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华骨头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的收入不是“高收入”

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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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10月28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六省市已经进入经济增长的第五发展阶段,也是高收入阶段”,这一结论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两天前发布的一份报告。

这份名为《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的报告提出:“整体而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增长阶段,成功跨过了中等偏高收入门槛,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份报告参照了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组: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45-412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万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在这份报告中,把经济增长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与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相比,第一阶段近似于低收入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为中等偏低收入阶段,第四阶段为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为高收入阶段。

根据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特征,报告认为中国进入第五阶段的省份有6个,即天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内蒙古。理由是这些省份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1000美元。从数据上看,2015年,天津人均GDP为1万7166美元排第一,北京1万7064美元排第二,上海1万6555美元排在第三位,似乎进入了“高收入梯队”。但是,为什么居民自我感觉普遍没有那么良好呢?

这其中不得不指出一个细节:人均GDP高,并不意味着真的富裕到所谓的“高收入阶段”,真正体现老百姓收入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不仅受人均GDP的影响,而且也受产业结构、分配体制等方面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而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在做大产值的同时,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步,不能“稀里糊涂”就“被高收入”了。

关于这个话题,财经评论员叶檀做出了点评:

叶檀:我最新的这个研究报告引起的争议比较大,这个研究报告是跟我们的收入有关系的。这份经济蓝皮书的夏季号里面提出,中国进入了中等偏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用的是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口径和数据。

这份报告引起大家的争议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引用世界银行的口径,本身就并不太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它是用GDP来计算的。我们知道用GDP计算的话,如果是投资量比较大,如果这个经济体属于一个快速上涨的经济体,那么它GDP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拿来进行投资和再生产的,这跟人均收入的关系不大。

而我们正处于这么一个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的资金积累起来投入再生产,而不是用来进行居民收入分配,这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居民的存款急剧下降的原因,而政府跟企业的收益在提高。

另外,GDP也有不同的算法,它有生产的计算法和收入的计算法,用收入的计算法还勉强可以跟收入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用生产计算法,再加上人民币的汇率又比较高,那就容易被高估。一旦GDP里面含有一些泡沫的话,它跟我们整个的收入水准就会相差很多。

即使用收入计算法,也主要分成三个收入,包括国家的收入(税收)、企业的收入(销售收入)以及居民收入。那么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就决定了按照收入法来计算的话,整体GDP的高低跟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由于我们国家生产的这一块积累比较大,所以国家税收和企业销售收入占到GDP的60%,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这跟北欧一些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个数据还有一个不太妥的方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贫富分化比较厉害、人口也比较多的国家,所以一旦被平均了之后,人均数其实不太准确,应该是中位数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目前全球的贫富分化都在加剧,中国是比较严重的,1%的家庭占据了三分之一的财富。

如果是按照这个模式去计算,相当于1000个比较矮的人去跟姚明计算平均身高,平均了之后,相对来说整个的人均身高就上涨,但大部分人实际还是比较矮的。我们在算人均收入的时候也会面临这样的陷阱,必须要通过其他的办法来调整,我们才能得出一些真相。

那么,比较能够反映问题的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当地的存款这两个数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北京的本、外币存款是相当的高的,估计现在跟香港基本持平。所以说北京、上海、杭州等这些地方进入了一个中等偏高收入的地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内蒙古等地,虽然它的GDP很高,但是总体来说,它的人均存款量、拥有的财富是不高的,那就很难说是已经进入到偏高收入的地区。

经济之声:这份报告做出这个结论的目的是什么,会对哪些政策产生影响?

叶檀:它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首先是大家看了会鼓动信心。第二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口径去衡量,我们会得出一些比较虚幻的结论,那么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跟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的增速包括中产收入阶层的形成,确实要比全球的其他地方快。我们应该看到这些进步,应该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也不能躺在这样的数据上“睡大觉”,其实我们的经济模式还是有我们非常强烈的特点。

经济之声:怎样才能做到“又长骨头又长肉”,让经济增长提速,同时居民收入更实?这个短板咱们怎么补?

叶檀:有两个补法,第一个就是促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健康,假设说我们现在的实体企业投资有8%甚至更高的回报率,那么相对的来说,居民的工资就会提升,这就会使整个社会收入的水准提升。第二个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方法,刚才说到三个收入的组成部分,政府、企业和居民,相对来说居民的收入会比较少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用减少政府收入、减少企业盈利、增加工资的方式来直接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后遗症就是有可能使企业会迁移,或者说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下行。

第三个就是全球很多国家在用的一些手段,就是用税收调整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些财富的、资产的所得税等,把在股市或者楼市得到的红利用税收来调整掉,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稍微均衡一点。这三种方法现在都在用,但是有利有弊。总体来说,在我们经济转型比较艰难的时刻要掌握火候,第一要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创新经济,让我们的个体收入能够提升,这点是比较关键的。

经济之声:站在国家的角度,咱们现在应该怎么权衡,怎么样来把握这个火候?

叶檀:我们的国家也像一个家庭一样,我想首先是要建立一个信用体制,把以前的旧债给还掉,所以这个积累是必须要有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要进行再生产,虽然我们实体的投资率现在在下降,但是有一些基础设施和高技术的投资,这些是增强未来竞争力的,还包括一些民企的投资,这些不投资是不行的,经济没有办法运转,所以这部分的钱也必须给它预留下来。

第三部分我们才能说到分配的问题。分配的话,就是把以前太多的给予“长子”的,但是效率又比较低的资金,这一块给截留下来,分配给比较能赚钱的那些“孩子”,让这些“孩子”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整个家庭的收入也会增长,那大家生活的幸福指数就会比较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