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多少岁了】基辛格如何创立了“基辛格规则”?

本文节选自《基辛格:理想主义者》第七章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04月出版

《历史的真义》这篇论文已经被载入史册,它是有史以来哈佛大四学生所写的最长的一篇论文,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 000字,或者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即由此而来。全文有388页,这还是删掉了讲黑格尔和施韦泽的章节之后的篇幅。

据说弗里德里希看到第150页时就不肯再往下看了。但这篇论文最了不起的地方倒不是它的篇幅。三年苦读没有白费,基辛格对其所读的经典做了精彩提炼,呈现给我们的不单有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还有科林伍德、但丁、达尔文、笛卡儿、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黑格尔、霍布斯、霍姆斯、荷马、休谟、洛克、弥尔顿、柏拉图、萨特、施韦泽、斯宾诺莎、托尔斯泰、维柯、维吉尔和怀特海。

他还按照逻辑意义将布拉德利、亨廷顿、约瑟夫、庞加莱、赖欣巴哈、罗伊斯、罗素、谢a此处不知是否著者有误,应为艾略特。

—译者注费尔、斯泰宾和凡勃伦引入附录。显然,这是一个年轻人写的书,是展示才学的一次演练,里面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像是把萨特的名字“Sartre”拼成“Satre”,把“data”和“phenomena”这两个复数名词当作单数名词用,又把单数名词“polis”当作复数名词用。

(这提醒人们基辛格在德国没有接受过正统教育。

)论文用大部分篇幅详细阐述了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这三位主要作者的观点,但有时候人们很难分得清哪些是他们的观点,哪些是基辛格的评论,部分原因是基辛格为了节省篇幅,省略了像“如斯宾格勒所说”这样的措辞,结果不止一个读者把斯宾格勒的文化悲观主义错当成基辛格本人的观点。

然而,尽管有种种瑕疵,这篇论文仍毫无争议地获得了最优成绩。同时,它也为人们了解艾略特对基辛格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这种影响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曾经影响过”,而是“永久的影响”:基辛格继承了艾略特那种特有的浮夸文风。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和伊曼纽尔·康德至少可以被认为是三位“同床异梦”的哲学家。康德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被尊为西方哲学的泰斗之一。斯宾格勒是一位特立独行的辩论家,他在《西方的没落》(两卷本,1918年至1923年间出版)中所做的那些隐晦的预言因为涉及德国的权利而为人所诟病。

(哈佛社会学系的创建人皮季里姆·索罗金视他为眼中钉。)基辛格在写论文的时候,汤因比12卷的讲述文明兴衰史的著作只完成了一半。

选择汤因比(也是贝利奥尔学院毕业)也许是艾略特的意见,但这也反映出其前6卷《历史研究》广受欢迎,非常成功。该书的全一册缩略本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售出30多万册,这无疑得益于《时代周刊》当年3月刊登的一则封面报道。

那篇报道的标题是“我们的文明并非注定会覆灭”,就像汤因比断言基督教对西方世界极其重要一样,这样的信息总让美国人很受用。汤因比被媒体誉为斯宾格勒的反对者,因此基辛格对论文中所涉人物及其思想的选择在事实上饱受热议。

既然他所有的学术导师几乎都对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抱有极大热忱,如果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学者能够展示康德的思想在何种层面上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高明,那自然是一着妙棋。

出人意料的是,基辛格决定不讨论显而易见的问题,比方说这三位作者对历史因果的看法有何不同。相反,他选择重点讨论一个更深、更难的问题:他们如何看待人类社会中,历史决定论和我们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的意识之间的基本矛盾。从论文的导言可以清楚地看出,基辛格对这个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个时间点,那时他会意识到青春看似充满无限可能,实际上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现实体。生命不再是四周环绕着森林和山峰的广阔平原,他逐渐发现,他越过草原时其实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我们遇到了“必然与自由”的问题、我们的行为所致的不可挽回的事、我们生活的导向问题……那种调和我们的自由经验与既定环境的渴望让诗歌扼腕而叹,让哲学左右为难……在自由模式中实现的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正如基辛格展示的那样,他选的几位权威对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斯宾格勒是这三个人中最坚定的决定论者。在斯宾格勒看来,“历史体现有机文化的兴衰。这些文化的本质是个谜,人们需要从这些文化中吸取前进的动力,这些文化就是权力的表现”。

这里无须赘述基辛格略显啰唆的注释。最重要的是,斯宾格勒坚信有一种普遍性的循环:从生物到文化,再到文明,最后又回到生物。这无法令基辛格信服,他说:“清醒的意识状态与生成过程之间、时间与空间之间、历史与因果之间的对抗表示了既定环境中自由经验的困境,但这些矛盾与对抗没有消除这种困境。”

汤因比也不如康德,说实话,差得太远。不错,汤因比看似肯定了合目的性在历史中的地位,以此反对斯宾格勒的宿命论。文明可以选择迎接环境的挑战,可以选择继续在历史的悬崖上攀爬。但如果历史的终极意义是由上帝的意志操纵的,那么正如基辛格所写,“我们丝毫没有真正超越斯宾格勒”。基辛格宣称“历史不是一本阐释《新约全书》的书”,对汤因比的大作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在神学基础上多加了一种实证法”。

