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王博等:瞩望新轴心时代

2017-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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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

王博:汤一介为何不断强调儒家那种爱的精神

主持人:我们现在开会。尊敬的各位教授、专家、学者,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师友、学长、朋友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与中央编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汤一介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瞩望新轴心时代》发布会”现在开始。

今天,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有中央编译局、中央编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美国夏威夷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还有来自《光明日报》、《南方周末》、共识、凤凰、搜狐等近20家报社和网站新闻媒体的记者。对于大家的到来及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再次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首先,请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致辞。

王博: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

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

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

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

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

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

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

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

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

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

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

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

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

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

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

王博:做北大系主任四年感受汤一介的情怀

王博: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哲学系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

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

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

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

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

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俞可平: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需自由环境

主持人:谢谢王博教授。他的致辞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今天时间很有限,他没有说更多。我想,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交流,特别是刚才提到的汤先生的三种关怀,这个概括我觉得非常好,以后我们要继续地学习,讨论。下面就请中央编译局俞可平副局长致辞,大家欢迎。

俞可平:尊敬的汤一介先生、乐黛云女士,大家下午好,离开北大将近30年了,每次回来参加北大的会议都有很多感慨。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尤其有感慨,因为是我们老一辈学者又出了新的学术成果。首先对汤一介先生出版的最近学术成果表示祝贺,同时对汤一介先生在中国思想文化方面所作出的新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能够出版汤先生新的大作是我们中央出版社的荣幸。刚刚在几天前,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举行了建社20周年座谈会。今年是我们出版社建社20年,回顾我们出版社20年的历史,大家对我们出版社有一个定位,也是我们出版社建社之初的定位:中央编译出版社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们出了三千多本书,其中一千多种是翻译著作。

思想文化摆渡,我们是定位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摆渡,但是,回顾20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思想文化的摆渡不仅仅是中西文化的摆渡,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摆渡,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的摆渡。

我想,汤先生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的摆渡者,因为纵观汤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他就是在这三个体系里面进行摆渡。

我觉得每一种文明——包括我们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融合,相互学习。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三个,一个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还有一个就是西方文化。

我觉得,汤先生在这部最新的大作里特别强调这三者之间的文明,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他在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

不同的文明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一个基本原因,是因为不同文明之间或者整个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价值,寻求各种文明背后的普遍价值就是我们学者的责任,尤其是思想家的责任。

在当代中国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这样一种背景下,我发现汤先生特别强调要弘扬我们中国文化背后的普遍价值,要寻求各种文明之间的普遍价值,这一点尤为可贵。现在,我们举国上下正在大说中国梦,大做中国梦,中国梦按照官方界定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人民的美好生活。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思想文化的繁荣,思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我们学者、知识分子的努力,探寻。我觉得,在这方面汤先生也是典范和表率,他一辈子追寻学术文化。这样的追寻离不开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我特别注意到,汤先生的这部新作里特别讲到需要有更好的环境,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推动中国进步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也向汤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建社20年,我刚才讲了,我们立社的主要特色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在座的各位一定会感兴趣的,我们出版的著作里有一个群体,就是长寿群体,有许多著者都是80、90岁高龄的学者。

在我们编译出版社出书的人非常高寿,汤先生今年80多岁;我们不久前出版了吴敬琏先生的书。还出过吴江先生的书,他曾经是95岁高龄的中国党内的资深理论权威;特别是我们出版了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最高寿的周有光先生文集。到中央编译出版社出书都健康长寿,我把这个作为祝愿奉献给汤先生和乐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前辈学者、各位嘉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