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修思的秘书 论长征军事文化的时代意义 ■田修思

201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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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胡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西南地区是红

胡主席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西南地区是红军长征经过地域最多、经历时间最长的地区,长征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红军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产生在这里,长征所蕴涵的先进军事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今天,以新的视角审视长征及其产生的先进军事文化,能够得到许多新的思考和启迪。

长征途中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都是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

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22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红军在长征途中尤其是西南地区召开了多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是改变红军命运、使濒临绝境的红军从危难走向坦途、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会议。

在这些会议中,其中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重要会议,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作斗争,解决了红军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其中的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等重要会议,主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政治路线作斗争,解决了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

世界观方法论是军事文化的核心,决定着军事、政治行动的结果。深入分析长征途中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我们不难发现,每次会议都是惊心动魄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激烈交锋。尤其是1935年1月15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等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错误,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同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党的领袖人物,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抓住事物最本质、最核心的要素,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而博古、李德等人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个别词句,不顾现实斗争客观实际,机械地僵化地照搬外国经验,几乎葬送了整个红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大战略眼光,他们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己任,站得高看得远,始终正确把握革命航向,团结和带领广大军民共同奋斗,而张国焘眼界狭隘、私欲膨胀,为一己之私利分裂党和红军,终归走向革命的反面。

先进战胜落后、真理战胜谬误、团结战胜分裂、实事求是战胜教条主义,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逻辑和军事文化逻辑。

长征途中重大战役战斗的胜利都是谋略和智慧的生动展示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其中最著名的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红二方面军在西南进行的主要战役、战斗,如巧渡鸭池河、乌蒙山回旋战、六甲阻击战等;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等,都发生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大西南地区。

这些战役战斗,是在祖国大西南这个广阔的舞台上,以红军为主角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展示了红军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

一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充分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把“打”与“走”科学结合起来,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牵着敌人鼻子走,使敌人闻风丧胆,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另一边是蒋介石坐着飞机跑,跑到哪里,哪里战事紧、吃败仗,黔军、川军、滇军各怀鬼胎,互相戒备,见死不救,乱了一盘棋,处处变被动。

一边是我英勇的红军为人民而战,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不怕武器装备落后,不惧高山阻隔、河流挡道,慷慨赴死、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另一边是国民党的军队,军纪涣散、畏缩不前,在烟土、银元的刺激下,在长官手枪的逼迫下和红军打仗,贪生怕死,能逃则逃,逃不了就投降。

长征中的战役战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智斗勇,共产党胜利了;是“得民心”与“失民心”的博弈,共产党得道多助,走到哪里,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就延伸到哪里,国民党失道寡助,鱼肉乡里,盘剥百姓,就难逃失败的命运;是红军和白军信念、意志、勇敢的较量,同样是红军胜利了。

与其说这些胜利是军事的胜利,不如说是先进军事文化的胜利,是“得道”与“失道”价值博弈中“得道者”的胜利,敌人不是败在武化上,而是败在文化上。在长征途中进行的重大战役战斗中,尤其是四渡赤水最为出神入化。

遵义会议后,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土城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1935年1月29日从土城附近一渡赤水河。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停执行原定的渡江计划,转向云南扎西地区。

敌各路“追剿”军扑向扎西,黔北暴露出兵力空虚的弱点。红军突然甩开敌军,挥戈东南,于2月18至21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河,向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月24日,红军发起遵义战役,5日内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飞抵重庆,策划新的围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调动敌人,创造战机,中央红军于3月16日由茅台附近再次向西,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沿江防堵,并大筑碉堡。当大批国民党军进入川南后,红军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于3月21至22日从二郎滩等地又一次向东,四次渡过赤水河。

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当时蒋介石在贵阳,急调滇军来援,红军却迅速向云南挺进,主力作出打昆明的阵势,实际虚晃一枪,于5月上旬乘敌空虚,由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将尾追之敌全部甩在金沙江以南,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谋略在军事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红军长征中的无数战役战斗,都像“四渡赤水出奇兵”一样充满了谋略和智慧。

长征中红军经过的山山水水,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英雄传奇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所过的22条江河有14条在西南,翻越的大山有12座在西南,其中5座雪山全在西南。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在西南,途经的10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几乎全在西南。红二方面军走过的92个县,54个在西南,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四川的27个县,不少部队曾经两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

