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子女 红军密码破译首创者 中国倡导承包第一人——曾希圣长女曾晓东访谈录
后排左起:黄岩、谭政、曾希圣、贺龙、桂林栖
前排左起:余叔、薛明、王长德
曾晓东是曾希圣、余叔夫妇的长女,在总政工作,授少将衔。
晓东很忙,常在南方。得知她将返京数日处理事务,我们随即赴京采访。
虽说只是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况且也没让她有准备的时间,可她绘声绘色,侃侃而谈,把许多沉重的话题,演绎得轻松幽默,给人沉思与启迪的空间。她爽朗的性格和演说的技巧,让采访者由衷地佩服。她讲述父亲曾希圣的许多故事,笔者也是闻所未闻。
1931年11月,曾希圣奉中央命令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就挑起了中央军委情报工作的重担,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侦察工作主要依靠侦察员的胆识与智慧,但因侦察手段所限,敌方的重要活动,重大决策,难以侦知,曾希圣十分着急。情急之中,还真生出智来。一天他终于回忆起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有位校友说起“空中截获”情报一事。遂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情报部门,开展密码破译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中央肯定。1932年初,中央军委设立情报局,因其在总参下设部门中排序第二,又称军委二局,曾希圣任局长。周恩来后来一直称他是中共情报工作“创业的人”。这一年,他不仅多次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还先后破译了国民党的两个密码本。此后,国民党军特聘外国密码专家编制新的密码“特别本”、“猛密”本等。可是使用不久,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就又将其破译。
破敌密码 挽救红军立奇功
1933年春,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曾希圣和二局破译了侦听范围内出现的敌军所有密码电报,而且还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围剿”军第十师李默庵师长用密码发给他在上海的夫人顾林的一首诗。1936年12月,周恩来到西安处理西安事变时,见到这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李默庵时,称赞李的诗写得好,并随口吟出他给夫人顾林的诗,刚吟首句,李很疑惑,吟至尾联“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时,李默庵大为惊讶。
三年前的这首诗从未示人,又是用密码发往时在上海的夫人的,周恩来何以得知?周恩来实言相告,红军破译了你们的密码电报,李默庵听后大惊失色。
在国民党人眼里,红军只是一帮农民、乌合之众,既无电报拍发装置,又无无线电方面人才,此时得此信息,故而惊诧不已。
李默庵心中暗想:与这样的对手作战,焉能不败?当然,曾希圣情报局长的身份,终究是瞒不住的。红军长征后,曾希圣与二局部分人员随总部首长朱德、周恩来等行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破译了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等根据二局获悉的敌情,选择突围的路线,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作战和牺牲。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红军一度将重新陷入敌军的四面围攻之中,大家苦于难以摆脱当前险境时,曾希圣提出一计妙策。这就是利用已经掌握的敌军的密码和电文格式,冒充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给正向红军猛追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发电,将两部主力调开。这一着,符合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的特点和弱点,有成功的把握。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大加赞赏,当即令其拟电拍发。此电发出后,曾希圣指示二局,专门注意敌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动态,发现周、吴两部果然按“假蒋”之令行动,红军终于避免了一场严重的血战,成功转移。此举之后,蒋介石发现红军似有进攻贵阳之势,急令周、吴等部火速往贵阳保驾。此令与“假蒋”令行动方向大致相同。对红军的假电令,不仅周、吴未知其假,蒋介石也一直不知曾经有此“假蒋”电。
