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视纪录片《新中国》 第五集

河南省荥阳人民广播电台的历史,是从1956年元旦那天开始的。当时简陋的广播站只有四个工作人员,每天播音五个多小时。播送的节目通过田野上的大喇叭传送给农民。

也是在这新年的头一天,《人民日报》的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来竖排的文字改成了横排。从此,在中国大陆,传统的文字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们就是从这些点滴变化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年月的特别意义。

当1956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春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中,有一种特别的生机,人们把这段时间称作“知识分子的春天”。

1956年1月间,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在***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份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说:正确地估计和使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任务,必须充分地信任他们,改善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发展科学和文化。

***则用他一贯幽默的方式在会上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这些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

这个春天来得并不容易。建国初期,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甩掉旧的思想包袱,开展了普遍的学习改造运动。知识分子们也希望能尽快地融入到新社会中来,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界批判运动,也曾经使他们产生了一些困惑。

社会学家费孝通说:“开始刚刚解放之后,大家不懂。社会主义什么样,社会主义还没提呢,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紧,不能瞎说话。怕错,说错了,要整,要批的,大家有点怕,知识分子很小心,不放松。”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他们讲,有一位教授在那个思想改造自我批评稿子上,旁边注着,哭,哭,到什么地方要哭,稿子都注明白了。这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证明中间也有一些虚假的成分,但是真情马上感觉到,非常欢欣鼓舞的,因为国家富强了嘛。”

1956年1月25日,在讨论“12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中共中央特意邀请了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参加。

在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所长陈世骧、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细菌学专家魏曦、水生生物专家秉志做了发言。

对专家们的发言,开始时,***边听边记。后来,他放下了笔。再后来,***干脆离开了座位,走到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志的面前,仔细倾听。直到会后,他们依然谈兴未尽。对未来的畅想,已经超越了会议的主题。

时任***副总理***秘书的甘子玉说:“1月25号,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讲了五天之后,周总理在***二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号召。”

***说;“我国人民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我国人民已经开始向科学进军。我们正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一定能够取得这个革命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这次会议还提出,着手研究制定“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说话就到了农历的新年。1956年是中国传统纪年的猴年。尽管中国实行公元纪年已经七年了,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只要吃过年夜饭,过了年三十儿,春天,就会来了。正是从这个春节开始,普通话被逐步推广开来。

正月过后的头一件大事,是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编制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由***总理***、副总理***、***、***等人主持。600多名专家参加了这部重要文献的编写。

经过半年的努力,科学家们编写出了600多万字的规划纲要草案。在57个项目616个课题中,涉及了飞机、导弹、原子能、计算机、无线电、自动化等12项重点任务。对中国科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12年。

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学部。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说:“学部这个概念,是从苏联那里来的。在苏联它的体系之下,是院士。当时我们领导上觉得,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每个人的真正的学问水平,要跟国外的院士相比,好像是提不到那个份上,所以就说,先不要叫院士吧,先叫一个学部委员。”

1955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学部成立大会,成立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四个学部。来自全国各地的233位学部委员和各重要科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参加大会。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说,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的成立,是标志着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在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中,有很多享誉世界的科学家和学者,其中就有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苏步青、华罗庚、物理学家钱三强、钱伟长,桥梁学家茅以升、建筑学家粱思成、经济学家马寅初、哲学家冯友兰……

随着1956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人们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创造天地。

这时,中国各个行业的建设正逐步进入到新的状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大中型项目已经建成或就要建成。短短几年的艰苦创业,到1956年,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

1956年7月14日,经过整整三年的紧张研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迎来了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汽车在这里出产。

老工人甲:当年,第一台车出来的时候,就象生了个大胖小子,自己的孩子。老工人乙:他是做模型的,他先干。他做了模型,才能翻砂,才能出车。老工人丙:他是搞铸造的。
老工人乙:那时候,我们是吃在厂里,住在厂里,成天成宿的不回家,就盼着这车出来。
老工人丁:出车那天,中央大道人山人海,连屋顶上都站满了人。那真是热闹。
老工人甲:然后,我们向省委报捷去嘛,对吧,敲锣打鼓地。
老工人丁:披红戴花。
老工人甲:那是忘不了的。
记者:那个时候,有一首老歌,叫《老司机》,你们还记得吗?
老工人:记得,记得。
老工人合唱: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拉起了手风琴,我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岁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呀没见过呀,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那国产汽车真的出了厂,哟嚯嚯……

