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西成的后代 周西成与贵州近代化的发展
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强行拖入了世界近代经济体系。贵州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贫穷落后,但仍然以蹒跚的步履,追赶着中国近代化的潮流。求变心切但不具备条件的贵州,以违反常态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步伐,以当时全国一流的青溪铁厂的创办,为我们正确认识清末民初贵州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诠释资料。
辛亥革命本应成为贵州近代化全面启动的良好开端,然而,由于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使贵州近代化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局面。
自1912年3月到1926年6月,先后主持贵州省政的有杨荩诚、赵德全、唐继尧、刘显世、戴戡、龙健章、刘显潜、任可澄、袁祖铭、唐继虞、卢焘、彭汉章等人。战乱频仍,纷争不息,致使贵州政局动荡不安。其间,滇军两次入黔,省内军阀纷争,援鄂、援川、护国、护法诸役,战火连绵。
军阀纷争及军人政权的野蛮残暴,加剧了贵州政治的混乱,使贵州的近代化历程步履蹒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26年6月,周西成凭借军权攫取了地方统治大权,担任贵州省省长,登上了贵州的历史舞台。
一、周西成其人
周西成,名世杰,号继斌,贵州桐梓县黑神庙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1893年4月11日),祖籍江西,入黔后世居桐梓,以农为生。至其父廷时,“家境颇宽裕”,已成为乡间较有势力的人家。
周西成只上过小学堂,卒业后应募入清营当兵。1911年贵州辛亥革命后,进入革命军。由于周西成为人机变狡诈,在军队中从排长、连长升到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在西南军阀混战的缝隙中,周西成对强者“莫不纳款输诚、卑屈其身,礼下之已甚”;对弱者则蚕食鲸吞,强制收编或施恩收买。
经其苦心经营,势力逐渐发展。至1925年春,已占有黔西北的广大地区。不久因滇军离黔,袁祖铭派人接管贵州,委任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赤水、仁怀、习水为其大本营。
周西成为扩大影响,在其辖区内大肆拉拢人心。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周西成曾经“采取措施保护交通,便利商旅往来。对过境人士稍有地位的,都加以周旋招待,宴酌之余,分别馈赠”,以招纳人士,广结人缘;在军事上,建立兵工厂,自造枪械,创办军官教育团训练军事干部;对邻近友军,也竭力搞好关系。随着其实力日益壮大,周西成逐渐形成“虎踞黔北和黔西北,进而窥视贵州全省的局面。”
当时,贵州省长彭汉章势力渐衰,其部众即寡,而且因为纪律太坏,所到之处,民怨沸腾;而周西成部在所驻各地,注意维持治安,颇得当地人民的好感。因此,袁祖铭觉得周西成有才能,能安定贵州;同时为避免彭、周发生冲突,将二人职务对调。
据《桐梓县志》记载,1926年三月,“(周)西成令驻遵旅长犹国材率兵先发,入省接防。至四月,(周)西成取道桐梓晋省,于六月一日宣誓就职。”就这样,周西成终于登上贵州省长宝座,最终确立了桐梓系军阀在贵州的统治地位。
周西成主政以后,为了壮大桐梓系集团的实力,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段来强化统治。首先是严格把持用人大权。周西成亲自委派各级政府人选,凡重要文武官员,都由桐梓县人担任。凡新任县长、局长,都由他“看相”后决定是否任用。
规定被委派的官员必须到他派人管理的“城隍庙”焚香发誓,不怀二心,不得贪污。其次是严厉惩治贪污。如独山县长张得鹗,即被枭首示众;遵义县长拓泽忠,被撤职押解晋省;贵阳老东门厘金卡员,被割去耳朵,钉在枷上,将其游行全省示众。
第三是改善地方统治集团的文化构成。周西成为了笼络人才,对省立贵州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加以重用;举办文官录用考试,录取了戴鸿宾等160余人,其中前20名分别委任为县长、厘金局长,其余的被派充科长或厅处科员等职。
对无力升学的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也派充科员或调查员。这些读书人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与过去的武夫悍将相比,在管理地方政务方面,有一定的责任心和统治经验。为稳定贵州政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于周西成整顿吏治的动机,本文暂不讨论。就其客观效果而言,地方吏治的澄清,毕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周西成统治时期,贵州政治相对比较安定,动荡的社会暂时得到了稳定。而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毕竟为地方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保证。
二、清理财政,兴办实业
为了巩固对贵州的统治,周西成在整顿地方政治的同时,比较注意地方经济建设。他认为治乱安危系于财政,上任伊始,即着手整顿财政。1926年8月,下令由政务厅科员钟景贤、度支处股长、总金库委员杨丕隆、军需处军需赵体全、参谋处参谋严培俊、副官处副官王天鹏等人组成“财政厅查案委员会”,由财政厅厅长彭峻带领“彻查财政厅历年积弊并黔币兑券数目及丁粮厘税收入办法。