曾希圣献计假蒋电令一事,属高层机密,一直不为人知,曾希圣也未对家人说过。1967年曾希圣病重期间,原任军委二局副局长的宋裕和在看望曾希圣时,才对曾夫人余叔同志说:“老曾了不起,四渡赤水时,出妙策,立奇功,得到过中央嘉奖。”长征时曾任军委一局局长的郭化若,也在1973年对余叔说过这件事。刘伯承说过:“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曾希圣是‘搞玻璃杯的’人”。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谈起长征时,曾称赞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可见,曾希圣主持的破译工作在毛泽东等领导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了。
曾希圣在红军时期就开始做情报工作,1931年12月起,到抗战初期的1938年12月,一直担任军委二局“情报”局长。
曾晓东是长大之后,才逐渐知道父亲的革命生涯的,她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因为父亲的工作成效,一直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赞赏,毛主席特别器重我父亲。抗日战争开始后,父亲一直想到作战部队去。1938年12月,毛主席最终同意他调离情报局,因为父亲早已培养了接班的同志,他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工作。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成立,书记周恩来又向中央建议,把他调到南方局军事组,加强南方局的情报工作。2月,曾希圣秘密抵达重庆曾家岩50号。”看得出,晓东对父亲的这些经历,已经非常熟悉了。
不久,曾希圣将情报工作打进了戴笠主管的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发展了中共党员,并在共产党员张露萍从延安到达重庆后,成立了中共军统电台秘密支部,又建立了秘密联络点。此后,国民党重要情报便不断从这个联络点传送到中共中央。
情报连连泄密,国民党开始警觉。九十月间,由于意外情况发生,而且处置经验又不足,秘密联络点遭国民党破坏。国民党嗅出中共一定有重要的“神秘人物”在重庆活动。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蒋介石曾派考察团到延安,特意要看看屡屡破获他们重要情报的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和二局那位“中共神秘人物”、情报专家。
此时,他们怀疑中共情报专家曾希圣可能已在重庆。于是,派出特务蹲守、监视、探听。直至直接找到周恩来当面询问:“你们不是大讲国共合作吗?怎么把你们的特务头子也带到重庆来了?这不是破坏国共合作吗?”周恩来对此当然不予理睬,但事后便与叶剑英商量,让曾希圣在周公馆不要露面,不给国民党以口实。
不久,便让曾化装成警卫人员择机离开了周公馆,暂避在八路军红岩办事处。
曾希圣(中)与军委二局的战友在延安(1936年)
由于曾希圣在重庆已经暴露身份,而华中新四军正需要充实干部,周恩来与叶剑英慎重商讨考虑,并请示中央后决定将他转移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恰好此时在重庆的叶挺军长将动身回军部,周恩来遂将曾希圣的情况和工作安排,介绍给了叶挺和专程来接叶挺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940年7月9日,曾希圣与叶挺、袁国平以及经济学家钱俊瑞、音乐家任光等人一起离开重庆,7月底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听妈妈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要爸爸把打散的部队收编起来,这些部队后来组建成了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伯伯任师长,我爸爸担任政委。张由于其他工作原因一直没有到位,所以那时爸爸就成了七师的军政一把手。”晓东说,“这次爸爸实现了直接带兵打仗,打击日本鬼子的愿望。”
