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风马牛年终脱口秀 索要高彩礼与犯罪风马牛不相及

不久前,河南省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中心面向辖区居民颁布了一则红白喜事操办标准。在这份红底黑色的公告中,第一条醒目的显示,订婚彩礼不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过多者,交由公安机关调查,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该事件经媒体披露后引发舆论热议,有网友调侃称自己当年娶亲时被索要彩礼远远超过两万元,那么岳父岳母是否涉嫌贩卖人口?也有网友称这是当地想大力抑制婚嫁彩礼超高成风、以及索要天价彩礼的一种体现,无非是在措辞上稍显不妥……

针对舆论风波,6月21日,兰考县委宣传部公开发出一份落款为惠安街道办事处的回应称,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对此事的关注,《惠安街道办红白喜事操办标准》是惠安街道办社会治理中心起草的一份操办标准,主要是为了抑制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不正之风,倡导树文明新风。

回应表示,在制定操办标准时,考虑不严谨,有些语句表述不准确,缺乏法治思维,引起各位网友热议。下一步,惠安街道办将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并将继续倡导树文明新风。

彩礼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婚礼程序之一。但近年来,屡被曝光的天价彩礼可谓饱受诟病,一定程度上成了男子娶妻难的“罪魁祸首”。甚至成为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但纠偏过多索要彩礼的风气,恐怕不能靠当地街道办粗暴武断的“索要彩礼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这一欠缺法治思维又无法执行的标语式治理。

其实,对于索要彩礼的做法一直未被法律认可,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然而,与其说这是法律的禁止性条款,不如说是倡导性规定。缔结婚姻过程中男方给付女方彩礼是自封建社会延续至今的风俗,虽曾一度被废止,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

对此,司法实践中并非一概地对彩礼说“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返还彩礼需符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或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还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即如果夫妻双方稳定地维持着婚姻关系,不管男方给付多少彩礼,都是不能索回的。

那么,街道办显然无权对索要多少彩礼划定标准,更无权将过多索要彩礼认定为贩卖人口或诈骗。要知道,拐卖妇女儿童主要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犯此罪者,最低也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传统习惯索要彩礼的女方,怎么就突然沦为了拐卖人口的犯罪嫌疑人?哪怕索要十几万元、上百万元的彩礼,女方家长就有拐卖女儿的故意?

据报道,兰考去年至今已发生多起借彩礼敛财的诈骗案件,包括今年年初打掉了一个“一女嫁五夫”、以结婚为由骗取彩礼连续作案5起的骗婚团伙。这或许是当地有关部门不得不遏制高额彩礼的重要原因。但法治社会中罪行法定,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不容突破。正常的索要彩礼与犯罪风牛马不相及。有诈骗嫌疑的索要彩礼行为是否构成拐卖人口和诈骗犯罪,也应该由司法机关根据证据等依法认定,而非由不具有司法权的部门随意扩大打击面。

可以说,法律尚且严格禁止索要彩礼,地方政府部门有什么理由约束彩礼金额,甚至气势汹汹地以“拐卖人口论处”。彩礼一路攀升的背后,固然有错误价值观引导下的不良风气作怪,也不排除个别人把嫁女作为改变贫困生活的手段。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与经济高速发展下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安全感有关。哪个父母不想女儿过上美好生活,发达地区娶亲可以花费数十万上百万元,其他地区为什么只能索要两万元彩礼。

而且,随着观念更新,很多父母并非单纯地将彩礼据为己有,而是用于共同购置房屋等夫妻财产,或扶持夫妻创业。从这方面来说,就更应该将过高索要彩礼与犯罪区别对待。再者严格约束索要彩礼,既有可能被架空,更有可能帮倒忙。如让本来皆大欢喜的婚约“吹了”,或者导致本地女子为过上好生活纷纷外嫁,加剧本地男子娶妻难。

平心而论,矫正漫天要价式索要彩礼的弊习很有必要,但初衷再好也得讲究方法和路径。是否索要彩礼、索要多少彩礼终究是民间习俗问题,适当加以引导进而移风易俗无可厚非。以“拐卖人口论处”显然是用力过猛的权力越界,凸显出当地相关部门法治涵养不足。其有必要及时纠正并引以为戒,少犯些没有法治常识的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