西南是红军播下革命火种最多、留下宝贵精神财富最丰厚的地方,它们就像撒落在西南山山水水的颗颗明珠,穿越历史硝烟放射着璀璨的光华。

红军是被逼迫进入西南的,缺衣少粮、衣衫不整,恶劣的自然环境、生疏的民族风情,加上打仗,平均每前进1公里就有三四个红军战士献出生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多达422人。他们化作了木棉树、杜鹃花、三角梅,永远为西南大地增添美丽、吐露芳香。

即使是活下来,也有很多人受伤致残,遭受种种苦难。王泉媛是红一方面军30位长征女战士之一,17岁加入红军,20多岁参加长征,担任护理伤员任务。到达遵义后,她与当时的国家保卫局干部王首道同志结为夫妻,在一年多的长征中只相聚两天。

红军会宁会师后,她被任命为妇女独立团团长,1936年10月,随部队与敌马步芳部作战180多天,被俘两年后逃离虎口。她没能回到部队,又沿着当年长征的路线,靠乞讨回了家乡,收养6个孤儿,76岁时被确认享受了红军待遇,2009年去世。

有人概括了她的人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险,八陷窘境,九死一生。

红军路过彝族聚居区时,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群众的信任,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彝族群众不仅为红军开路放行,还动员青壮年踊跃参军。毛主席在冕宁广泛接触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极力解决群众困难,成立了冕宁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

这些举动,为后来我党团结全国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经验。进入藏区后,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的影响,藏族同胞视红军为洪水猛兽,几乎把所有的粮食坚壁起来,人跑到山上,红军四处筹粮,均空手而归。

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到寺庙做活佛的工作,在活佛的带动下,老百姓将埋起来的粮食挖出来给红军,红军按价付给银元。共产党的形象,人民军队的形象从那时起,就深深扎根于藏族同胞的心里。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部翻党岭山时,发现许多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员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吴部长悲痛地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红军官兵这种对党忠诚、英勇无畏、连死都不惧怕的精神,使高山低头、雪山让路。

茫茫草地,是红军走过的最艰难的路段。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没有粮食就吃野草、树根、皮带、马粪里的青稞。夜晚,就在野地露营,背靠背睡觉。行军中,一不小心,陷入沼泽之中,有些人再没拉出来。王平上将时任红11团政委,他在回忆录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红11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70多里,很快就要走出草地了,彭德怀军团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

我先带通信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查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呀,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草地,却没能到达班佑,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胜利的曙光。

什么叫艰苦卓绝?这就叫艰苦卓绝!什么叫感天地泣鬼神?这就是感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是个崇尚英雄的民族,5000年文明史留下了无数英雄传奇,红军故事就是这些英雄传奇中震撼人心的篇章。本世纪初,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推出《人类1000年》一书,记载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人类首次登月等开天辟地大事件,红军长征被列入其中。

这说明,长征以她无与伦比的魅力,被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所认同,不仅永载中华文明的史册,也将永载整个人类文明的史册。

长征实践催生的书籍、诗词、歌曲,都是流芳百世的历史强音

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不仅和艰难困苦抗争,与顽敌打仗,而且用手中的笔和国民党军队战斗,在硝烟中吟诗,马背上练字,树皮上作画,枪林弹雨中欢歌,围追堵截中起舞,创作了大量诗词、歌曲、散文、音乐、舞蹈、美术、曲艺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永远值得学习和歌颂的不朽之作。

红军中没有职业作家,但当时的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以及红军骨干,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群。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黎平会议决定,不到700字。据统计,红军长征中来往的文电,最短的文电仅28个字,文字、文风堪称楷模。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亲自写的发言稿、写的决议,每一件都是精品力作。还有根据红军官兵的口述、回忆,由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等大量文艺作品,使伟大的毛泽东、英雄的红军家喻户晓,走向全世界。

