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的最新博文 民国 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 转载自颜昌海博文(转载)

民国,我们曾经拥有的光荣! 凤凰名博王思想的博客在《南京大屠杀:从来不是国耻》中说,每年12月13日,不是看雪的冬季,是他们发春的季节。这一天,反日愤青们欣欣然张开了眼,跑到电脑前,兴奋地敲下:南京大屠杀,国耻纪念日。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他们很熟练。他们的每次表演都让我感到看小丑表演时候的那种快感。吐着烟圈,看着屏幕上的小丑,我微笑着说出对他们的评价:民族败类。 他说,“南京大屠杀是国耻”的人是民族败类?是的,没错。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军事法庭认为死了20万至30万人。中国人受虐狂心态严重,坚决取上限,一口咬定死了30万,却提供不出证据。人死了那么多,确实不可能有准确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当时的户籍资料、军队人员统计、目击者记录等等,从各个方面进行证据的搜集、拼接吧。

我们注重死亡人数,却不注重死亡的个体,这是一贯的。 对于“南京大屠杀是国耻”,王思想发出一系列质疑——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失败了,这是国耻吗?当然不是。

成王败寇是强盗逻辑。战争总有胜负,失败固然不光彩,但也绝对不是国耻。士兵们勇敢抵御过外敌,他们已是英雄。许多士兵过早溃败,是国耻吗?不是。不由联想到常德保卫战,国军57师8000多人,只活下300余人,师长余程万发出“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的电报后,不服从命令,未继续保卫常得,而是擅自率领百余人突围。

有学者甚至认为余程万投降了日军,只不过又跑出去了。

但常德保卫战是光荣之战,虽败犹荣,每次想起此战来都眼眶发热,余程万即便真的战败投降,也是英雄。南京保卫战,就算军队失败不是国耻,那军队无法保护百姓,导致百姓被杀,总是国耻吧?这个分析略微靠谱,但也不能成立。

因为军队失败与百姓被害几乎就是同一回事。人类历史上的城市保卫战,防守方一旦失败,大多都会导致百姓受摧残,如果动辄说什么国耻,那人类历史上的国耻也太多了,得有100万个国耻了。

那么,南京大屠杀就这么湮没在历史中拉倒了?不,历史要记住南京大屠杀,并且以“国耻”的名义记住——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的国耻。 全副武装的军队,对放下武器的士兵以及无辜的平民,进行连续的、大规模的屠杀,这不是被害者的耻辱,而是加害者的耻辱。

日本政府应该为战争忏悔,他们应该把12月13日定为日本的国耻日。而当今某些中国人,把日本人的国耻,称为中国人的国耻,这不是民族败类是什么? 他说,我做这样的论述,绝非玩文字游戏。

确定国耻,非常重要。知耻而后勇,如果连耻都搞不清,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国家级耻辱?王思想说,我来告诉你们—— 从1937年12月13日往后看: 抗日战争起,某些人躲在日本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叫喊抗日,摘胜利果实。

国耻。 1945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没有享受战胜国的荣耀,而是很快陷入残酷的内战。国耻。 1948年,长春之战。国耻。 大批抗日英雄死于内战。国耻。 掠夺地主土地,摧毁了维护中华文明几千年的乡绅阶级。

国耻。 掠夺城市资本家财产,摧毁整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经济细胞。国耻。 某年,出兵某国,陷人家于民族分裂、生灵涂炭。国耻。 1950年代,反右。国耻。 1960年代,和平年代,饿死3000万人。

国耻。 1970年前后,文化大革命。国耻。 某年夏天。国耻。 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让领导先走。国耻。 2000年代,贪官人数、贪腐金额,比全世界其他200个国家的贪腐加起来还多。

国耻。 2010年代,以权力构筑垄断企业,抢劫百姓。国耻。 高税收,低福利。国耻。 到了21世纪,我们眼光放远一些:全世界已有137个国家公布官员财产,那些至今没有公布官员财产的国家,国耻。

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了民主选举,那些仅存的专制国家,国耻。……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段难以忘怀、也不应当忘却的记忆。1937年的今天,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在城内开始了一场长达6周的屠杀行动。

中国官方媒体引述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称有20万以上至30万中国百姓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每年此日,南京城上空防空警报、火车、轮船同时拉响汽笛,向死难者默哀,为和平祈祷。

