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洪讲座中国好课堂 对话冯恩洪丨四个问题探源中国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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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最完美的课堂,课堂的精彩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未知的、不可复制的、最有生态的。冯恩洪先生带领下的“中国好课堂”团队,就是通过构建一定的规范和要素,引领教师课堂实操能力,培养教师对于教学模式的熟练操作、灵活应用与多元创新能力,同时,他们又将广大一线教师中产生的智慧和经验传播出去,成为教学改革中最鲜活、最实时的教材。《未来教育家》与冯恩洪校长对话,为你探源中国好课堂。
源起对教育的不懈追求
您为什么要发起“中国好课堂”?
冯恩洪:
我十九岁踏上讲台,至今已历五十载。五十年在教育发展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于我,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五十年来,我从关心教育到关注课堂,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认识发展过程。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建平中学办学过程中,我采取的是“由外围向核心逼近”的策略。首先从德育开始,围绕学校文化建设,成就了学校第一阶段的跨越式发展。第二阶段的突破口选择在建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生动活泼、充分发展”的校本课程上,通过给学生选择的权利,实现了学校更大的发展。最后,外围走近核心——进入了课堂改革。其结果,成就了学生、教师和学校,也成就了今天教育界对我的基本认可。
对于课堂,我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认知:假如一个学生以小学每天上 6 节课,中学每天上 8 节课计算,每年在校时间为 40 个周,每周上 5 天课,一个学生大学前的 12 年教育人生,是由 16800 节课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的细胞就是课堂。因此,关注教育的细节就是关注课堂。
就学生而言,他们的成长主要是在课堂里实现的,课堂是学生成长的舞台。学生在课堂里收获健康、积累知识、增长能力、养成责任,实现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发展。同时,课堂也是我们老师实现生命价值的平台。一个老师最具魅力、最为光辉的时刻是绽放在三尺讲台上的。
让老师享受讲台,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课堂。 学生的成长是从现在走向未来,从自然的人发展成社会的人,课堂是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时空隧道。好课堂属于教育,好课堂属于学生,好课堂属于时代。我们必须聚焦课堂,抓住课堂,才能抓住学生成长、成才的命脉,才能掌握学校发展的密码。
我离开建平后,内心依然难以割舍对教育的热爱。所以我带着对教育的追求,走进大江南北的一间间教室,投入到对课堂的研究中去。
从 2003 年 9 月到 2016 年 12 月,13年间,我在全国 16 个省市先后听了 4809节课。数量的积累让我对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关心教育就要从关心课堂开始,改革教育就要从改革课堂开始。
4809 节课里,有许多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好课,遗憾的是,让人欣喜若狂、心潮澎湃的好课并不是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觉到教育的责任,感受到课堂的重要。潜下心来,静静聆听、细细品味,用发现的眼光去寻找,我欣喜地看到了基层教师的创造。
有这样一节引起我深深思考的课。那是几年前,我在武汉听到的一节低年级语文课。六岁的孩子离不开识字,但这节识字课颠覆了我对传统识字教学的认知:课堂的全过程不是老师教学生。他们的课堂上把识字叫作“找朋友”:发现新朋友,熟悉新朋友,让新朋友变成好朋友。
这个过程,短短十五分钟,十二个生字全部学完。让我惊讶不已的是,居然没有一个生字是老师教的,十二个生字的教学全部是“兵教兵”实现的。六岁小朋友养成有素,先讲字音,再讲字义,最后辨字形,完全在自主、合作的积极氛围里完成了学习任务。
我感受到的是这个班级老师的伟大,说伟大并不是言过其实,因为他把普通的事情做得不普通,让传统的讲授让位于学生的自主与合作。老师不争话语权,学生能做的事让学生自己去做;老师不替代,经过启发学生能做的事仍然让学生自己去做,这才是老师的本事。
联想到我们那么多学校,甚至在初中、高中遇到生字,还是老师教学,我们该不该从这个老师的创造当中受到启迪,该不该给学生的学习赋于更多信任和自主权呢?