”在周西成的督促下,从八月到十月的近3个月时间里,“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共提出调查报告十五次,列举出了民国以来贵州财政方面的种种弊端。
周西成在组织专人彻查历年财政的基础上,针对民国以来贵州财政“法制不良,办理者多视为利薮,以致归公有限,中饱居多”,“流弊不可胜言”的状况,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第一,销毁有利兑券;第二,清理旧库,编制预算决算;第三,整顿税制,调整税率;第四,设立金库,负责款项收支。
上述措施逐一落实以后,理顺了地方财政关系,扭转了财政管理的混乱状况。
周西成能认真地对辛亥以来的贵州财政进行清理,并在此基础上清除积弊。按理税制,调整税率,建立正式税收机构。修改税收章程,裁并各地税卡,取消税收包征办法,成立总金库,所收税款必须解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他以前的军阀所没有做到的。
通过这些努力,使当时已经濒临崩溃的贵州财政有了转机。1926年,全省财政收入仅三百六十七万元,到1927年增至四百三十四万元。周西成的这些改革,即防止了一些流弊的产生,改变了税收极为混乱的状况,给当时贵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也为周西成开展近代化建设做了财政上的准备。
为了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周西成着手兴办了一批实业。一是成立“贵州电气局”。二是创办兵工厂。三是在贵阳创办模范工厂。另外,这一时期创办的实业还有:造币厂(铸造银币和铜元);白药厂(其产品属手军用);黔隆煤油厂(龙里泡木冲发现石油,周西成派农工厅长傅启钧,矿业专科毕业的文中让“前往验视,质量甚佳”,遂集资开办。
但由于该厂生产方法落后,不久停办);抄纸厂(生产成品分别名为高飞、混同、双朱等纸)等。创办工厂,兴办实业,为贵州近代经济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周西成统治以前,贵州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基本上属于手工作坊。周西成创办工厂,兴办实业,形成了贵州工业军工、民用相辅相成,轻、重工业兼有的格局。
尽管不尽合理,但贵州的近代经济体系毕竟开始形成。周西成统治时期,兵工厂可以生产步枪、机关枪等,说明当时的生产设备已有一定水平。周西成兴办的实业,为贵州轻、重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西成所创办的这些工厂,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采用先进的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客观上促进了贵州自然经济的解体;从而刺激了贵州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贵州,经济结构相应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近代工业的兴起,也为贵州培养了一批掌握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为贵州近代化的继续发展,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三、修筑公路、发展交通
清末民初,全国近代交通事业出现了较大的发展。但当时的贵州,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运输仍然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既无铁路,甚至连公路也没有。贵州的有识之士,为改变这种状况做了不懈的努力。早在1923年,即设有交通筹备处,拟建公路,后因滇军入黔,其策划中断。
周西成1926年6月1日就任省长职,7月12日即将贵阳市政公所改组为贵州省路政局,以窦觉苍为首任局长。又于1927年,将路政局的范围加以扩充,成立路政总局,直隶于省政府,主持修筑贵阳市马路及各县公路。
其后,又在贵州各县成立路政分局,负责各县划段修筑公路,并制定了《贵州全省马路计划大纲》,对线路等级、修建程序、测设标准、劳力与资金的筹措以及机构组织等都做了原则性规定:确定以贵阳为中心,修建连接四川、广西、云南、湖南的贵北(黔川)、贵南(黔桂)、贵西(黔滇)、贵赤(黔湘)四大干路和其他一些支路的公路建设计划。
周西成统治时期所筑成的长途公路,以贵阳为中心,成放射状向各县延伸。
建成的主要有贵赤、贵西、贵南三路。除上述三条主要的长途公路外,这一时期修筑的公路还有:陆下线(陆家桥经麻江至下司,约80里);贵番支线(贵阳至定番)贵阳至青岩的路基;清毕支线(由清镇经黔西、大方至毕节)的部分路基。
这些公路的修建,改变了贵州闭塞的状况,促进了贵州近代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贵州向称山国,交通极不方便,周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开辟汽车路”。周西成统治时期,共筑成公路一千余公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1949年11月贵州解放时,共有公路3900余公里,通车里程2037公里。也就是说在桐梓系统治后期和国民党统治的20年中,贵州公路建设的步伐,远不及周西成统治时期。虽然周西成时期所建成的公路,大都比较粗随,且与现在贵州数万公里的通车里程相比,实在是徼不足道,但是其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