红军中没有职业诗人,但红军指战员人人都是诗人,红军就是一个诗的群体。毛泽东的长征诗词,陆定一的长征小调,李伯钊的长征歌舞,廖承志的长征木刻,黄镇的长征画卷,舒同的长征书法,还有战斗中鼓舞士气的快板书、打油诗、顺口溜和标语、石刻等,构成了长征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时代发展到现在,无论社会上有多少书籍出版发行,反映长征的红色书籍最抢眼;无论涌现多少诗人、诗词,毛泽东在长征中的诗词一枝独秀,无与伦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大气磅礴,让人永远充满激情,开拓进取。特别是《七律·长征》,是所有长征诗词中的代表作,它们必将穿透时空,渗透进中华子孙的血液和脉搏,必将随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而永远流传。

红军中没有职业歌手,但红军同样是歌的阵营。围绕红军长征产生的歌曲,无不反映出时代的最强音。开国上将萧华同志曾说,我们回首长征历史,不要忘记那枪声炮声,更不要忘记那歌声琴声。《十送红军》反映出根据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浓厚感情和盼望红军胜利归来的意愿。

《抬头望见北斗星》反映当时红军人心所向,人们像众星向北斗那样盼望毛泽东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上,带领大家前进。《我打草鞋送红军》唱到“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红军,穿上草鞋翻山岭,北上抗日打敌人……”这是老百姓心中飞出的歌。

萧华同志组织创作的《长征组歌》,完整记载了长征的历程,歌颂毛泽东“用兵真如神”、“红军都是英雄汉”,歌颂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歌颂三大主力会宁会师,歌颂吴起镇红军在陕北的奠基礼,像这样的优秀作品,必将代代传唱,化作永恒。

红军长征留下的遗迹遗址,是中华文化遗产不朽的丰碑

长征遗址遗迹是活的历史,是对长征历程的生动记录,是长征军事文化的物质载体。据统计,红军长征在西南地区留下的革命历史遗迹,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69处,纪念场馆500多处。“黎平会议会址”“猴场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等重要会议遗址,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当地驻军保护开发,如今已成为著名历史文化景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这些曾经改变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遗迹时,都会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用过的小马灯,木板搭起的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公桌子感动,都会听到简陋的会议室里为制定红军战略方针进行的激烈争论,都会感到路线正确与否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巨大震撼力。

几十年来,各级人民政府在红军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等战斗遗址,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置身当年红军渡河的码头、飞夺的铁索桥,仿佛看到毛泽东挥着巨手指挥红军行动的高大身影,看到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视死如归的英勇身姿,看到红军军用地图的红色箭头指向哪里,哪里就是胜利和欢呼声。

土城有数条未经雕工的红军街,当年因青杠坡战斗,家家住红军,户户养伤员。现在土墙土瓦依旧,每家门口都悬挂着国旗,门框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红军街×号”。如此原汁原味的红军街,每时每刻都在向人们讲述着昔日的故事,昭示着民族解放的真理。

遵义有座红军山,红军山有座“红军坟”。这是为纪念女红军卫生员龙思泉而修建的。龙思泉随红军长征到遵义,天天为老百姓看病治病,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红军撤离遵义那天,当地一位老乡病了,她前去医治。第二天,她在追赶部队途中,被敌人杀害。

老乡闻讯赶来将她安葬好,坟前立了碑,上面写着“红军坟”,周围老百姓经常来这里上坟烧纸,“求医看病”。新中国成立后,“红军坟”迁到红军山,政府专门为这位女红军战士塑了铜像。老百姓把女战士当菩萨供奉,香火非常旺。人们把女红军战士当菩萨敬,那是对红军、对共产党的信仰。

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军事行动波澜壮阔,蕴含的军事文化色彩斑斓。胡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是对长征文化丰富内涵的深刻揭示和精辟概括。今天,我们研究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目的就是要让伟大的长征精神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弘扬长征军事文化的信念追求,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军长征筚路蓝缕,却能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根本原因是什么?邓小平同志说:“在长征中为什么我们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红军将士虽然不知道长征落脚点在哪里,茫茫征程何时结束,但他们坚信,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人,就一定胜利。可以说,长征的胜利就是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胜利。

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新形势下坚定官兵理想信念、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进攻的法宝。要教育官兵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像红军指战员那样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不论时代如何发展,环境如何变化,人员如何更替,也不论遇到任何风险、何种诱惑、何种考验,都做到理想信念不动摇,思想道德不滑坡,革命意志不衰退;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官兵,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坚决维护党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和共产党人的形象;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官兵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指挥,确保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