基辛格按艾略特所教,向人们展示康德是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王国的。康德把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区分开来,现象世界可以通过理性和确定性来认知,而自在之物的本体世界则只能通过内在经验去认知。“因此,在既定环境中的自由经验终究还是有潜在意义的……合目的性无法在现象世界的现实中被揭示,但它可以坚定人的决心。

在一个既定的体系中,自由确实占有一席之地。”基辛格还推崇康德的“绝对命令”理念。“绝对命令”不仅在道德领域意义重大,还“为康德的历史哲学搭建了框架”,因为“如果自由的先验代表了透过表象领悟更高主体性真理的能力,那么它的准则也必定会为政治领域制定规则;因此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

换言之,对和平的追求是自由意志下所有行为中最高贵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相信自己找到了康德的错处。基辛格在讨论“永久和平”a的一篇文章中认为:“谋求和平的责任看似是绝对命令的体现,实际上只是左右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原则。

”对基辛格而言,这只是代表他还想像汤因比那样,“扩大历史哲学的范畴,保证道德法则的可及性”。“为确立他的绝对命令的正确性,使其成为永久和平的基础,康德必须展示他的理论是可行的。但他的可行性论证变成了必然性存在的宣言,似乎否定了绝对命令的道德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也曾想过彻底解决所有历史哲学内在的困境……找出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联系,但同样失败了”。虽然研究康德的学者可能会反驳说,基辛格将自然王国和目的王国混为一谈,康德却将两者分得一清二楚,但不容置疑,在《永久和平论》(还有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确实介绍了一种目的论版本的历史观,承认“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理由决定着自然进程,引导它走向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即永久和平。

那么基辛格自己最终的立场是什么呢?答案是自由高于必然,选择是一种内在经验。他在关键的一段中写道:“自由不是一种明确的能力,而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一个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选择是没有限制的。每个人都是时代、国家和环境的产物。但除此之外,每个人都具有从根本上说难以分析的特质……历史的创造性本质,道德人格。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来解释行为,行为是人们在内心做出选择后才发生的……人只能从自身找到对行为的约束。

他再次提出:“自由是……一种寻求自我激励的内在状态……自由不依赖存在而依赖对选择的认知,不依赖外部条件而依赖内在经验。”

总而言之,“自由和必然之间的矛盾只有内在经验能够调和”。基辛格这么强调内在性,明确表示应当乐观看待他在论文倒数第二页提到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事件。

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待过的一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乐观。但丁追求的幸福在我们的文明里已经荡然无存。但这只说明文明衰落的事实,而不是它的必然性……诚然,那些年可能令人疲惫不堪。但……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从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中振作起来。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类的本质,每个人都赋予这本质一种生命必然性的特质,这本质赋予我们那种将带来安宁的自我超越。

有人认为自1968年以后,“基辛格看待历史的哲学切入点和他制定、实施外交政策之间不存在隐性关联”。有人这么说:

基辛格看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无法相信普遍的道德伦理和永恒价值,这些是康德信仰人类进步的基础……对基辛格而言,上帝死在了奥斯维辛……基辛格的现实政治和康德的理想主义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这篇冗长的毕业论文只是一次智识上的训练,体现不出他成形的个性和价值体系。

这种说法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写《历史的真义》的基辛格当然不是“变质的康德主义者”,他也不赞成斯宾诺莎消极的怀疑论,他的这种对权力的看法实质上和霍布斯是一样的。《历史的真义》中很少提到斯宾诺莎,对马基雅维利则完全没有提及,总有人说是马基雅维利影响了基辛格,其实不然。

对《历史的真义》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它是一本真正的理想主义宣传册。在艾略特的影响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作业:读了《永久和平论》,但他发现康德的推理有瑕疵。和平可能确实是历史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内心直面选择从而真正体验自由后,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这种决定论的模式都是不对的,“无论人们如何理解事件的必然性,当这些事件发生时,这种必然性都无法对行动做出任何指引”。

这一根本性的洞见对1950年的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基辛格在结论中说得很清楚,他对历史真义的认识使他对经济学界的主张深表怀疑,这个雄心勃勃的哈佛学生越来越认为这些主张是选择的集合:

当……冰冷的物质性思想取代浪漫的感性,生命便成了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人们拼命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这证明了心灵的空虚。对他们来说,必然性是一种客观状态……他们总是认为再多一点儿知识、再多一个公式,就能解决物质世界中不断增加的困惑。

其次(虽然基辛格认为在不起眼的脚注里谈当代政治比较明智),物质主义的局限性意味着“任由关于民主的争论变成一场对经济制度效率的讨论”是危险的。“经济制度的效率是客观必然性层面的问题,因而是可以讨论的。”相反,“自由的内在直觉……会排斥极权主义,即便它在经济层面效率更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和苏联开几次国际会议就能神奇地解决所有分歧,这种看法似乎很荒谬……似乎无法仅仅靠开会就能达成基于内部和谐的永久谅解,因为分歧不仅仅是误解造成的”。

行文至此,我们终于要谈到一个历史事件了,这个事件暗中渗透到基辛格毕业论文中关于个人自由的每一个字里,将成为他走向学术巅峰继而掌握政治权力的背景,这个事件在1950年使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即便在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眼里)看起来和汤因比所说的基督救赎时刻一样遥不可及。它就是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