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徐则臣 有关徐则臣《西夏》的讨论
【论坛点评】 《西夏》写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以开小书店为生的京漂“我”,某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不能说话的漂亮女孩西夏带着谜一样的身世突然闯入了“我”的世界,却像童话中的聪明孩子一样,怎么也不能被“我”丢在外面。
小说一上来三言两语就将素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推至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二人关系由不可能到可能的推进看似小说实验的着力点所在,然而,吸引我们的却并不是两个陌生人怎样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能够相互走近的理念探讨,而是那个孤单、善良、并不富裕的年轻京漂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对温暖的渴望,“我”由开始的莫名其妙、尴尬、烦恼、无可奈何到最终对爱的投降都是非常朴素、真实的。
妹妹是一瞬间“掉”下来的,爱情却是一点点“长”起来的,随着结结实实的细节,小说才不慌不忙、针脚细密地推进人物的心理变化,读者的一呼一吸都随着情节的起伏而波动;你可以质疑西夏的来历,但是你没有理由质疑“我”和西夏的爱情。
小说结尾处,当手机响起,“我”得知能医治西夏哑疾的胡教授已从美国讲学回来时,竟脱口而出“你打错了”,铃声第二次响起时,“我”才“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抚摸她(西夏)的脸,开始说话”。“我”面对真相时本能的脆弱,怕与爱的胶着,情不自禁和清醒理智的交锋全在这短短几行字中。
实际上,小说只是以开头设置的特殊情境为契机,书写的是京漂的内心真实,打动我们的是小说内在的抒情气质。——赵晖 【插话】作为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西夏》的诗意浪漫毫无疑问具有一种亲和力,恰如赵晖所言。
但这并不是小说最主要的价值所在。如果单从“内心真实”和“抒情气质”方面来讲,《啊,北京》可能更为典型,它已经将作者在这方面的才华展现过了。
《西夏》所提供的经验,像京漂的寄居生活、男女关系穿插着邻里关系、生活变故等,并没有超出《啊,北京》和《三人行》(《当代》今年第2期),基本上可以视为重复性的。那么,《西夏》存在的合法性或者说意义在何处?将《西夏》放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误读。
它在徐的小说中是独特的。我宁愿将《西夏》看成一次有野心的小说叙事实验。做一场美梦,描绘一幅爱情乌托邦,都只是小说的表层。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才是《西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作者是故意进行这样一场化虚为实的小说叙事试验,它的潜台词是:就是要让你和一个不明来路的、美丽可人且贤惠得像老婆的美女发展关系,就是要把假的弄成真的。《西夏》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从生活中来,而是从天上来,把天上的林妹妹合理地安置到琐碎复杂的生活中。
总体上说,这样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尤其是哑女藏身柳树洞,哑女与女房东“吵”架等细节的安排,杜撰的功夫十分老到,安置十分成功。
但是小说后半部,推进得有些匆忙。哑女的去留是小说的动力。前半部,作者留下钱让她走,推出门让她走,都是去而复返。那么下一步如何让她走呢?作者选择了坐车出行的办法,而且是在朋友的建议下。此处,作者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
主动离开的办法似乎来得太早。没有比这更可能的作法了吗?这个办法是唯一的可能吗?当然,我也想不出更令人满意的答案,提供有说服力的、令人信服的可能性,是作者的事情。
但让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妙的,说明我已从作者控制的游戏规则中抽身出来了。另一个让我抽身出来的是去协和医院检查的一段故事,作为“京漂”小店主的我,在房租上十分在意,而对去协和这样的大医院看病却毫不犹豫,对付昂贵的医药费这一点只字未提,也使我对小说的信心产生了动摇。
当然,《西夏》嘎然而止的结尾提升了小说的精神含量。 ——师力斌 【插话反驳】《啊,北京》是正手写京漂,关注的是京漂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状况,小说中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无论生活怎样窘迫都不能改变主人公边红旗对北京执着的爱。
而《西夏》以一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的情境展开故事是反手写京漂。与《啊,北京》不同的是,小说撇开其余而特别关注京漂情感上的孤独,将京漂只身在外缺乏温暖和安全感的心理状态写得入木三分。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虚,无可奈何却又认认真真地和林妹妹谈恋爱是实,小说以实写虚,实质是在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更为内在地书写京漂的“内心真实”。
因此,“我”离开西夏却又终而复返,实际是在写“我”心中对爱的渴望,而西夏执拗地不肯另寻他地,其实也暗合“我”心中的希望——那种收留是无可奈何的,同时也是带有“窃喜”的——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在加强“我”内心对情爱的向往罢了;而不是力斌兄所说的“把生活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缩小了,或者说,把一个冲突的强度降低了”。
西夏不能开口讲话是一个隐喻,因为她并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她的纯洁与安静和世界的杂芜与喧嚣是不兼容的,她的温存贤淑又恰恰是“我”困窘的生活中所难以拥有的,西夏不过是孤独漂泊的京漂在感到疲倦时一个小小的梦。
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小人物的新鸳鸯蝴蝶梦”是不公平的,而对于这个较真于“情感真实”的梦而言,把眼光停留在对周遭一切事实细节的追根究底上,反而会湮没原本的主题。
这个关于情感的梦做得越“实”,醒来的荒凉感也越强;但也正因为它如此脆弱,那种情感才显得那么珍贵而温暖。——赵晖 【第三方插话】对于《西夏》这篇小说,赵晖和力斌显然有不同的关注点。
赵晖重在小说对一种情绪的传达,所以对一些情节安排的合理性和逻辑性不甚追究,或者认为是恰到好处的。力斌重在小说在形式上的实验性追求,所以在细节的可靠性上分外较真。
关于这篇小说的着力点或说独特性,我同意力斌的看法。我觉得《西夏》和徐则臣以往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篇是从理念出发而非从经验出发的小说,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创造某种独特的情境并在此之中探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本是小说家的一种特权,甚至是艺术对人类的独特贡献。但必须考虑的是,小说创造的特殊情境和现实世界之间有一道不容忽视的沟壑。如何成功地弥合、跳跃这道沟壑,同样是小说家的责任。
小说家不仅要能创造“不可能”的情境,还必须得有将读者裹挟进这样情境的能力,这样才能从“不可能”走向“可能”。从《西夏》来说,扎扎实实的“京漂”生活经验是支持小说走向成功的重要要素,也是打动赵晖等读者的因素,但是这种柴米油盐的经验恰恰也使读者离不开地面,并且更在意地追究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西夏从哪儿来?为什么“丢不掉”?甚至医药费的问题。
所以,我的疑问是,如果换一套同样细密可感,但更超然一点的经验(比如更魔幻一点或更贵族一点的经验,因为这样的生活逻辑中允许包含更多的神秘性或游戏性,不像老百姓居家过日子那么实打实),是否更有利于实现小说的实验理念?换句话说,以徐则臣现有的经验和风格,是不是特别适合写这样的小说?当然,我这么说的前提是,《西夏》在现有的基础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邵燕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