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人却讲砸了

[摘要]他只关心从他的角度再次定义他所信奉已久的爱国主义，他将《斯诺登》塑造成一个奥利弗·斯通式的与祖国关系的破裂。

《斯诺登》海报

腾讯娱乐多伦多报道团（文/徐舜之）

多伦多电影节的第三天上午，《斯诺登》的媒体场放映结束后，在座媒体并没有像前一场《美国牧歌》结束后默默离去，而是为影片献上了掌声。与此同时，影片在烂番茄上新鲜度跌破百分之三十。而在观影过程中，甚至有人提前离场：媒体的掌声是献给在影片背后的主角斯诺登本人和他的牺牲，而并不是电影把这个故事讲得有多好。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演斯诺登带有着演员本身的忧郁气质，和原型有所差距，这也是电影的力度与张力有所欠缺的一个因素。不能否认的是，从外形和电影中的装扮来看，莱维特的确已经是最接近原型人物的不二人选。

你很难对于莱维特的发挥写些什么，毕竟在这样一部带有现实背景的电影里，导演发挥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奥利弗·斯通一直在讲述斯通式的故事——一个年轻的爱国主义者的理想幻灭，被他所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祖国所背叛。在《野战排》这部半自传性质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斯通就曾直接点出了这个内核。斯通老爷子一直致力于通过一个滤镜看自己的祖国，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的官方声音与背后的真实故事总有有出入。他拍出了一系列电影，打造了一个个长盛不衰，关于理想主义破碎的故事：受伤的退伍老兵逐步变成为一个反战主义者（《生于七月四日》），一个深得人心的总统被阴谋论者所击倒(《刺杀肯尼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被一个充斥着作弊与暗箱操作的金融系统吞噬（《华尔街》）。对于斯通来说，越南只是个起点，决定了他之后看待美国的所有视角，当然也包括斯诺登，一个影子政府如何荼毒这个国家的制度。

《斯登诺》剧照

在《斯诺登》全球首映之前，斯通老爷子用“一个少数人栖息的虫茧”来形容政府中的这些秘密组织和机构。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不会有比斯通更适合的导演来讲述斯诺登的故事，故事的开头对于斯通来说只是旧瓶新陈，一个满怀着自豪感的青年应征入伍，却发现毕生信念在谎言里崩塌（当面对测谎调查回答‘美国是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时，斯诺登毫不迟疑地说了‘yes‘）。作为大荧幕上最坚定的自由主义偏执狂，斯通大可将斯诺登揭秘国内监视这种戏码当成自己过去思考的一个强烈而有力的佐证。

那么，为什么《斯诺登》这部电影会如此的无趣乃至令人厌烦？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斯通和斯诺登两人之间的不同。在《刺杀肯尼迪》中，阴谋论者们紧逼沃伦委员会（针对肯尼迪遇刺的调查委员会）时，只需要制造疑问和质疑，不负责提供透明和真相。而《斯诺登》则正好相反，需要极度小心翼翼地将信息传达给公众，无论是巧妙地将其带到香港的酒店房间，还是确保信息不会被一次性地全部泄露，期间都容不得半点差错。斯诺登配得上一部影片来讲述这种小心谨慎和认真的态度，因为更多的人只会将关心他牺牲自己的自由为同胞带去真相的这个事实。然而将斯诺登的揭秘过程呈现出来，斯通做得并不细致。

《斯诺登》剧照

有幸的是，这样一部电影已经存在，劳拉·帕特拉斯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已经讲述了在香港米拉酒店发生的那个颇为惊心动魄的故事。帕特拉斯的优势在于她站在历史的一个边缘视角来讲故事，但她不满足于拍摄一个充斥着头部特写的傻瓜相机式纪录片。《第四公民》更像是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政治惊悚片，将斯诺登口中话语的实质揭开，即一个国家以安全之名将自己变成一个一切处于监控之中的国家。斯通也忠实地将香港这一幕再次搬上荧幕，影片将格林沃德换成了扎克瑞·昆图，将帕拉特斯换成梅丽莎·李奥，虽然有机会可以将暴力机器随时可以破门而入这一点上更加戏剧化地放大，但斯通却并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控诉。

真实的斯诺登仍然因为自己国家的间谍法案流亡与俄罗斯政府的庇护下，而普通的美国人在今天却仍在让步，他们的一切隐私都能被电子搜索网捕捉到。然而《斯诺登》看起来就像执着于一个已经略显陈旧的议题，即斯诺登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为美国留下了哪些‘遗产’，而并没有强调这个人的故事还在继续，他所揭露的事实如何继续着影响着这个世界。一如国家安全局本身所做的那样，斯通就像把斯诺登的这九年编织成了一张无差别网络，然后从他的维基页面中截取出几段精彩但毫无新意的故事，比如与女朋友林赛·米尔斯时断时续的关系，又比如在身为CIA雇员时遇到非法监视时的犹豫。斯通在传记片和自己擅长题材中取了个巧，却很难窥见些许诚意，简单来说，就是把大众早已熟知并且最容易搬上银幕的部分再用自己熟练的方式叙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