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的首长 李德生老首长的峥嵘岁月
文/刘新增(作者系原广州军区副政委、中将)
我是跟随李德生将军时间最长的老部下之一,对李老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在我眼里,他是我最好的楷模、导师和兄长,而且我相信,他的很多老部下都与我有同样的感觉。
李德生将军参加革命八十多年,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作战英勇顽强,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多谋善断,智勇双全,率领部队打了很多漂亮仗;他爱兵如子,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对每一位部下都关怀备至;他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一生两袖清风;他忠诚果敢,刚正不阿,在涌动的暗流中勇当中流砥柱,积极斡旋,以无比坚强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
李德生将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他由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到师长、军长,都是一级一级打出来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奇袭阳明堡、伏击响堂铺、争夺狮垴山等战斗。在著名的马坊战斗中,时任团长的他率领82名战士,与日军展开肉搏,一举端掉这个据点。此战被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典型的歼灭战”。作为一位团长挥舞着大刀,与日军面对面决斗,这是何等英雄的气魄!
解放战争中,他率部参加了上党、定陶、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都有不同凡响的表现。特别是在解放襄阳战斗中,率部“刀劈三关”立下头功。王近山曾评价他:“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王近山很少表扬人,能够得其如此评价,实属不易。
我与李德生将军初次接触还是在大别山时,当时他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17旅旅长,我才17岁,任机枪连的副指导员。我们连队因为战绩突出,被评为“公共部队模范连”。李旅长到连队来看望官兵,对官兵说道:“你们公共部队工作搞得很好,一定要再接再厉,搞得更好!
”当时我和连长、指导员站一起,因年龄小,身材矮,引起了李旅长的注意。指导员主动介绍:“这是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叫刘新增,才17岁。”李旅长向我竖起大拇指说:“这么小就当副指导员,说明你工作干得不错!”
我与李德生将军再次见面已是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了,我当时任师组织科干事,他任三十五师师长。一天清晨,我们师机关几个同志碰到李师长,组织科张志远指着我对李师长介绍说:“师长,这是刘新增干事,他原来是一○三团八连指导员,渡江前才调过来的。
”李师长仔细看了我一下,笑着对张志远说道:“不用你介绍啦!在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当时他们连队工作搞得很好!”大家顿时乐了,我对冯嘉珍参谋说:“师长的记忆力可真好啊!”冯参谋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啊,师长过目不忘,机关干部的记忆力谁也比不过他!”
两个月后,师警卫连指导员升任一○五团一营教导员。我作为组织干事,正为警卫连指导员补缺犯愁呢,组织科张科长神秘兮兮地和我说:“你猜,师长点谁去当警卫连指导员?”我们前后推荐过四五个补缺人选,我挨个猜遍都不对,只好说我猜不到。张科长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傻小子,是你啊!李师长说你在基层带过兵,打过仗,你去了放心!”我一听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就喜欢到基层去扛枪打仗!
1949年5月6日,我军先进占兰溪,5月7日,我一0四团在友邻配合下,继进占金华,俘敌1800余人,切断浙赣线。图为我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合影,前排左一为李德生。
可是到了警卫连,我却发现拿着枪没仗打,憋得慌,没过半年新中国成立了。1949年10月下旬,我们部队从湘西北的武陵山脉入川 ,合围大西南。我们行进在泥泞的山道上,前方炮声隆隆,机枪阵阵,那时前卫团正在扫清西行的障碍。这声音更让我心痒痒:再不到战斗一线去,等西南解放了,哪还有仗打?
“师长!”我跑步追上正和大伙一起健步走在山路上的李德生师长,对他说道:“我想到步兵连去!”
师长停住了脚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回头看了看我,笑着说:“怎么,想当英雄?”
“师长,不是这样,我怕西南解放了没仗打了……”师长一听哈哈大笑,然后说道:“你是看不起警卫连是吧?你以为警卫连不打仗吗?其实,保卫师机关的安全,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平时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旦有情况出现就是险情,警卫连需要特别过硬的战斗力。你想打仗还不容易,以后有机会给你打就是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要老老实实把警卫连的工作给我搞好!把任务完成好!”
看师长不容再说的眼神,我只好作罢,对警卫连的工作更加认真负责,随时保持警惕,保证师机关和师首长的安全。
重庆解放后,转战成都。国民党残兵作困兽斗,他们的二十七军、六十三军、九十军三个军全都向我一○三团所在的高山镇压过来,企图撕开一个口子逃跑。战斗异常激烈,一○三团官兵与敌人反复争夺,伤亡不断增加,特别是我当过指导员的八连,打得连伤员在内已经不足20人,连文书、文化干事和炊事员都上了!
