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钱刚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震前是否预测到地震
这些应该属于新闻记者的基本方法,当然也包括怎么找他们,这些人的故事怎么还原,当时用口述的方法去做,重新核实了这些材料,重新弄明白这些事情的原委。还到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去调查。
主持人:你知道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你一直有关于这个地震的预报准确性,地震前后国家地震局的说法,你当时所拿到的调查是什么情况?
钱钢:我当时调查的时候,有一些有利的条件,我采访唐山地震时的解放军抗震救灾副总指挥迟浩田将军,他是总参的副总长,迟将军对我说,你要了解地震局的情况,我就介绍一个同志,是总参的动员部部长周村,这个周将军在地震之后被派到国家地震局主持清查和整顿,整顿完了之后回到军队。
迟将军给我介绍周将军,周将军给我写了一笔亲笔信,我拿着周将军的信去了地震局,我又穿着军装,是一个军报的记者,大概这个身份有一点特别,所以国家地震局比较容易让我进入了档案室,我不能说我面对所有的材料,但是我当时确实看到许多珍贵的材料。
今天对唐山地震有两种很截然不同的对临震预报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唐山大地震是根本不能预报的,科学技术远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预报,所以也别去问这个事情。还有一种意见,这个意见特别多的表现在海外,说唐山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是不是主要是人祸,是已经发现的临震的预报,已经出来的预报是被人为的压制。我当年调查过的事实和我今天重新再检视这些材料时的看法,我都不同意这两种看法。
我在唐山地震那一堆珍贵的文件资料里面,我举几个例子,特别关键的史料,一个是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达的国务院69号文,这个69号文是向全国转发了国家地震局关于华北震情的趋势分析意见。这个趋势分析意见的说法就是在未来的两年里面,在华北会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特别是重要的是要成立两个协作组来监视这个大地震,一个叫做京津唐张协作组(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另一个协作组是渤海协作组,渤海湾,就是辽宁、山东,围绕这些省份来关注。
从现在来看,可以知道,国务院69号文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有历史性价值的文献,它可以肯定地证明中国的地震科技工作者和当时国家的行政领导中枢对于中国北方要发生强烈地震,在中期的趋势判断上是正确的。当然就在两年之内先后发生了海城1975年的7.3级地震,内蒙和林格尔1976年的6.3级地震,还有唐山7.8级特大地震,所以这69号文有极高的价值,今天似乎束之高阁没有被人重视。
第二是1976年1月28号,国家地震局下发了本年度,就是1976年年度地震会商意见。说请注意海城地震已经发生了,通常来说,一个7.3级发生在69号文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地震科学家通常的说法,它交代了,它能量释放出来了。可是地震局认为没有完全交代,所以76年的年初发的会商意见说强地震的背景还存在,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发生五级以上的强震。
特别要注意两个地点,一个是唐山朝阳间,一个是北京天津间。这两个地点非常受关注,如果我们回头反推唐山地震的6个月以前的会商报告,如果这个会商报告讲的是中短期意见的话,又是在地点的判断上和时间的判断上非常之准确。唐山朝阳间就说到了,不够准确的就是震级判断偏小,想不到在海城7.3级以后还会来一个7.8级。
第三个文件是1976年7月14号,北京市地震队有一个意见,说根据北京地震队的监测人员发现的各种各样的异常,归纳起来有七大异常,像地电、地磁、水化学、地形变、小地震等等,有七个异常,但是他们不能判断有什么准确的可能性。北京地震队管的是北京,方位是正确的,就在北京附近。
主持人:他们不能准确判断的是什么?
