年后这位贵族夫人与丈夫离了婚,和拜伦同居,成为他的“理想伴侣”。特莉莎有个兄弟是青年军官,又是反抗奥地利统治的秘密组织“烧炭党” 的成员,因其介绍,拜伦也加入了烧炭党,真刀真枪地投身革命了。
1821年烧炭党的起义失败,拜伦在意大利各地流亡,最终病逝于热那亚。 唐璜原是传说中的人物,风流好色是他的特征,故在西语中“唐璜”一词,大抵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登徒子”,是好色之徒的同义语。
《唐璜》是拜伦的代表长诗之一,被认为是拜伦诗歌创作的顶峰。诗中着力描写唐璜的善良、正义,还有风流,通过唐璜的种种浪漫奇遇,展示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社会风情。
画面广阔,内容丰富,堪称一座艺术宝库。而在拜伦笔下的唐璜,则几乎就是拜伦自己:从贵族子弟的身份,到16岁与邻家少妇初尝禁果;从土耳其后宫的奇遇,到他和宫廷贵妇之间的放荡生活;从他在英国的风流放诞,到他对英国政治的鄙视批判,……在在都可以看到拜伦生平的影子。拜伦原打算将《唐璜》写25歌,但写到第17歌的一小部分,他36岁的短暂生命就结束了。
从拜伦的唐璜,立刻就会使人联想到虹影小说《K》中的朱利安。 朱利安实有其人,原名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系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之外甥,女画家范奈莎·贝尔之子。关于朱利安,凯恩斯在他的《精英的聚会》一书中有专章(第34章),其中说他在1935年受任武汉大学英文教授之后,“作为一名卡车司机加入了在西班牙的英国医药联合会。
1937年7月18日当他在布鲁内特前线驾驶他的救护车时,被来自一架叛乱飞机的炸弹炸死”。
朱利安在武汉时,和英语系主任夫人的恋爱,也实有其事。2002年第六辑《译文》从《朱利安·贝尔:散文、诗歌、书信》(Julian Bell: Essays, Poems and Letters)一书(The Hogarth Press, 1938)中,选译了部分书信。
2002年11月29日之《文汇读书周报》又摘登其中部分内容。其中朱利安自述与系主任夫人(他称之为“K”)之恋情有云: 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些地方如同巴黎一样奇特。
能想象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还要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地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品味无可挑剔,她是世界上所有罗曼蒂克男人的梦想。
……我去剧院,去溜冰(很差劲,冰也不行),还作爱。……我无法告诉你K有多么动人,她是多么好的陪伴,有多么逗人。 这朱利安就是那个时代欧美一批左倾革命者的典型: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同情共产主义,有文化,会写诗,多愁善感,风流浪漫,最后还有一条,就是敢于去参加西班牙内战。这样的革命者,对当时的知识女性的杀伤力极其巨大,不知迷倒了多少K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