由于公路的大规模修建,改变了贵州交通闭塞的落后面貌,促进了全省城乡的经济、文化交流,便利了人民的往来,相应也便利了农产品及工业品的交流。
由于公路建设的开展,省内也相应出现了一批新兴行业如客运、货运等。例如,最早成立的贵州先导运输公司,购进道奇车10辆投入运营,其后又逐渐成立了义和、通达、三民、华安、蜀通、通康、元和、福达、黔通、永安等40余家车行。
虽然大多车行只有一两部汽车,但是,贵州汽车交通运输业由无到有,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到1934年,贵州汽车数量发展到83辆,贵州近代交通运输业获得初步的发展,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周西成所修筑的公路,尽管是低级的“沙泥”路,但它组成了以此为主的西南干线网,奠定了贵阳西南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在当时既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系,又增进了与邻近各省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便利了商旅的往来。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沿海工业的内迁,也有赖于周西成所修筑的这些公路。
也正是这些公路,成了保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区胜利的运输通道,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拯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动脉。
四、整顿教育,举办大学
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始乎清末的“新政”。辛亥革命以后,贵州教育一度振兴,但很快被军阀混战所打断。从1913年至1926年的十余年间,贵州没有省级教育行政机构。1913年,以“省府政务厅的第三科管教育,以桂诗成为科长”。
虽曾两次设立教育司,但很快撤销。周西成上台后,开始筹设省教育厅。1927年2月,“省府在民财两厅之外增设教育厅,教育厅设在白沙井刘公祠,派周恭寿为厅长”。教育厅‘设两个科,第一科为总务,委龚文柱为科长,第二科办理教育业务,委倪伯远为科长”。
周恭寿按“黔之振兴,教育为大”的一贯思想,致力发展贵州教育。经过组织人力进行一番实地调查后,发现许多地方学政不良,教育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遂于4月公布实施《贵州省教育局暂行规程施行细则》,明文规定废止劝学所,设县教育局,承办教育行政事宜;各县实行教育经费独立,令各县清理学款,不准擅自挪移。
制定“教育人员任免及限制条例”,公私并举,一扫贵州教育管理的积弊。
随后,为提高中学教学质量,经周恭寿建议,把全省划为八个教学区,并把八所联立中学都收归省厅直属,即贵阳一中、赤水二中、遵义三中、安顺四中、都匀五中、翁安六中、思南七中、镇远八中。这些省立重点中学全面推行新学制、新课程,积极推进贵州中学教育的发展。并于男子师范学校开办后期师范,女子师范则增设特班,以解决师资的不足。
1928年,经周西成批示,新建省立贵州大学于原南明中学校址,任命教育厅长周恭寿兼任校长。“将原有法政学校学生分编为政治、法律、经济三个专科,另设一个医学专科和文、理两个预科。”除收容法政专门学校学生外,另招新生入学。
由于当时贵州“尚无高中毕业生”,所以新生多是初中生。后来陈济舟、徐孟涵由日本回到贵州,加办矿业专科一班,“以陈为班主任”,徐孟涵等为专任教师。又接收原矿业中学遗下的仪器,增加实验设备。1929年周李之战中,周西成战死,省府各厅处局长纷纷外逃,省立贵州大学几乎瓦解。
不久毛光翔等又攻回贵阳,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杜叔机被派临时接管教育事务,省立贵州大学进行改组,设立校务委员会。决定将其维持到各科学生毕业,不再招收新生。
1929年冬,仅有矿专科一班,未到毕业时教育厅即以省立贵州大学校址改设贵阳高级中学。矿专仍在原地上课,由陈济舟、徐孟涵、熊绍儒将矿专维持到毕业。1930年,矿业专科学生毕业,省立贵州大学随即停办。
周西成创办省立贵州大学,成为贵州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课程设置,虽然不尽合理,但基本上还是体现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办学要求。且省立贵州大学的教师,一部分是刚从国内外大学毕业回黔的,如罗登义、杜叔机、花莱峰等;一部分是本省学有专长的学者,如王蔬农、杨覃生等。
他们都是当时贵州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对省立贵州大学学生的质量,也有了师资上的保证。并且他们大都接受过近代教育,在教学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贵州近代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省立贵州大学的创办,使大批的贵州青年接受近代高等教育成为可能,为贵州培养了大批的近代化人才。在不足三年的时间内,即培养出毕业生约300人。他们是贵州较早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毕业以后迅速成长为贵州各界的中坚,在贵州近代化的历程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