钱钢:不能准确判断的是将在北京附近将发生一个几级的地震,时间也有判断,说背景在增强,最近有可能,但是北京地震队这个通报有一个最关键的话:“我们要在北京市科技局党委的领导下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这就是说,虽然科学家的手段不足以使立刻就判断出有什么,但是已经提出“临震姿态”,这几个字非常非常有价值。
在往后几天,1976年7月22号,这份文件一个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北京和天津的分析工作的组长叫汪成民感到情况非常的混沌,气氛非常的紧张,很多人都在说地震,又下不了判断,这个时候他希望局里面多多来会商,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局里面也在忙着别的事,他就把预报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在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办公室门口,但是这里面没有明确地说一个意见,说了很多意见,不同的监测单位不同的科学家说的不同意见。
这里面归纳起来看,都说有情况,震级都说得没有超过5级,都说5级或者5级左右,说7级的是没有的。这是我在1985年对国家地震局这一堆档案材料做的重要发现,同时汪成民,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张国民都算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关键的见证人,因为他们见证了整个国家地震局从1974年69号文以来日日夜夜所做的工作。我在书里面采用了倒退时间记录的方法,备忘录的方法记录了若干个事情。
主持人:耿庆国好象有一个关于房子里的苍蝇的比喻。
钱钢:是。耿庆国的学科背景是地球物理学,他后来从事地震研究以后,他的研究方法很奇特,就是气象和地震的关系。我接触的地震学家他们往往都有一些深入浅出的比喻,来跟我解释,比如说耿先生是傅承义先生的门生,傅先生是当年的学部委员就是院士。
傅先生曾经提出一个“红肿假说”,他说地球跟人的机体一样,里面有问题会肿的,他说地球表面会有红肿现象,这个红肿就是特大干旱。耿先生就对中国历史上的特大干旱和地震之间的关系做了极其繁琐的梳理,因为中国是一个保存地震史料极其完备,世界上最完备的国家。
竺可桢先生重新整理的《竹书纪年》以及后来中国的24史里面都充满了地震的记录。耿先生有一个假说,干旱和地震有密切关系,这是从趋势上来说。国务院69号文其实就是跟这些科学家对于1972年华北大旱做出的逻辑判断有关系,华北大旱我都记得,叫“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大干主要是指要挑水去抗干旱。
另一方面,耿先生是用气象的剧烈变化指标来分析临震的可能性。他在唐山地震之前,发现北京市的气象有四个指标都是突破历史记录的诡异的、奇异的表现,像降雨量等等,但是这些耿先生都不能有绝对的把握说“某时某刻发生某种级别的地震”。
耿先生讲,我们地震科学家常常这样的,我知道这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只苍蝇,这个苍蝇在飞,它一定要落下来。苍蝇就是地震,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知道的大范围,落下来就是地震的发生,可是这个苍蝇什么时候落下来,落下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落在这个房子的哪里,这个房子我知道。如果拿房子做比喻,国务院69号文已经圈定了华北区,已经有房子的轮廓了,只是在房子的哪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当时耿先生给我的强烈的印象,是这批地震工作者在地震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说地震是一个魔鬼,他们把地震套在自己的瞄准镜圈子里面,而且套了很久,可是他什么时候发作,在什么具体的地点发作也不知道,也不见得就很不清楚,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回头想想这个难度太大了,这是我当年了解的部分,去年2005年又一位唐山的作家张庆洲也是用了若干年时间去访问唐山本地的地震科学家、地震工作者以及再去追访我采访过的北京这些地震工作者。
他发表了一本书叫《唐山警示录》,里面有些材料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我对这些材料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唐山市的地震监测者在唐山地震前,有凭有据地有几个人发出过唐山本地要发生强烈地震的预报。
这是张庆洲先生分别采访不同人的时候得到的,他并没有从唐山地震局拿到这个材料,唐山市有唐山地震台,张先生采访唐山地震台的台长的时候,唐山地震台的台长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他当时也听到过这些预报,也请来国家地震局的专家来看这些发生异常的仪器,但是被解释为是异常的漏电,有的并没有引起注意。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仪器很土,方法不是那样先进。所以地震台的台长都没有下决心把这些资料交上去,可是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一个是唐山开滦煤矿马家沟矿的地震台台长叫马希融,马希融先生竟然在1976年7月27号唐山地震发生前多少个小时,27号的晚上打电话给开滦矿务局的地震办公室说一个像海城地震那么大的地震随时可能发生,地点就是我这里,震级跟海城是一样的,时间是随时的。
主持人:他们获得的证据都是口述?
钱钢:因为是马先生打的电话,张先生又从接电话的人那里得到确认,确有这个电话。
主持人:这两个人可以获得互相认证?
钱钢:对。还有唐山第二中学的田金武老师也是通过地电、地磁等仪器来观测。7月中旬在唐山我说是仿佛蓄谋中的一个戏弄,竟然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震前的14天在唐山市召开了一个地震会议,当年接站的工作人员举着“地震会议”,吓着了唐山有些过路的人,7月14号有人问怎么唐山地震了,说不是不是我们交流经验。
不过在这个会上,他们在参观二中的地震仪器,请田老师讲,田老师就在黑板上报了一个地震,说有一个7级以上的地震要发生。
主持人:在唐山?
钱钢:当然。时间是7月底、8月初。后来田老师虽然去世了,但是在场的两位老师都向作家张先生回忆了这个过程,所以这是存在的。但是你却不能从国家地震局到会的人中得到证实,甚至到会的一位副局长都没有记得这件事情,虽然这个事在唐山地震之后就流传甚广。
主持人: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张先生这本书里面,他觉得最大的警示是什么?
钱钢:他的警示可能是唐山地震前大量的土方法的研究,底层地震工作者他们做了工作,可是他们做的工作没有引起重视,他们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仍然需要重视底层的、基层的土方法的研究,不能把他们一并抹杀。这是这本书里面我认为在我原来调查当中没有见过的史料,他采访的国家地震局的几位科学家的看法是近似的。我觉得值得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