从纪念征文,到抗战老战士报告会,从展览、出版活动,到烛光祈祷晚会,从历史研讨会,到万人签名活动。…… 但这些活动隆重与否都始终带着某种历史模糊。

尽管这些官方活动往往被冠以为和平祈祷的名称,但场景惨不忍睹的历史图片,令人声泪俱下的见证人回顾虽然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但似乎更重在唤醒国人的愤怒,而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却始终难以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提醒人们牢记日军侵犯时的滔天罪行的同时,缺少对历史客观、深入的挖掘、还原、探讨与反思。日本国内虽有极右翼人士试图否定大屠杀的事实,但这种少数人的倾向显然也在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宣传中给人以十分普遍的印象。

而中方对这段历史的重视长年更多地停留在谴责侵略罪行问题上,似乎要时时提醒日本对中国人民有罪。中日双方对这段历史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毋庸质疑,中日学者三年努力后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最终也只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达成共识。

中方似乎更在意日方承认侵略战争背景下的集体屠杀性质。2010年,这份研究报告出台时,参与研究工作的中方学者步平表示,在这次研究中,南京大屠杀关注的并不只是被害人数问题,首要问题是关于这一大规模的反人道残暴行为性质的认定。

这种以控诉与谴责罪行为核心的思维能否有助于让人们记住历史而不是记住仇恨,值得商榷。 中国年复一年的大屠杀纪念活动始终不能提出这段历史中受害人的具体数字,只停留在一个没有名姓的笼统的三十万的模糊统计。

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忽略了具体的人的故事。一些学者近年来因此就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样数十年没有名单、没有具体数字的纪念活动使纪念的诚意多有折扣。上海历史学者朱学勤2007年在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曾撰文指出,有具体名单,“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

”同一年,网络作家冉云飞也发表文章指出:没有每一个活生生个体之纪念,是空洞之纪念,是视人如草芥的所谓纪念,是漠视人权的假纪念。

”精确的死难者数字“不仅仅是一道数学题,而是这里包含着对人类深深的爱惜、悲悯与同情。” 事实上,南京大屠杀虽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惨痛的记忆,但相关的纪念活动却总是难以摆脱随中日关系好坏而起伏的政治控制的特色。

因政治特色而罔顾历史真实,是中国大陆官方的特征之一。比如,由于国民党败退台湾,所以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一直是不顾一切的抹黑中华民国。事实上,即便如此,当代中国人却不能忘记民国曾经的辉煌,就如不忘国耻一样。

在当今大陆民众被拆迁而自焚的时候,很多人会记起早在1928年,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的冯玉祥就对动迁户说:“皇帝尚不能强拆,民主国家岂能违背民意……政府要拆房,如果给盖了房那就好。

若没盖房,硬叫你搬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喜欢……。 类似的民国故事还有很多,下面略举几例—— 在辛亥革命中央杭州起义中,一个二十四岁的浙江青年拍下绝命照留给母亲,然后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浙江巡抚曾韫。

这个青年,名叫蒋志清——不错,他就是后来的蒋中正。 西安事变后,闻一多怒斥张学良。

清华教授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

”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在台湾桃园大溪官邸召见了张学良。张学良日记中说:“……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

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自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到1938年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划为八大战区,战区共有国军117个师(不包括骑兵师和步兵旅),还有武汉卫戍14个师,西安行营12个师,军委会直属17个师,后方整训26个师,后备14个师等部队,抗战初期牺牲的血肉之躯就是出自这些部队。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 《歌八百壮士》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成为激励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

1937年10月27日,第88师524团团副谢晋元,奉令率 800官兵坚守上海闸北光复路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谢晋元指挥下,800官兵孤军作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毙伤日军百余人。

至31日,完成阻击任务,奉命撤入公共租界。四行战斗受到上海人民的支援和赞誉。 1944年9月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与军部手枪排正面遭遇大部日军,43岁的王及部下均战死。王甲本是抗战期间直接与日军肉搏而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军官。

1949年,王三子一女遗于大陆。其妻于1950年代初被作为反革命家属枪毙,其子王宝光曾与杨振宁为同窗好友,文革期间亦被摧残致死。 蒋纬国14年未被晋升。一次,他对蒋介石说:在中华民国的军事将领中,有两位—直没有升迁的,其一是你,(蒋介石是五星上将,为台湾军界最高军衔),另一个是我。

直到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上台,他又调侃地说:“我很高兴,因为我也升官了 我以前是蒋总统的儿子,现在是蒋总统的弟弟。

”而民国总统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咱教科书里的叶挺的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

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国军将领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回忆长春围城战: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长春街头经常出现被遗弃的婴孩。

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奄奄一息。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

“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但1948年11月上海,解放军进城,大批上海人在火车站自觉排队购买车票准备逃离上海,却几乎没人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