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重恩教授访谈录
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期间,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特约记者陈华姝同学对白重恩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采访稿。
白重恩教授简介:
白重恩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1983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毕业,并获郭沫若奖。1988年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数学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工作后分别在波士顿学院经济系和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任教。
2002-2004担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2005年任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至今。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工作既包括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特别是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也包括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应用,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99年5月期)、《兰德经济学杂志》、《国际经济学杂志》、《劳动经济学杂志》、《比较经济杂志》、《经济与管理战略杂志》、《欧洲经济评论》等高水平国际杂志上。
白重恩教授还入选了清华大学“百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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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教授:
让我先从现状分析起,然后谈谈我们的期望。与财经院校或其他文科院校相比较,我们经济学学生比较少。我们每年招收的本科生不到40个,研究生不到20个,博士生不到10个。学生数目比较少,这对我们的学科建设来说,首先限制了我们的老师数目,因为我们学生少,我们不可能有很多的教师。
另外,也限制了我们开课的数目。我是希望给学开更多的选修课,不要有那么多的必修课。但是因为学生少,如果说每个学生每学期可以上6门课而我们开12门选修课,每一门课的学生数就会比较少。这是从学生方面看。
从研究方面看我们一直是数量研究比较强,这也和我们的工科背景有关。从工科转换到数量研究比较自然一点,而转换到其他的理论研究可能稍微不同一点。特别是我们李子奈老师,他的计量经济研究在全国是非常权威的,但是,现在我们希望除了计量经济学外,也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
按学校的话说,我们要“入主流”。也就是说,不光要注重数量经济学这样技术性比较强的学科,也要注意那种技术性比较不是那么强、研究方法稍微有点不同的、跟政策关系更密切,或者跟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有更密切关系的学科。
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数量经济学,而只是说在数量经济学的基础上,其他方向要有所加强。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数量经济学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其他方面也要发展得更好。
另外,我们和国际学术界联系比较密切一点,交流比较多一点。我们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规范化,现在其他分支的研究方法上也要更规范。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参加的。比如说今年11月初,我们开了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研讨会,研讨会上宣讲文章的学者大部分是从海外来的。
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本校的老师,更多的是海外来的做发展经济学研究非常活跃的学者。我们的同学都可以参加这种会议,然后他们可以看到在国外这种最最活跃的研究是那些人在做,是怎样做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机会给我们学生提供学习条件。其实我也希望这种会议对其他学校的同学也有帮助。在北京地区,这种帮助可能是最直接的,许多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都参加了会议。
他们也没有发言,就是去听,听别人的研究是怎样做的。为了让没有来参加的学生也能得到学习机会,我们把会议的所有资料都放在我们经济系的网页上。不光是文章放在网页上,专家的评点材料也放到了网页上。所以在网页上,既可以看到讲演的文章和PPT,也可以看到评论的PPT,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多去看看。
我们以后有国际性的会议,都争取这样作。这种国际学术会议不仅对我们的学生,对我们的老师也很有帮助。另外我们在明年7月9-12号要主办“计量经济学会东亚会议”,这是一个世界级会议。
这个会议每年在各个地区有大会,东亚地区是两年举办一次,全世界各地的学者都来参加。明年7月份将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我们期望大概有四五百名从海外来的学者参加这个会议。
这应该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水平最高的学术性会议。我想解释一下这个计量经济学会。其实它不是专做计量经济学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全世界的以个人为会员的经济学会,计量经济学会实际上起到了世界经济学会的作用。参与者不光有计量经济学的学者,也有做经济理论的学者。所以说这是经济学界的很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白重恩教授: 北大和人大有一些优势是我们不可比的。他们的规模很大,学科规模很大。我们在规模上是不可跟他们比的。规模有其重要性,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处于劣势的。但是,在质量上,我们要尽力赶上。因为现在规模比较小,所以历史的包袱也比较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优势。我们一直都在引进教授。在未来的两三年内,我们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我们尽量找我们能找得到的最好的人才。
白重恩教授: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多从外校招收研究生,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今年春天招博士生,希望大部分都是校外的,就是不希望近亲繁殖。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外校的同学报考我们系。为了减少近亲繁殖,我们也不断地在说服我们的学生,尽量不要报考本校的博士。
我们不希望大家都从同一个模子里出来。所以今年我们的博士生招收中,只有一个本校名额,其他都是外校的。我们希望能够保持多样性。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够更开放,更有包容性。
在接受免试推荐生时,我们也要求笔试和面试。至于数学方面,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数学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并不一定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高。我们还是会根据不同的人作不同的判断,没有一个能够写得出来的标准,比如说数学要多少多少分。
