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理工大学王晓锋 [科学时报]南京理工大学校长王晓锋:献身国防寓军于民

南京理工大学是由1953年创建的国防科技最高学府“哈军工”分建而成,先后经历了炮兵工程学院、华东工程学院、华东工学院等几个发展阶段,1993年定名为南京理工大学,现归属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校近60年来,虽然名称与归属几经变迁,但南理工始终坚持‘立足国防,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牢记创建高水平大学的历史使命。”南京理工大学校长王晓锋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出了南理工人的自豪,“在新的征途上,南理工将继续发扬‘团结、献身、求是、创新’的优良传统,向着特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战略目标迈进。”

献身:执著进取的一种精神境界

《科学时报》:南理工由创建于1953年的新中国军工科技最高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分建而成,已经有近60年的历史,在您看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南理工最宝贵的精神传统是什么?

王晓锋:一所大学不在于有多少大楼,也不在于创造了多少科研成果,最关键的还是看她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积淀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到,而是要靠几代人的努力。

南理工走过了将近60年,经过几代南理工人的前仆后继,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优良传统,凝练并继承了“团结、献身、求是、创新”的八字校风。具体地说:团结,就是和谐,有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献身,是一种奉献,是一种至高追求,对自己理想的追求;求是,就是探索、求真,是一种科学精神;创新,即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其中,“献身”是核心内容,“创新”是灵魂。

在当今社会为什么还要谈“献身”呢?“献身”,应该理解为执著进取的一种精神境界。南理工人为了国防科技事业,甘于牺牲个人利益,把自己的一切默默无闻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南理工人不断奋发进取。有了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南理工人可以免受外界的干扰,专心致志地做学问、默默地耕耘,很多“创新”慢慢得以形成。

国防科技事业是一项神圣而特殊的事业,关乎国家主权和利益,关乎国家安全和尊严,其特殊性决定了必须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不能依赖他人,要求投身其中的人必须具备献身精神和创新精神。

《科学时报》:随着时代的变迁,南理工的这种精神传统除了继承,是否注入了新的内涵?

王晓锋:在过去,与普通高校相比,传统的军工院校相对神秘,对外交流较少。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现在也要“开放办学”,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因为国防事业需要先进的、高端的技术来支撑,所以国防特色的大学需要通过交流、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再为国防服务。

而且,当今形势下,南理工培养人才,不能仅仅限定于为国防事业培养人才,还要为国家的各行各业服务。

建校以来,南理工共为国家培养输送了10万余名各类高级专门人才,南理工精神在毕业生的身上也体现出来,社会对南理工毕业生最多的评价就是“南理工的学生踏实、管用”,南理工人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为例,在30个装备方队中,24个方队的武器装备的研制由南理工毕业生担纲。

让学生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科学时报》:南理工人才培养的理念是什么?学校有哪些有特色的举措来支持这样的理念?

王晓锋:作为一位校长,作为一位教育者,我的人才培养理念就是要让学生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在学校层面,首先,要根据学校多年来形成的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对专业进行优化,根据国家和社会需求,设置好专业布局。其次,要把学生的培养方案制定好,如何传授知识、能力,使学生通过大学的学习,把潜能发挥出来。

南理工主动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国际视野和开拓能力的创新人才为目标。学校60个本科专业,都是根据国家需求来设定,其中有46个被评为省部级或国家级的特色和品牌专业,学校80%的本科生就读于这些优势和特色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南理工实施英才培养战略,非常注重天赋好、对某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对其重点培养。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南理工已经开始了十多年,比如开设培优班,对优秀学生重点加强培养。

要把学生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光靠课堂学习是不够的,还需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硕士学位等措施)。人才培养离不开各个环节的良性运转。

此外,南理工充分发挥自身的国防特色,设有专门的国防生学院,对国防生进行通识教育,业余时间对其加强军事训练。面向国防行业,学校还不定期开设高层次的短期培训班,针对国防任务进行某些知识领域的强化培训。

《科学时报》:南理工的毕业生应该不愁就业了吧?

王晓锋:南理工的学生就业应该说很不错,其中有40%左右进入国防行业。2009年,本科生就业率达到98.65%,研究生就业率达到99.66%。从2005年到2009年,学校毕业生就业率均超过96%。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就业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专业设置符合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二是培养的学生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可。

军民结合 寓军于民

《科学时报》:作为一所以理工学科为主要特色的大学,南理工在产学研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南理工的优势在哪里?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

王晓锋:近年来,南理工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指导思想,主动适应国防科技工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力开展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坚持实施军转民战略,走军工高新技术向产业化转化之路。学校科研在保持国防军工特色的同时,已经形成了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光电与信息技术、新材料与新工艺、能源与环境技术、化工与生物技术、公共安全与社会发展等六大高新技术领域,积累了一大批成熟的科研成果。

例如,由特种加工形成的装备制造技术优势,“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16个重大专项之一,南理工承担了4项相关课题;通过产学研紧密合作,我校研制的膨化硝铵炸药、粉状乳化炸药、塑料导爆管非电起爆系统等一系列新产品、新工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民爆产业的快速发展。

相关技术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150余个企业推广应用,年产值100亿元以上,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自1985年至2006年间,共申请相关专利80多件,其中发明专利60多件,获中国专利金奖1项,江苏发明创造金奖1项,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多项国家科技奖励。

“产学研结合”具体做起来,首先要在学校内部制度上创新,要让老师意识到自己研究的科研成果能够进一步转化利用――不同于以往科研项目结题就算完事,要将技术成果形成专利并推广。除了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学校和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合办了知识产权学院,还专门成立了专利事务所,帮助老师推广他们的专利,将科研成果转移到生产一线中。

南理工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是“全国专利工作试点示范高校”,学校创办了全国第一个依托大学和大学科技园建设的国家专利产业化试点基地,为推进成果转化、加强社会服务构建了一个新平台。

成果的转化还需要载体,因此南理工和地方共建技术转移中心、产业联盟,和地方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建研究中心,充分利用这些平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使学校相关学科内涵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同时促进学校的科研、人才优势与地方、企业的发展实现无缝对接,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同时还通过组建“博士团”到地方科技部门挂职,组建“教授团”提高服务企业的能力等途径来提高产学研合作的能力。

《科学时报》:今后还有哪些长远规划?

