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斌儿童 王思斌:留守儿童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怀
转型期我国出现了严重而复杂的留守儿童现象,有一些留守儿童实际上是无父母关照的儿童。我国虽然有一些儿童保护的政策和规定,但是在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三年前,贵州毕节有5名留守儿童被闷死在垃圾箱内,近期毕节又发生了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现象,令人震惊。这里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对儿童的严重失责。
留守儿童需要生活方面的照顾,也需要社会关怀。留守儿童集体自杀的背景资料说明,他们在家里并不完全是物质上生活不下去,重要的是缺乏基本的关爱。儿童是无辜的,毕节的事实看起来是:孩子是因自我封闭、拒绝外部支持造成的。
实际上,这种现象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化经验。父亲的暴力,母亲的出走,政府和社会并没有给予他们实质性关怀,这些孩子的整个生态系统是负面的。必须承认,家长、政府、社区和社会对这些儿童的不幸遭遇是有责任的。
对弱者社会关怀不足是社会在转型期比较普遍的问题。一些人认为,留守儿童一般是处于贫困状态,因此只要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获得保障就可以了。但是现实表明,留守儿童不但需要物质生活方面的保障,也需要来自家庭、社区、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爱。
在当前的社会福利体制下,对留守儿童负有关怀和保护责任的首先是家庭,父母出于血缘关系和亲情伦理要爱护自己的儿女,关怀那些处于成长期的、没有自我生存能力的孩子。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虐待、遗弃自己的孩子是父母的过错,必须强调家庭在保护和关照子女上的重要责任。
对于留守儿童遭遇不幸,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孩子也是国民,他们应该得到来自于政府的关爱和保护。但是,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只对保护儿童权益做一些政策宣称,却没有真正承担起基本的责任。他们着眼的只是GDP,是上级派下来的硬任务。
我们看到,无论是前三年的儿童被烧死还是今年的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政府部门、学校、基层社区组织都缺乏事前给予儿童真正有效的关怀。我们也看到某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对留守儿童曾有过劝说,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盯住这些儿童恶劣生活状况的改善。我国有各种关心儿童基本权力的政府机构和群众团体,有学校和各种社区组织,面对屡屡出现的儿童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感到自责。
我们必须在制度上解决留守儿童的基本生存、关爱和社会支持问题。政府对那些处于各种困境的儿童要有基于直接调查的登记,政府在乡镇、街道一级要设立关爱和帮助困境儿童的专门岗位,要建立对困境儿童生存状况的巡查制度,链接各类社会资源,实施对他们的网络化支持。避免儿童困境的恶化,更应避免伤及生命等严重事件的发生。
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保护儿童、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责任。这种基本权利的获得,虽然有赖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颁布,更有赖于这些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现在我国的问题是,看起来保护儿童的政策是存在的,但是在细则上又是缺乏的,在保护儿童的责任承担方面更是模糊不清。
在各部门协同保障儿童权力的一些方面,特别是在重要责任方面,常常出现严重的互相推诿现象。不少协同保护儿童权力的政府部门,缺乏协调能力,并造成"无专属责任"现象,没有部门对儿童失去保护、造成严重伤害负主要责任。必须尽快真正改变这种名义上负责、实际上忽略的现象。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社区层面发展儿童社会工作,发展学校社会工作,对保护儿童权利,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避免严重伤害儿童权利包括危及其生命安全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在社会加快转型,儿童(包括留守儿童)问题持续高发的大背景下,我国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儿童权利保障部门,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保障儿童权利,形成保护留守儿童的支持网络。要从毕节事件中吸取教训,推动我国儿童(包括留守儿童)保护事业的较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