如果这个人数学比较强,并且作理论研究的潜力比较大,那我们会要他;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数学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他其他方面知识很丰富,思维非常活跃,那我们也会要他。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为体现这一点,我们面试的范围会广一点。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白重恩教授,据我所知,您本科是学数学出身的,并且先后取得了数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您后来的经济学求学中,之前的数学起到了一种什么角色的作用?您是如何看待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我们都看到,在目前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数理推导和计量模型运用密度已相当之高。
白重恩教授: 有三方面的作用。我先讲一下间接的作用,也是往往被忽视的作用。就是说数学除了提供工具以外,它还是培养一个人的严格的思维能力的一门学科,所以学数学不光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工具,我觉得很重要的方面是它培养了我们的思维能力。经济学其实是一个逻辑思维很强的社会科学分支,对逻辑思维方面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从这个方面来讲数学能够促进经济学的学习。
第二个方面,其实它也确实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有的时候这个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语言。就是说,当我们用文字来描述一个经济理论时,往往不够清晰,不够精确。而当你用数学来描述一个经济学理论时,你会把它的假设,得到的结论都说的十分精确,这样你在做实证研究时就有比较明确的目标。
因为它说得精确,所以你可以设计比较有针对性的计量检验。这种精确性我觉得是十分重要的。另外呢,这种精确性包括了在什么前提下才会得到某种结果。
因为很多经济学结果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在什么条件下,你可以得到这个结论,什么条件下你不能得到这个结论。而在很多情况下使用数学往往能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它是很精炼的,很精确的一种语言。所以在知识的传播上,它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也降低了人们做研究的那种成本,就是有时候用数学表达很清楚,那么作起研究来想得也比较清楚。
第三个方面,数学工具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不用数学还真是很难得到某些结果。我想举一个拍卖的例子。拍卖有两种非常常用的形式,一种是英式拍卖。就是一个拍卖者,拿着一把大锤子站在拍卖台上,给一个底价,然后问底下的人愿不愿意加价。
一直到最后没有人加价的时候,他就敲三下,交易就结束了。另一种是投标,就是要拍卖一个东西,每个竞标者把他愿意付的价格封在一个信封内,交给拍卖行。拍卖行把信封打开,看谁出的价最高。
这种拍卖其实也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出最高价者按他的价格也就是第一高价得到标物,这叫第一高价拍卖;还有一种第二高价拍卖,就是写最高价者按另外一个人出的第二高的标价获得标物。后面这两种通过投标的拍卖和我刚才所说的英式拍卖,看上去很不一样。
但是经济学里可以证明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结果,我觉得,如果没有数学是不可能得到的,直观上没办法把它想清楚。这个例子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在这里的经济学证明里,数学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总结一下,我刚刚提到数学有三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它训练你的能力。第二,它是一种很简洁,很精确的语言。第三,它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推导出一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已经超越了语言了,它能帮我们推导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
白重恩教授: 对第一个问题,我基本上是同意这种看法的。我觉得大部分行业不需要这样的行政垄断会发展得更好。对国有企业改革是否成功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你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理论。国有企业肯定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缺点。
到底是好处多,还是缺点多,到底哪个占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实证的问题。除非我们只坚持一个目标,其他的我都不管,那种情况下,可能某一种所有制企业总是好于另一种所有制企业。但是我们追求比较综合性目标时,理论上很难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所以就是要看实证的结果。
我们最近是作了一些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些结果。发现国有企业改制后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有改善,特别是在盈利方面,这在竞争性行业与非竞争性行业中都是如此。
当然改制后,短期来说,会造成员工的失业。在这里,我们比较的不是两个企业,而是看同一个企业改制前和改制后的对比。因为两个不同的企业是不可比的,就像一个国有企业可能很赚钱,但是它是处于垄断行业;而一个非国有企业可能赚钱不是那么多,但是它是处于竞争行业。
为了比得比较公平,我们比的是改制前后的同一个企业。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发现改制后企业盈利水平和生产率方面有显著提高,产品价格有所下降,但缴税数额没有显著变化。
我们也发现盈利水平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管理费用的下降。但是负面的效果是,起码短期来说,它雇佣的工人减少了。当然,长期来说,雇佣工人减少是好是坏呢?本来这些工人在这里不起作用了,你把他们推向市场以后,他们可以在其他市场发挥作用。
改制对某些员工有正面影响,因为改制后留在企业中的员工收入比改制前有显著提高。这种实证研究尽管很多人在做,但是做得还不够。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某一两个指标,没有更多的综合性的指标。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的问题,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就是一个企业效益是增加了,但是是否就是国家受益了,这是不一定的。比如说,原来这个企业本来可以生产10块钱,这10块钱都是国家的。
但是改制以后,他们生产了15块钱,在这15块钱里面,只有5块钱是给国家的,国家就受损了。当然,这还取决于在改制过程中,国企卖出了什么样的价格。如果卖价是11块钱,那么国家和买方都收益了。
这里面一个很难找到的数据,就是卖出去的价格。我们有很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告诉我们哪一家企业每年的运行情况是怎样,它的所有制是怎样的,法人有没有变化,这些都有。但是这个数据库没有告诉我们,它改制的过程中作了怎样的交易,做了怎样的安排,所以我们很难判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是一个缺陷。我觉得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性的研究。
白重恩教授: 我觉得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它们的科学性。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我们要强调其科学性。只要研究方法是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是不断在发展的,是在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就是可以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