这首歌是专门为这位叫马国范的老司机写的。当年,就是马师傅第一个把国产汽车开出了制造厂的大门。

在有幸驾驶第一批解放牌汽车的司机中,有一个年方二十岁的姑娘。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王立忠说:“我们走到斯大林大街的时候,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就一定要坐一下我开的车。因为当时觉得女同志开车,非常高兴。她说姑娘,你能不能停一下,让我坐一下?我当时就把车停下来了,让她坐一坐我开的车。她就在脚踏板上坐了一会儿,这老太太坐完车以后,相当高兴了,说我坐上咱们自己生产的汽车了,我太高兴了,我这辈子,我死也不屈了。”

12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被称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的历史。在此后30年的时间里,这种型号的汽车几乎跑遍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正是靠着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智慧和劳动,换取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从前连铁钉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飞机、汽车、机床和电子工业。

1954年5月上旬,我国第一座巨型山谷水库官厅水库竣工。1954年12月1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通车。
1955年3月24日,第一块国产手表在天津手表厂试制成功。
1955年7月1日,黄河上第一座大铁桥兰新铁路黄河大桥通车。
1955年12月27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自动化水电站官厅水电站开始发电。
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国产汽车出产。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在沈阳试飞。
1956年12月9日,鹰潭至厦门铁路铺轨工程全部完工。
1956年12月30日,全国所有县通了电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县通了电话。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在工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如何避免苏联体制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开始成为了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历史课题。

1955年底,***就提醒人们要“以苏为鉴”。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随后,为了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分别找各部委了解情况。

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回忆说:“在这个情况下,毛***很受感触,说,我也要想听一听,一波,毛***说,你能不能也给我、替我组织一下?这样我就去给他组织了34个部门的汇报。

从2月开始,***不间断地听了一个半月的汇报,一边听一边作指示。***说自己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非常辛苦。”

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说:“每天一个部汇报,书面上都写好,再来讲,***问得挺细,比如说问的什么分子式,都问,所以哪个部长都很紧张,你得懂好多事情,说不定他要问你啥,或者问你英文字怎么讲。”

调查之后,***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讲话经过整理,便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涉及到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等,它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的邓力群说:“四月底或者五月初,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就把***、有我还有其他几个同志找去,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们谈。说找你们干什么呢?说毛***做了调查以后,把他对这个调查的结果、形成的意见给我们常委讲了一遍,讲了十大关系,讲得非常好,听了这个以后,好像豁然开朗。原来对将来,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怎么干,干什么?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想得不清楚,听过毛***一讲,就好像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视野一下就广阔了。少奇同志非常兴奋,说有了毛***这十大关系的讲话,八大报告的起草就有个纲了。”

1956年,在你的记忆里,孩子们还没有太多的玩具,但是在街上,你花上一分钱,就能从书摊上租来几本小人书。它告诉过你很多有趣的故事。

对北京城里的孩子来说,这个春天里上演的童话剧《马兰花》,给了他们特别多的快乐。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小兰的姑娘,因为她的勤劳感动了马郎,他送给她一朵神奇的马兰花,邪恶的老猫却想方设法要夺走它。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小兰的扮演者罗啸华回忆说:“哎呀,那个剧场全沸腾起来了,都喊,说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就指给马郎,说在那个地方。马郎就说,朋友们,我们追呀。结果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坐在边上的孩子,都跑出来,抓住猫,抓住大兰,他们要帮助马郎,战胜邪恶的恶势力。所以在北京,几乎街头巷尾,你都能听见,孩子们在那儿念,而且有的孩子,有时候你走过了,看见那些小孩在跳猴皮筋,也是在那儿,一边‘马兰花,马兰花’……”

也是在这个春天,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方针。

这是***在1956年4月正式提出来的。如何繁荣科学文化,同样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科学研究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欧美的自然科学流派一律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而来自苏联的理论则被视为金科玉律。