屡次“犯上” 身正心正路子正
曾晓东讲述的故事,有许多精彩片断:
大约1990年,我在总部因有事想见李先念叔叔,就先发了一封信给他:“李叔叔,我有事要见您……”第二天上午,他的秘书就来电话了,说“李主席说:你要有时间,今天下午就来。”我真的很高兴,下午早早地就到他的秘书室等候。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好像李主席没有睡午觉。”我轻轻推开门,李先念端坐在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果然没有午休。我轻声叫了一声:“李叔叔,您好!”“你来了!快坐!”他高兴地站了起来。“没想到李叔叔坐在里面等我,我一直在外面等,没敢打扰您。”说着我就在李叔叔办公桌右侧椅子上坐下了。
“知道东东要来,我就没睡午觉。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在找你们家的孩子呀!”看出来,他很兴奋,可见他与我爸爸的感情是很深的。
“你父亲同我们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大事的人,是一个能成就事业的人。”听李叔叔这样夸奖我爸爸,心里真的很高兴,很自豪。
“你看吧,红军时期,他第一个搞情报局,了不得呀。
“抗战时,你爸爸七师在皖江地区,皖江第一个银行大江银行,就是他办的。
“建国以后,你爸爸在安徽,又是第一个搞责任田的人。你爸爸就是走得不顺呀,他的有些观点,有些‘犯上’了。”
我对李叔叔说‘犯上’的含义心里是很清楚的,父亲为了工作上的事敢于跟比自己地位高得多的争论,甚至拍桌子。显然,李叔叔对我爸爸曾经做过的工作,非常地肯定,对他的经历,又有同情与惋惜之意。
其实,我爸爸的“犯上”真的是有些“历史”了。我们子女成年以后,妈妈曾经对我们说过一些爸爸的往事。爸爸去世前两年,偶尔也说点自己的故事。知道爸爸更多的经历,已经是“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了。
红军时期,爸爸的情报部门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情报部门全天候24小时的正常工作,当时最紧张的物资——煤油,是不可短缺的。煤油除了缴获来的,就是国统区地下党搞来的,经常是冒着生命危险购买,冒着艰险运输来的。我爸爸当时对煤油的使用管得很严,强调节约,那真是惜油如金啊。
新四军七师部分领导干部在陶庄。右起:曾希圣怀抱晓东、熊应堂、林维先、李步新
有一次,爸爸让局里一位同志到后勤部门去领煤油。刘少奇当时分管后勤工作,就对那位同志说:“为什么你们领那么多煤油?全军就这么些煤油,你们二局用的最多。”就没给领。我爸爸听说这个情况,很着急,领煤油是为了发动机器,为了收听敌方电报,没有煤油怎么行?于是亲自跑到刘少奇那里去交涉,由于话不投机,双方争论起来。我父亲后来拍了桌子说:“我领这些煤油干什么?不是喝,是为了工作!”说完这句话,转身出门就走了。刘少奇一看,这么大脾气,又拍桌子又发火,这还得了,非常生气。后来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协调,煤油最终还是发给了二局。长征中所有的领导都非常关心二局的工作,在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除了把自己的马给二局使用,还亲自嘱咐要保证二局的供应。周恩来、朱德经常到二局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这大概是爸爸在革命队伍里的第一次“犯上”。
红军时期,爸爸还有一次“犯上”行为。从五次反“围剿”到红军长征中,爸爸的军委二局整天忙着破译敌方密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的是让军委领导同志及时掌握敌情。军委领导也迫切需要知道敌情的变化和动向,好及时统筹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
所以,当二局正在紧张地工作时,他们也经常焦急地等在一旁,等候着破译出来的敌情。有一次,因几天以来敌情一直很严重,破译工作也是争分夺秒,大家非常着急,红军总司令朱德伯伯干脆就等在他们的破译室里。
一会儿轻轻地问一声:“出来了吗?”没有回答。再过一会儿,又问一声:“出来了没有?”仍然没有回答。此时,周围寂静无声,只有爸爸和二局同志的思绪,在刚抄收的敌方电报密码中遨游。着急的朱德伯伯,又轻声地问了一句:“还是没有出来?”我爸一听,“啪”地一声,巴掌拍在桌面上,把周围同志都吓了一跳,“咳!