同样是一节语文课。一班七年级的学生,一篇千年前的古文,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老师,一个引爆课堂的设计。在引导学生创造性学习的时候,教师设置了一个颇具匠心的环节——“创意改写”。结果,学生们创意迭出,震惊了观者的眼球:有的把文章改写成三字经,有的改写成七律,有的改写成 24 字一句的长对联,有的改写成三句半,有的谱成流行音乐的曲调并现场演唱,有的则改编成了话剧,甚至有学生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改编成数码版本……每一个学生的发言都在人期望之中、意料之外。
学生使我意识到:发挥学生潜能的课堂才是最精彩的课堂。
这样的好课,在我听过的四千多节课里还有很多。这些基层优秀教师的创造,如果放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应该重新定义。我记得美国的邓肯教授说过一句话:“21 世纪人类最好的教育,不是现在西方的教育,也不是现在东方的教育。
谁能够把东方最好的和西方最好的组合在一起,谁就站上了 21 世纪人类最好教育的制高点。” 这些源自基层的创造,结合了东方教育的严谨和西方教育的自主,正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形式决裂,它们应该在“争夺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最好教育制高点”的高层平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
宣传中国好课堂、发现中国好课堂、推广中国好课堂,应该成为所有中国教育人的责任和担当,要让更多的中国教育人知道课堂里的积极变化,也应该让这种创造性的课堂行为走出国门,让世界听到来自中国课堂上的声音。用“教育梦”的实现托起“中国梦”的复兴,这是“中国好课堂”的最大意义与价值所在。
课改的本质是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主要是用教师能接受的方式引领教师改变。帮助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教师,实现上好每一节课的积极愿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我所接触的中国基层教师中,不想把课上好的教师,几乎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由于职前准备的不足、职后教育的误区,以及继续教育的低效,让老师们浑身的劲不知怎么使,久而久之,低水平的重复必然使人产生倦怠。
一节好课什么样,怎么上?这是个不容回避的命题。联系时代特征——和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相比,面对移动互联网时代,一节课应该怎么上?联系学生认知规律——面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接受基础和能力的学生,一节课应该怎么上?联系人类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僵化的课堂形式固然让人生厌,但只有“教无定法”够不够?上好课要想通大道理,也要做好小事情。
教师专业发展“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实,让许多老师“上好课”的心愿伴随着时间的消逝,多少都会有些麻木了。
因此,两年前,在一个金秋送爽的时节,我们和《未来教育家》总编辑刘堂江老师,还有教育部、国家关工委的负责同志,一起不约而同地喊出了“中国好课堂”。我们期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的课堂变革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建设“中国好课堂”,为实现中国梦夯下扎实的课堂基础。
脱胎于创造性的实践
什么是“中国好课堂”,能为之定义吗?
冯恩洪:
定义侧重于理性与客观,需要严谨的逻辑和可靠的工具测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定义“中国好课堂”是困难的。但我们对课堂的认识原本就是产生于基层的实践,是经验和要素的归纳与提炼,我们更愿意用语言、用感性去描述“中国好课堂”。
我们认为:“中国好课堂”是源于基层教师的实践,以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为目的,基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基于合作能力的培养和养成,基于课堂要素构建和实施的群众性教育改革实践活动。
“中国好课堂”有着鲜明的特质,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认识和解读:
第一,“中国好课堂”的价值指向——课堂。课堂是教学的核心、育人的主阵地。“中国好课堂”聚焦课堂,关注教师课堂操作的方式和能力,力图通过改变课堂——这一教育生态系统中最基础的细胞,来影响并改变教育。
第二,“中国好课堂”的现实意义——它源于基层教师的实践。这表明了它是一种自下而上推行的课堂教学改革,是用实践经验的提炼来反哺课堂教学。“中国好课堂”的生命力源于课堂,也必将在课堂上得到展现和绽放。
第三,“中国好课堂”的宗旨和目的——不同于传统教育挑选适合教育的学生,好课堂旗帜鲜明地提出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创造让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都能实现生动活泼、充分发展的教育;创造让每一个有差异的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让每一个学生的名字都充满神圣和庄严的教育。
第四,中国好课堂的基本要素——基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基于合作能力的培养和养成、基于课堂要素的构建和实施。“中国好课堂”倡导基于要素的课堂构建,强调发现问题、合作意识、探究能力的培养。通过构建一定的规范和要素来引领教师课堂实操能力。
因此,我们从关注课堂入手,通过要素构建,指导课堂的改变,落实“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从而创造出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离开原起点的课堂形态。最终依托课堂这个基本细胞影响并带动整个教育有机体的发展。
着眼在意识与要素的构建
“中国好课堂”与传统课堂有什么不同?从一节课的角度,“中国好课堂”应该包含什么样的要素?