当时在科学界最大的一个争论发生在遗传学领域。苏联传来的李森科学派完全压倒了西方的摩尔根学派。

91岁的谈家桢教授是当时摩尔根学派的著名学者,他告诉我们,有一阵子,他受到了冲击,甚至在学校里也不能自由地发言和讲课。

遗传学家谈家桢说:“基因理论是三十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代,基因是什么物质已经搞清楚了,就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你想这个时候,国际上面已经这么先进了,而我们国家还去学苏联这种落后的东西,想想我们科学家怎么能不窝心呢,你想想看,是非不讲了,没有讲是非了。”

思想的束缚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连一向活跃的电影界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盛行。

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孙道临说:“当时就举了几个片子,同样是反映工人的片子,上影也有,长影也有,几个片子搁到一块呢,很多细节都差不多,工人么是很先进,党委***是支持,厂长反对,然后党委***跟厂长是老战友,过去在一个棉被窝里睡过觉的,一见面一做工作就包饺子,所以都是套路的东西。”

1956年8月,在青岛,一个让谈家桢教授和他的同行们等待多时的会议开始了。这是根据***的意见,按照中宣部的建议,遗传学界召开的一次自由争鸣的会议。

谈家桢回忆说:“气氛很好,我酒喝醉了。解放后难得,我不大喝酒的,我酒量很好的。这次酒喝醉了,表示我很兴奋。几年来压抑在心里的话不敢说,能够说出来了么,毛***撑腰嘛。”

***也密切关注着文化界的动向。为了进一步推进“双百方针”的实施,1957年2月,他在颐年堂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午休的时候,***和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张光年谈起了一首引起争论的讽刺诗《草木篇》。

时任《文艺报》主编的张光年说:“那时候,有些人把它的毛病看得很严重,我也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毛***提出了这个《草木篇》,他刚看。我说我看这篇作品不大好呵,我说我们《文艺报》准备组织文章来批评它。他就开导我,他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嘛,他总还有两段写得比较好的,他还举了两段例子,我都忘了,他记得。比如这两段不是写得很好吗?你就先说这两段,你写的还好,然后再说哪些不好,哪些很不好,你再批评它。这样的文章,读者看了心服。”

中南海夏日的舞会经常邀请普通的年轻人。偶尔人们会在这里遇到***等一些国家领导人。

1956年6月7日,举重运动员陈镜开以132.5公斤的成绩,打破最轻量级挺举世界记录。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打破世界记录。

向奥运会进军,中国人曾经在这条道路上留下过太多的失败与耻辱。1952年,当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时,***对出征的运动员们说过这样一番话。

时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的荣高棠说:“周总理给我们交代任务,头一天晚上,把我们找了去,就说这一次,知道我们水平不够,但是我们这次去的任务,只要把中国的五星红旗插到奥林匹克运动场地上,就是胜利。”

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1956年,国家体委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运动员,这时,中国竞技体育的水平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人满怀信心,准备参加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但是,由于国际奥委会中排华势力的阻挠,中国最终没能参加。中国运动员开始踏上一条艰辛的振兴民族精神的道路。

但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1956年的那个秋天,仍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收获季节。经过七年的努力,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站到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9月15日,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礼堂开幕。这是北京城里最新的建筑之一。当时,天安门两侧还有很多杂乱的平房,广场看起来远不如今天这么开阔。 ***早早来到了会场,今天他将在会上致开幕词。

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的***说:“***在***台后面讲,我也在那儿。***就是讲,他说那个开幕辞,你们看这是谁写的,你们猜一猜看。谁也没猜到,反正人家也不说,猜嘛。***解释,他说第一次是***起的稿,我一看不行,我就改了,改了以后,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说,不行,尽是标语口号,他说最后这个稿子是田家英改的。”

这时,离上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有十一年。在这十一年中,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两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1026名正式代表外,还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及来自5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派的代表。

***:“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我们现在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在***致开幕辞后,***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6日,在***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和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设。

大会还通过了***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

时任中共中央***处******说:“这次大会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很重要。”

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工作的重心,就是说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

***:“所以,它不但对我们党、而且对我们国家,对新的情况、做法、步骤、目标,都有创新的意思。”

正是以这次大会为标志,新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了新的中央领导人,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中央委员会******(63岁),副******(58岁)、***(58岁)、***(70岁)、***(50岁),******(52岁)。