你这样催,还叫我们怎么工作?你还是出去等吧!”朱总司令理解地点点头,微微地摆着双手,小声地说:“我出去,我出去,我在外面等。”边说边退出了破译室。朱老总就这样等在寒冷的屋外,一直到电文破译出来。
我第一次听说爸爸的这段经历时,就觉得爸爸怎么这么横呀!朱德伯伯不仅是你的顶头上司,而且是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哪能这么对待他呢?其实,这就是爸爸的性格。对待工作,一向认真,非常执着。他在工作状态中,谁都不能干扰他。他拍桌子训斥人的时候,他的意识里并没有对方是一位首长的概念。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事后是非常后悔的,他平时非常敬重朱总司令,他找朱老总道了歉,朱老总也根本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他与父亲的关系仍然非常亲密。我母亲后来说,多少年了,每当一提起这件事,父亲总是很内疚。
爸爸的“犯上”,大多能得到领导同志的理解和谅解。因为他们太了解爸爸了,爸爸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爸爸的品行、人格,爸爸的为人处事,都受到同志们的敬重,爸爸是一个没有私心的革命者。
主政安徽 率先推行责任制
然而,李先念叔叔说的爸爸“犯上”那件搞责任田的事,就不一样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爸爸在安徽省任省委书记,为了使农村、农民能够早日摆脱贫困、能够吃得饱,1961年3月在广州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向主席提出搞分田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责任田。
毛主席当时说可以试一试,能增产就是件大事,出了问题就检讨嘛,我们俩各负一半的责任。所以,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首先在安徽农村搞起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当时就叫责任田,并且很快就从实验范围扩大到安徽80%的地区。
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由于实行了责任田,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鼓励,安徽的农业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粮食增产,农民得到了实惠。1961年12月,毛主席把父亲叫到无锡汇报工作,他对父亲说,现在生产恢复了,责任田是不是不要搞了。
父亲对主席说,农民刚刚尝到一些甜头,生产局面也刚刚好转,还是再让我们搞下去吧。毛主席没有表态,但显然是不同意再搞下去的。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停止责任田的推广,而是继续推广和完善责任田,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受批判离开安徽。父亲走后,责任田在安徽被纠正。
对责任田中央很多领导是赞成的,并且希望大力推广的,如邓子恢等一些领导同志。不过,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在七千人大会安徽组的会上,刘少奇说父亲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爸爸在揭发批判他的会上,两次检查了自己在安徽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但他对农业“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仍有保留。他说:“至于三改、水网化、责任田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
爸爸是抱着为安徽人民迅速摆脱困境的愿望去工作的,没想到他的这次“犯上”之举,还是惹得“龙颜大怒”。其实正是推行了责任田,安徽的农业生产才恢复得这么快,困难局面才得到了控制,中央的一些领导还亲自或派人到安徽考察,大多数的结论都是赞成的。然而,这一切都没能改变对爸爸的处理。这次“犯上”,爸爸被中央免去了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
好在历史总是在进步发展的,15年后的1978年秋季,安徽农民又想起了当年的责任田,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锋。198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安徽时专门谈到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他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我这次来安徽是来还债的。”他还称赞道:“曾希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历史最终证明,父亲的“犯上”,不为自己,他身子正,心术正,路子也走得正。