王晓锋:最能体现产学研效益的是高校与地方或企业共建的研究院。2009年,南理工无锡研究院获得无锡市传感网建设资金900万元;第二个校外研究机构――常熟研究院已签约揭牌,并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在“十二五”期间建成10个这样的研究院。

这些研究院将利用学校的科教资源和地方的产业优势,强强合作,打造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瞄准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前沿,推进科研优势与产业优势高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大学校长要懂教育 负责任 有魄力

《科学时报》:自2006年开始,您任南理工校长至今已近4年,在此期间,您最满意的一项工作是什么?

王晓锋:从学校教务处处长到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党委书记,再到校长,从事行政工作这么多年,我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在教务处的10年,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我走上学校主要领导岗位、做好管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而在作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的五六年时间里,与学生更密切地接触、交流,对学校各方面工作也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当上校长以后,对自己的工作更是没有“感到满意”的时候,总想做得更好,总有更高的目标。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我始终怀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

《科学时报》:您很早就在学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从未间断科研和教学工作,在您的科研生涯中,您最满意的成果是哪一项?现在不少高校的各级管理者由科学家出任,有人认为这样会造成科研资源的分配不公,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王晓锋: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行政岗位上。我现在每年最多招两个博士生,因为精力有限。

在我的校长办公室里,没有我的专业书。我有一个理念,在这个办公室,我就是行政领导,要是搞科研,我就到教研室去。我不赞成学生因为科研上的问题到校长办公室来找我而影响行政工作,我会在晚上和周末去实验室找他们讨论问题。

作为校长,是全校的领导,不是自己学科的领导,更不是教研室的领导。位置一定要摆正,因为校长的手里掌控资源。一旦位置没摆正,就会无意识地加强对自己学科的投入,这是不合适的。科学家出任高校管理者后出现科研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极个别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校长是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科学时报》:在您看来,一位好的大学校长,该具备哪些素质?

王晓锋:大学校长作为我国的领导干部,要坚决高举“党的旗帜、团结的旗帜、发展的旗帜、廉政的旗帜”这四面旗帜,具体可以理解为: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展是硬道理;还要管好自己。

除此之外,大学校长还有他本身的角色。管理一家企业,目标很单一;管理一所大学,目标是多元的,头绪非常多。因此,对于大学校长的要求也是很高的――要有政治家的敏锐、学问家的视野、教育家的胸怀、管理者的魄力。

当好大学校长,首先要懂教育、负责任,还要重学术、无私心、有魄力。

懂教育,就是要懂教育规律,把握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既要掌握宏观又要洞悉微观。

负责任是对大学校长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老师在课上讲错了一个知识点,受害的是听这堂课的学生;如果一个教务处处长就某届学生的培养计划没把好关,受害的是一届学生;如果学校校长的某一个决策失误了,往往要耽误学校几年的发展,没有责任心是不行的。

在大学,行政与学术是共存的,一定要发挥学术的作用,正确处理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面对目前学校规模大、功能多、多元化、资源复杂的现状,校长在统筹各方面工作时一定要把学术放在第一位。

作为校长,绝对不能有私心,胸怀要宽广,要海纳百川。

当校长,还要有魄力。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各有分工,党委把方向,行政是执行力。党委定了决策后,行政在执行过程中不能“贻误战机”,应该当断则断,议而不决会影响发展。

高等教育需要分层分类

《科学时报》:从一位大学校长的角度,在您看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宏观方面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突出问题需要解决?解决的突破口是什么?

王晓锋:我国目前已经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我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分层、分类,不能“一刀切”,因为我们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的。以大学为例,既需要教授,也需要实验师。不能让一个模式培养出来的人去从事不同的工作。

我们并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才的结构性失调,某些行业的人才已经过剩了,而另外一些行业人才却紧缺。由于国家的指挥棒――评估标准只有一个,结果就导致了本应有所差异的学校却千校一面,如果都按照“985工程”、“211工程”学校的标准来套,人才培养的结构就会出问题。

因此,我认为,国家应该对高校进行定位,分为精英教育、普及教育(应用型、职业型)等不同类别。重要的是,各个类别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每一类都有自己的一流学校。

还有一方面,我国的教育投入不足,这是公认的。对于高校,国家按人头拨款,招一个学生,国家配套多少,收取学费多少,就这些。所以经费不足已经成为现在大学校长普遍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非常希望大学能有一个宁静的环境,能够让学生和老师潜心做学问、潜心教书。大学既要服务社会,与社会紧密结合,同时又要引领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影响。

如果从微观方面看,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也都存在问题。目前的教学方式还是过去的“满堂灌”、照本宣科,互动式的、启发式的教育还很欠缺。大学教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这样才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