前线和师机关指挥所离得很近,枪炮声和喊杀声冲击着我的耳膜,我心急如焚,真想冲上去和敌人拼杀一场!但是一想,不能莽撞,如果敌人偷袭过来,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怎么办?如果机关保不住了,仗还怎么打?这时,警卫连排长崔黑孩跑过来,急切地说:“指导员,咱们还楞什么?你下命令,上吧!”
他看我未出声,说道:“指导员,要不你留下保护首长安全,我上去打一阵子!”
我厉声喝止了他:“就你想打仗?我在八连当过指导员,你以为我不想帮他们吗?咱们整个师对付的是敌人七个军,战斗瞬息万变,万一敌人偷袭了我们指挥所,指挥机关因为我们遭受损失,那将是我们天大的罪过!”崔排长听我说得严厉,赶紧退回去,加强检查警戒岗位,保证指挥所安全。
高山镇战役胜利结束后,三天三夜没合眼的李师长走出指挥所,正碰上我站在外面。师长风趣地问:“听说你们警卫连有同志想上去打,你没让去?”
我望了望他满是血丝的眼睛,笑了笑没吱声。他笑道:“你原来不是一直想到一线打仗吗?这次怎么没有那么冲动了?”
“首长的安全更重要!”我把开水送到李师长面前说道。李师长哈哈笑了笑说:“堵住敌人是最重要的!本来我还真想把你们拉上去打,增援部队来了,我想就算了。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轻敌思想和麻痹大意。”
西南解放后,我们在西南剿匪,剿匪结束后,我鼻炎发作住进了西南军区总医院。很快,十二军接到了赴朝参战任务,马上要出发了。我得知消息后,没等刚动过手术的鼻子痊愈就拔掉了针头,去找院领导办出院手续……
回到师里,李师长找我谈话,说:“本来师里已经研究,准备让你到一○三团一营当教导员。我考虑到赴朝作战情况复杂,侦察队担子更重。为了改善侦察队干部状况和加强政治工作,把你调到侦察队当指导员。职位不高,但任务更重大了。”
我心潮起伏,深感组织和李师长对我的信任与器重,我起身郑重地向李师长行了军礼:“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李师长笑吟吟地起身:“听说你从医院开了小差?去前线啦,要注意身体呀!”
到了朝鲜后,我们在李师长的指挥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五次战役,敌人败退到了汉城。为了巩固阵地,十二军在金城附近组织防御,官兵们夜里构筑的“掘开式”地面工事总是在天一亮就被美军“上班式”轰炸摧毁。一○四团七连二班和四连三排构筑的地下“U”型坑道工事扛住了美军的轰炸,一○三团二营五连挖出的“红旗洞”更是可以媲美“地下宫殿”。
李师长闻讯赶到,当即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总结,要求35师连以上阵地都构筑坑道。35师第一线的指挥员依托坑道,在上级各种火力的支援下,英勇机智地进行战斗,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守住了阵地。
李师长发起的坑道战,很快在整个十二军蔓延开来,十二军构筑坑道2375条,全长4万余米,这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创造,不仅能使我军在防御中抗击敌人的强大火力袭击,还能成为进攻作战的依托,减少部队伤亡。
朝鲜战场的上甘岭战役是李德生将军军事指挥生涯中的亮点。上甘岭战役前期,由于先期参战的十五军兵力损耗过大,三兵团代司令王近山与代政委杜义德做出部署调整,决定组织五圣山指挥所,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统一指挥十五军和十二军的部队反击作战,他率部接替上甘岭防务时,王近山对杜义德说:“李德生上去了,我就可以睡一觉了。
”当时有人说,此部署实际上就是用十二军的兵打十五军的仗。李老则对此毫无怨言,到兵团部欣然受领任务。他说:“打十五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的牌子。”
李德生将军战争年代是出色的战将,和平年代又是抓部队建设的行家,在工作中很有创造性。他培育总结的“郭兴福教学法”,对我军新时期教育训练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郭兴福是60年代中国军队的一个传奇人物,而郭兴福的名字又和另一个名字李德生紧密联系着。
因为有了李德生才有了叫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1961年时任军长的李德生在34师100团2连蹲点时根据叶帅提出的我军训练要“以我为主”的指导方针、战术入手,进行军事训练的改革,并经过反复的考察、检验,确定可以该连副连长郭兴福为教练员,以该连3班为教学对象,以战术为平台,以五大技术为内容的军事训练改革。
李德生在连队与郭兴福一起组织训练,和战士们在操场上一起摸爬滚打,对训练方法反复进行补充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郭兴福教学法”,从而掀起轰动全军的“大比武”,在我军军事训练方面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得到了毛主席、叶帅、罗瑞卿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称赞,填补了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军没有一套成型的训练模式的空白。
李德生将军在训练场上能和战士一起训练,做群众工作就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喜欢和群众在一起。1965年,我任一○六团政委时,李德生军长在我团三连蹲点搞射击改革,除了和枪械专业的同志研究“隐显目标和校正风向”等难点问题,同时还抓连队的全面建设,连队的每个战士他都进行了个别谈话,有的还谈了两三次,连队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工作做得深入细致,对连队促进很大。
有一天清晨,我刚出操回来,三连指导员黄毓章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报告:“报告政委,军长……军长不见了!警卫员也不知道军长去哪了!”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军长要是出了什么事,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我气得大声说道。
后来我带着一帮人到处找军长,找遍团里犄角旮旯都没找到。于是到团外的村庄里找,只见在一棵大柳树下,李军长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白上衣、脚蹬草鞋,正和一个农民大伯在聊天。见我们走过去,军长笑呵呵地递来一根萝卜,说道:“新增,你们怎么来了?尝尝这萝卜,又脆又甜!
