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异化 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
而实现相互补充,形成普遍依赖的“需要的体系”。如果说特殊性原理是“正题”,普遍性原理是“反题”,而两者的统一就是“合题”。这一合题是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原型。
在《德法年鉴》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特殊性原理,即“人对人是狼”的“原子论的体系”的水平上,而没有注意到普遍性原理。但是,到了1844年夏天,马克思通过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李嘉图、穆勒等人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批判地吸收了他们有关分工与交换的理论,重新发现了普遍性原理的意义,特别是在《穆勒评注》和《第三手稿》的“分工”片断中,马克思开始突破了黑格尔左派的局限,对市民社会给予了一定的正面评价,或者说开始采取“合题”即否定之否定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通过斯密来重新认识到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
事实上,能够认识到市民社会概念的两重性(“合题”)是青年马克思与赫斯和恩格斯的根本区别。
在1844年,当别人都在把黑格尔贬得一无是处,纷纷成为费尔巴哈的拥护者时,马克思却悄悄地回到黑格尔,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对费尔巴哈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总之,《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与赫斯同时也是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市民社会“合题”式的辩证理解。通过这一辩证理解,马克思不仅看到市民社会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性,同时又从市民社会中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赫斯虽然早于或者几乎与马克思同时讨论了实践、活动、私人所有、货币、交往、共同本质、社会等概念,但是由于他没有认真地吸收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的成果,几乎从头至尾一直处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笼罩之下。
其中,在《论货币的本质》的结尾,他提出要回归“爱情中联合”就是一个佐证。而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讨论上述概念时,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将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应用到经济领域,而是运用黑格尔的方法和国民经济学的概念,重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交往异化理论和市民社会概念。总之,马克思与赫斯是貌似而神不似,《穆勒评注》显然已经超越了《论货币的本质》。
结论:交往异化理论的意义
最后,我想再强调一下交往异化理论的意义来作为本文的总结。
(1)交往异化理论为解读《巴黎手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交往异化是以往《手稿》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重要视角。它不仅与异化劳动视角不同,而且还要高于异化劳动视角。它不但解决了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的理论困境,而且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运用这一新视角将极大地深化和丰富我们对《巴黎手稿》的研究。
(2)交往异化理论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为什么在异化劳动之后,又去构建了交往异化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光靠异化劳动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关系。正是通过对交往异化理论的建构,马克思才进入到了对市民社会的深层分析,从而为他获得“社会”概念以及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3)交往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广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飞跃,并认为这一飞跃发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由于物象化论本质上是对人与人社会关系颠倒状况的说明,而交往异化所表达的恰恰是这一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物象化论已经出现在《穆勒评注》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这一命题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所谓的“飞跃”(广松)或者说“断裂”(阿尔都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