求实好学 心中永远的偶像
当我问起“你爸爸对你的成长有哪些影响”时,晓东很幽默地说:“小时候,其实我并不很佩服爸爸。”
接着,她给我们讲了一些相关的往事:
我小时候认为,老革命应该是那种威风凛凛,潇洒飘逸的形象,可爸爸不是。
读小学时,有同学的家长到学校做报告,讲到红军长征,吃草根吃皮带。我就很佩服。
我回家就问爸爸:“你参加过长征吗?”“是的。”“你吃过皮带草根吗?”“吃过,皮带煮了,吃起来还是蛮香的。”我这时就很欣慰:我的爸爸也参加过长征,也吃过草根皮带。
“你受过伤吗?”“没有。”我又不佩服了,打仗怎么会不受伤呢?我觉得,爸爸作为军人,总得有个伤疤给我看看。他没有,我就不那么佩服他。
有一次,我的同学说:“晓东,你知道吗?毛主席有次负伤,你爸爸背过毛主席。”那时我们都不知道爸爸是从事破译情报密码工作的。
我后来就又问爸爸:“你是不是背过毛主席?”爸爸笑了:“你看我这个样子,能背得动他吗?”好像这个英雄也不是他。所以,小时候我并不佩服他。
爸爸是个特别忙的人,好像总是在工作,小的时候,与他见面也很难。他特别爱动脑筋,走路时都在思考。
我们小时候,好与爸爸闹,知道爸爸回家了,就躲在门后面,当他进门时,突然“哇!哇!”地大叫,想吓他一跳。可总是吓不着他。因为他总是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对我们的喊叫无动于衷,好像根本没听见,他的思考太投入了。有一回,我终于吓着他了,他生气地说:“你干什么呀?”我这才知道,当他没思考问题时,也是会被吓着的。
曾晓东(中)与本文作者刘顺发(左)及特约记者黄进琪(右)合影
爸爸是个好学的人,爸爸被罢官后,我家搬到了上海,一位高中同学到我家来玩,就这么一次,却改变了他对老革命的看法。那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一些同学到我家来玩,有位同学和我爸爸聊起了天。爸爸问:“今天考哪一门呀?难不难?”我同学说:“考化学,总体不太难,最后有道选择题,算是有些难度的题。”爸爸听完题,就拿了根树枝,在地上划来画去,过了一会儿,“唉,你看,这样解题”,他把式子列了出来,“是不是就得出答案来了?”同学看了爸爸的解题方法,大吃一惊,化学他也懂呀?这位同学成绩很好,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很多年后他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当时我就很佩服你爸爸,也改变了对老干部的看法。老干部也不光只会打仗,高深的学问他们也懂得。其实,我知道爸爸对许多学科都很钻研,很有造诣。
他还喜欢邀请科学家到家里来做客,农业专家、化学专家、机械学专家等等,涉及学科很广泛。我们在上海住的房子是原先的法国领事馆,里面有些古董。记得那一年,爸爸在一个大铜鼎里面搞起了秧苗栽种实验。后来让管理人员发现了,向他说明,别把它搞得泥糊糊的。结果呢,爸爸说出了古董的名字,制造的年代,还有历史上的价值。说得大家都笑了,“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下不为例!”当然,实验的结果有了,实验也终止了。
妈妈告诉过我一件事。记得是1956年,爸爸在安徽任职时,就想在黄山建个缆车。一次开会,他说,年岁大的人爬黄山是很难的,黄山能不能搞一根钢缆,搞一个缆车供游人上山观景。当时国内没有缆车,他也没见过,不知爸爸是受到了什么启发,他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出了这个主意。还派人设计过,后因钢材不过关而作罢。
上世纪60年代初爸爸调到华东局,住在上海,实际上是赋闲。他只向市里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派一个木匠师傅给我,兼职的也行。原来,爸爸自己设计,让木工按图制作,他是在试制插秧机。“文革”期间,爸爸遭批判,挨批斗,身心肉体都遭到迫害摧残,但他的试验还是没有停止,他做过多种方式的试验。他被调西南局时,就又把一些工人从上海带到西南。后来上海在这台样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第一台播种和插秧机。“文革”结束后,这第一批的厂长、工人到北京,专门找到我们家,在爸爸的灵前,他们泣诉:“曾老,我们来看你了,我们来向您汇报来了,您当年的试验,我们取得成功了!”
爸爸是个能人。吴运铎叔叔说过“你爸爸很能干,爱钻研,当年指导我们制造枪支子弹,他也很在行。”贺绿汀叔叔还说过:“你爸爸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李先念叔叔告诉我:“你爸爸真是个能成就事业的人。当年他领导新四军第七师,抓经济特别有办法,七师也最富有。那时提供给新四军军部的给养、武装等,七师是最多的。有一回我对你爸爸说‘老曾啊,我们都穿土布服装,你们倒上下装都是卡叽布的。’你爸爸就说:‘那我就给你们的团以上干部每人做一套卡叽布服装,行了吧?’这件事我自然高兴做了。”我爸爸抓经济工作大概就是从新四军时期开始的,他曾派员到香港去做生意。他也曾向延安送过金条。
爸爸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爸爸永远是我心中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