”看我们着急的样子,军长接着说:“我过来跟老乡聊聊天,问一问他们的收成和生活情况。这里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啊,你们要想办法为驻地群众多做一些实事,利用业余时间多搞一些助民活动。”
之后,我在团党委会上专门组织大家学习了一○六团老团长李德生军长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和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
李德生将军生活中非常简朴并且清正廉洁。就在那次蹲点时,刚到我们团里,我们准备给他专门配一个炊事员,他表情严肃地说:“现在你们生活也很苦,不要专门照顾我。你们这些人啊,跟我这么多年了,还不了解我?其实,我一碗面条都很满意喽!”
李德生将军家里来的客人比较多。1962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李军长从管理处借来粮票买粮食给他们吃。亲戚走后,为了还粮票,军长决定从全家的定量中扣,连续两年,才把粮票还完。李老和几个儿女因为吃不饱饭而得了浮肿病。当时,103团杨官保团长看到这情况,就想给军长家送点粮票,度过难关。到家以后,曹大姐(李老爱人)坚决不收。正在僵持,正巧李军长回来看到了,把杨团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文革期间,十二军被派到安徽省“支左”。“文革”中的“芜湖事件”,是李德生将军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968年6月26日,安徽芜湖爆发造反派包围部队、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武斗事件,震惊了中央和全国。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德生军长立即带领革委会领导数人,冒着枪炮声进入芜湖。
当时芜湖壕沟遍地,堡垒林立,两派群众枪炮相对,剑拔弩张。李军长了无惧色,走遍了两派的主要武斗据点,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当地最猖狂、嚣张的武斗组织在其构筑的三层据点顶层公然叫嚣:“我们欢迎李军长来谈判,但只要李德生一人上来,不准任何人同行。
”李德生毅然单刀赴会,孤身攀梯登上造反派的武斗据点,心平气和做说服工作,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李德生的这一大无畏行动极大地震慑了该武斗组织,又对全市的武斗组织产生了连锁反应。全市造反派终于纷纷交出抢夺的武器,李德生又随即在全省组织中大造,终使震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舆论“芜湖事件”平息。
正因为有效妥善地处理了“芜湖事件”,李德生的名字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周恩来在宣读会议的编组名单时,毛泽东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问:“哪个叫李德生?”李德生站起来后,毛泽东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
”接着毛泽东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办的?”当时李德生只是老老实实回答了一句话:“就是大造舆论!”而后便有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关于大造革命舆论的讲话。
1969年7月,中央调李德生同志进北京工作,初进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回顾这一段工作经历,他说:“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长到了军部。
”李德生同志进入中共高层工作期间,正是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相互争斗、先后覆灭的时期。李德生同志处于这两个集团争权夺利的复杂环境间,不但没有依附或参与其中,而且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帅的领导下与之进行了巧妙又坚决的斗争。
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集团几员大将的错误时,专门在批示中的括号里注明,“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以李德生将军当时的位置,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能洁身自好,并与反动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是非常难得的。
李德生将军对党忠诚,文武双全,品德高尚,严于律己,爱兵如子,领导艺术高,作风又扎实,是我军旅人生最好的导师和楷模。1965年他在一○六团蹲点结束时,我壮着胆子说:“军长,我想请你给我题个词,好吗?”他说:“我不会题词,给你写几个字可以。
”他就用钢笔写了“诚挚人生”四个大字给我。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之后,我一直用这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匡扶自己为官做人的态度。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既是李军长对我的希望,更是他人品的真实写照。如今,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风范将长留于世,光照后人,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