八届一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星期,10月6日,北京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展览会让人们看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大到自动机床。小到儿童玩具。还有让年轻人爱不释手的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更是令人感到新奇。

***来了。***来了。***和***也来了。***专门为这次展览会题了词。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对开放和交流的渴望。

尽管西方国家当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但从1957年开始,每年春秋两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定期举行。那时候,中国人能拿出来的大多是一些农副产品和简单的工业品。但是,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广州交易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基本上否定了斯大林。中国***并不完全同意这个报告,认为对斯大林的功过应该进行公正的评价。

随后,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干部的逄先知说:“那么这个事件对国内,应当说也发生了一些影响。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得非常急促,社会生活变化也很深刻,当时人们对这种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太适应,还不大习惯。到56年下半年,有些城市,粮食、肉类还有日用品,就出现了供应紧张的情况。所以好多地方就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那么对出现的新的情况,我们广大的党员和干部精神准备不足,没这个精神准备。还是企图用老办法,把这些闹事的,把这些提尖锐批评意见的,一概看作是敌我矛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就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做了分析。***特意嘱咐秘书,要把稿子发到到会的每个人手里。他想告诉人们一个道理。

逄先知:“***就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

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干部的龚育之说:“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但是数量是越来越少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而且越来越层出不穷,越来越有很多新的问题。”

逄先知:“因此,在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上,要严格区别。解决敌我矛盾,那就是战争的方法,或者说镇压的方法。”

龚育之:“那么现在既然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就多起来了,因此要有一套新的思路、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看待社会矛盾,来处理社会矛盾。”

逄先知:“那么他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归结为一个公式,就是团结、批评、团结,也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应该剑拔弩张,它应该是可亲可爱的。

1956年5月,***成立了农垦部,由在新疆垦荒中建立功勋的***上将出任部长。从这时起,更大规模的垦荒队伍来到了辽阔的北大荒。至今,他们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垦荒老战士韩有说:“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

垦荒老战士王维民说:“男的女的都是穿的黄衣服,偶尔看见一个老乡来了,哎呀,你看你看,那是穿蓝衣服的来了,穿蓝衣服的来了。”

韩有:“那个时候,我们也听不到广播,也没收音机,啥也听不见。文艺活动那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听那狼叫挺好玩的,狼叫,这些老家伙都知道,公狼叫不一个动静,母狼叫,大狼、中间狼、小狼叫,都不一样。”

他们整师整团来到这里,仅1956年铁道兵就调来了9个师。从此,在三江平原上,就有了851、852、854这样一些以部队番号命名的特殊地名。告别军旗,他们把军旅生涯当作自己人生最美好的记忆,一直珍藏到今天。

记者采访垦荒老战士穆振江:大爷,这是年轻时候的您吗?穆振江:那时候三十来岁吧。
记者:这么英俊哪。这个就是那时候您肩膀上挂的军衔?
穆振江:少校。
记者:少校。那时候,就这么搁着?当年多精神呵。大爷,您看您在这儿都四十多年了,觉得这辈子后悔吗?
穆振江:不后悔,哪能后悔呢?咱们852农场开发了120万亩地,现在你看建设得多好呵!

官兵们最初的家是在草甸子上搭起来的。有了女人,有了孩子,荒原就不再寂寞。当年,***将军特意把他的妹妹一家调到了852农场。有一年春天,孩子到了出麻疹的时候。

垦荒老战士赵英华说:“那地方的医学也不行呀,药也没有。她那个大儿子到我那儿去,他说,姨妈,你有没有那个香菜呀,我说,香菜,现在哪有呀,那是春天,我说我有干香菜。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妹妹出麻疹。他说干的也行,给她搓一搓,反正也搓了……”

没有女儿的将军一直把外甥女当作自己的孩子。当听说孩子因为得麻疹而死去,生性豪爽的将军掉下了眼泪。

这就是那个拓荒的岁月,欢乐和泪水总是交织在一起。

四十多年的甘苦,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富饶。 垦荒老战士说:“一算哪,都是四五十多年了,苦吃了,累受了,困难我们克服了,到现在建设得不错了,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我们都献了。我们再建下去,把北大荒建设得更好,叫我们的子孙,叫我们的同志更快乐、更欢乐、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