传承长征军事文化的价值理想,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长征军事文化所内涵的价值理想,包括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信念,为了革命事业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集体主义的荣誉观等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种价值理想的创立者和实践者。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大批共产党人不求升官发财、不贪生怕死,为着心中的主义和不变的信仰,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他们是传承民族精神的楷模,是践行共产党人价值理想的典范。

军委胡主席提出的要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为我们用正确价值观念塑造官兵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当今时代是文化大交融、社会大变革、观念大碰撞的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官兵追求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如,人生目标的多样性,普遍有从军报国的热情,但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期盼公平民主,但有的是非观念不清;赞成艰苦奋斗,但有的存在盲目高消费等现象。

价值追求的多样性,内在地反映了官兵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的增强,这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表现,只要我们引导正确,官兵正确的价值追求就会随着岗位的转换、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环境的变化逐渐定型。

我们要以红军的价值理想为生动教材,引导官兵自觉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夯实立身做人的根基;弘扬红军的坚定信念校正人生航向,弘扬红军的牺牲精神报效祖国和人民,弘扬红军的英雄气概完成使命任务,弘扬红军的高尚追求保持崇高荣誉,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形势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把分散的个体价值追求集中到党和军队的意志上来,把聪明才智融入部队建设的强大洪流中。

汲取长征军事文化的无穷智慧,进一步提升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

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当年红军尽管主要由贫苦的工人、农民组成,但这支军队绝不是没有文化的军队,尤其是军事文化独树一帜。红军的领袖群体,就是一批有信仰、有学问、才华出众的文化大家。

他们胸怀天下大势,洞悉世界风云,提出的政治主张、作出的重大决策切合当时中国实际,赢得了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支持。尽管漫漫征途艰苦卓绝,他们始终没有放松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的行李担里主要是书籍,一有空就如饥似渴地学习。

在部队行军和作战非常频繁的情况下,坚持办好流动中的红军大学,开办各类扫盲班和文化补习班,组织官兵学文化、学军事、学技术,提高红军官兵的综合素质,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我们继承红军遗志,学习长征军事文化,就是要弘扬红军汲取人类文明精华为我所用的精神,切实增强学习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充分认清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极端重要性,牢固确立科技知识就是战斗力的观念,使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第一需要。

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军营”活动,大力营造人人热爱学习、追求知识的浓厚氛围,形成以努力学习为荣、不努力学习为耻的良好风气。着眼深化和拓展军事斗争准备,抓好科技知识特别是信息化知识的学习,切实提高官兵的信息化素质。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注意发现和培养学习典型,宣传和推广好的经验,使官兵学有榜样、做有标杆。

保护和开发利用长征军事文化资源,使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既是一部血与火的征战史,更是先进军事文化的创建史。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说:“长征是历史纪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认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

”今天,长征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长征播下的革命种子已长成参天大树,长征故事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长征留在西南大地上的历史遗产已成为弥足珍贵的物质精神财富。近年来,成都军区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军委、总部重要指示精神,把弘扬长征军事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直接捐资4300多万元,协调地方政府援建经费3.

1亿余元,重点援建遵义市红军街、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等17个国家级红色景点,与244个红色旅游景点建立长期共建关系。编写《震撼心灵的长征故事》《西南地区的红色资源》等史料书籍和红色读物900多册,创作、摄制、排演了《红色记忆》等一批红色文艺作品。

长征军事文化是无言的历史,一幕幕英雄活剧,一个个英雄传奇,一次次战役战斗,一首首英雄史诗,一处处历史遗址、一座座历史丰碑……真实记录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往事,生动反映了我们党和军队的不朽业绩,她将随岁月的风云彪炳史册,随人类的进步走向永恒!

今天,长征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长征军事文化是鲜血凝成的真理,是生命换来的奇迹,是开启红色历史的钥匙,是通向美好未来的桥梁。

守护好这份遗产,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要认真研究整理长征军事文化资源,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历史的文化在现实中焕发青春。要开发利用好长征军事文化资源,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的作用,让官兵在长征军事文化的熏陶中升华理想信念,强化军魂意识,培育战斗精神,将红军开创的事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