冯恩洪:
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形式,在中国教育的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有许多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仍然在我们的课堂上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更换了“背景”和“调色板”,有别于工业时代的批量生产,信息时代的教育更加强调个性和创意。教育的目标也从双基、三维,发展到“核心素养”,“中国好课堂”显然不是要打造更加精致的传统课堂,它从理念到实践都需要紧密适应时代需求和个性发展。
具体而言,我想它具有两点比较明显的特质 : 一是意识;二是要素。
首先,“中国好课堂”不是基于概念理论演绎的结果,它是对传统课堂中不合理的要素进行改革,脱胎而出的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社会所存在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实际上是 20 年前教育的缺失,同样,20 年以后的中国根源就在今天的课堂上。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人口大国而不是人力资源强国,要从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源强国,我们的教育该怎么应对,我们的课该怎么上?回答首先是“必须注入问题意识”。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哪来的创新变革的能力?因此,在每一节课的学习过程中,要让学生从“无疑”走向“有疑”,从“有疑”导向“无疑”。
课堂教学的过程,知识积累的过程,就是无疑到有疑、有疑再到无疑的过程。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问题的质量影响着学习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好课堂”在每一节课里要注入问题意识。
其次,我们还必须注入合作意识。21 世纪的新加坡将学会合作、享受合作定为立国之本,这也是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续繁荣的基本国策。在中国的课堂里,也应该把学会合作定为“教学要素”,用合适的问题诱发学生合作的需要,组织合作的进程,享受合作的成果,养成合作的习惯。合作引领未来,合作开创共赢。
再其次,我们在前两个意识的基础上还注入了合适意识。在中国,学校的教材由教育行政部门选择,每一个学生使用的教材是相同的,但是使用的人是不一样的。对于强势智慧是逻辑智慧的学生而言,学数学可能比较容易,学英语可能就会很困难。因此,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就是要找到每一个起点不同的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有差异的学生不能进行无差别的教育,合适的教育是让每一个学生“伸出手来够不到、跳起来能抓得到”的教育。
问题意识、合作意识、合适意识,是“中国好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明显不同之处。有了这三个意识,我们的课堂才能支撑“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目标理念。离开了这三个意识的课堂教学,“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将魂不附体。
从课堂操作的角度来说,基于对课堂要素的构建和实施的课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但有需要包含的基本要素:一节课应该注入问题、合作、展示、导学四个基本要素。问题是教学的起点,合作是能力的平台,展示是生成的关键,导学是教师的水平。
我们不赞成“临帖”重复,我们着力于提供课堂要素。基于这些要素,各个学校可以依据校情、生情,组建有自己学校属性的课堂文化。把教育改革的要求变成具象的课堂模型,抽象的理念和具象的模型相结合,更有益于拉动课堂变革。
贯彻三个意识、注入四个要素的课堂,是以生为本的课堂,是能够体现“中国好课堂”价值标准的课堂。
2017,我们这样行走
“中国好课堂”在未来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
冯恩洪:
如果从“中国好课堂”的最初筹备算起,已经历时两年了。但直到今天,“中国好课堂”仍然处于孕养期。虽然我们在全国的多个省市,开展了以“中国好课堂”要素建构为主要内容的课堂实践活动,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骄人成果,但从整个发展的计划和期待来看,无疑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2017年,我们定位成“中国好课堂”的发展年,希望在继续探索、研究、实践推进“中国好课堂”的基础上,在更宽广的领域和范围内,做更多的有益于中国教育的实事。
第一,2017 年里我们打算出版《中国好课堂》丛书。丛书规划之初,就确立了应用于课堂指导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书中的鲜活经验,从理论到实践操作,将为中国关心教育改革、参与教育改革的老师们提供丰富的实践指南。
第二,我们继续推进公益版的“中国好课堂”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和背景结合,与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结合,为教育兴邦提供我们的智力支撑。
第三,依托教育云平台,推出“互联网 中国好课堂”。通过技术手段,为老师提供专业发展的视频课件,让老师足不出户看到中国好课,从而汲取营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我们计划把小学段、初中段、高中段的典型课例结合课型录制成视频,请教学名家、特级教师点评,请“中国好课堂”学术委员点评,为教师的继续教育提供鲜活的素材。
第四,教育是两代人的话题。我们正在推出“市民版”的“中国好课堂”。《民航报》曾发文:北上广的中产阶层整体陷入困惑当中,第一困惑的是孩子,第二困惑的是房子,第三困惑的是空气质量。我们都让孩子在营养上得到充分的保证,家务上得到全部的解脱,个人愿望得到成倍的满足,未来的社会精英就是这样打造的吗?基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正在录制100 集市民版的“中国好课堂”微视频,以解中国家长关心孩子成长之忧,帮助关心教育的社会各层次人士理性关爱孩子。
让学生进入实体的教室,让家长进入“虚拟的教室”,让学校成为 21 世纪同时影响两代人的场所。
第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打算推出“中国好课堂”的可复制经验,推广好课堂的实验学校。通过实验学校的建设与推广,把理念转变成切切实实的课堂行动,让更多的优质资源进入寻常百姓家。
2017 年,要做的事很多,没有我们的发起是不行的,仅仅靠我们又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聚集一帮有教育理想的好人,共做一件有教育情怀的好事,共同托起中国好课堂,为大国教育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