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张伯苓 张伯苓与南开精神

伟大的教育家应当造福于社会,并以自己的言行丰富着自己祖国的文化,其遗产也必为国人所尊崇和传承,张伯苓正是这样的人,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业绩在社会上、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直被传诵着。特别是他创办的南开大学,为海内外所称道,堪称一流学府。

19世纪末,列强入侵,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国是日非,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都在寻求救国之道。有的主张积极革命,有的主张实业救国,有的认为应整理财政,张伯苓是教育救国论者。他原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参加过甲午战争,目睹国家的屈辱,认为非兴学不足以图存,选择了教育救国道路,毅然放弃军旅生活,于1899年11月28日,受聘于严修家塾,教育严氏子侄5人,讲授英文、数学、理化课程,从此步入教育领域。

他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中讲到他所以走这条路的原因: "当时因为看到国是日非,外侮频繁,觉得要救中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所以就与严范孙先生合创私塾。

"(《南开周刊》第31期, 1927年10月17日)他是一位不寻常的教师,教育意识强烈,其学识和人品,深受严修的崇敬。

严修大张伯苓16岁,二人建立起深厚而真挚的友情,成为莫逆之交,共同研究革新教育大计。严修日记中讲, 1901年"改定先人所设义塾课程,王君寅皆、林君墨卿、张君伯苓终日讨论学事"(《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7页)。

只此一例,可以推断, "讨论学事"在他们之间是经常的。严修是一位务实的教育革新家, 1883年任翰林院编修, 1894年为贵州学政, 1904年任直隶学政司, 1905年先后任学部左、右侍郎,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给张伯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

因为有严修的鼎力支持,张伯苓的成功就有了客观条件,这是一件极为幸运之事。一位普通家塾教师获得了如此多的好机遇,历史上并未多见。1903年、1904年张伯苓两次到日本考察教育。关于第二次考察, 《严修东游日记》记之甚详,他们是5月出国, 8 月回国,参观了日本各类学校,和日本文部省官员会面,了解到日本教育的方方面面,就是这次考察将教育改革引入了他们的计划,并且立即付诸实践。

据严修日记,他们回国后, 9 月1日"晚,与伯苓商议设立中学堂事"。

10月17日,合并严馆和王馆,成立私立中学堂。继改名敬业中学堂,后又设立私立第一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学堂之设立,天津实开其风气之先, "不数年间,我国通都名邑,靡然向风"。南开则是佼佼者,培养出许多出类拔萃之人才。张伯苓的办学经验日益丰富,遂成为知名的教育家。

人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发展中,很少有停留在一点上。到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张伯苓对教育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跃进,认为: "中学仅授以普通知识而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实非高等人才陶铸之所。""张伯苓先生洞察国家社会之情形及世界潮流之趋势,以为建立大学培植高等人才乃根本救国急切必要之图。

盖大学者一国人才之所由出,一国文化之所寄托,其关系于国家之盛衰诚非浅鲜。校长张先生有鉴于此,遂决定以中学为基本而创设大学部。

"(王捷侠:《六年来之南开大学》,《南开周刊》,南开学校20周年纪念号, 1924年10月17日)这是认识上的一大变化。其二是他和严修、范静生先后游美,考察教育,看到美国文明之进步及其人民精神之奋发,都是教育之结果,而"我国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不尽感想而思奋,而创设大学之志益坚"。这两个因素,促成了南开大学的创立。

南开大学诞生之时,中国现代化大学尚不多,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私立大学有四五所,教会大学有十几所。清华大学是1924年才由清华学堂改名为大学的。从这种教育状况看,南开大学的出现,的确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极光彩的事。

南开大学诞生之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年,它一问世,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成为宣传科学和民主的一个重要阵地。

一个时代的事物总有时代的特点。张伯苓的办学思想和意识自然有反映了时代的特性,但又超越了时代。他以"允公允能"作为南开的校训,这表明了他的教育宗旨,也说明了他的抱负和自我的使命。他认为"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他多次说明学生的责任重大,在校数年间,"应预备充分之学问之能力,以期异日尽责于国家"。

1921年3月4日在香山会议上的讲话是很有分量的,他说: "余在各地学校,常与人谈中国教育,越办越糊涂,吾尝言,读书可赚钱,只不可赚混账钱,读书可求个人之生活,要求大众之生活如此下去,要自问是否与教育宗旨相合?是否与教育学生之目的相合?请问学校之设施是否合乎国家之需要,对于学生之输入,是否合乎社会之需求,造就之人才是否将来有转移风俗、刷新思潮、改良社会之能力?若曰不能,是自小视教育也。

若尽为个人增加知识技能而办教育,则教育神圣,亦不足称矣。"(南开学校22周年纪念号)在这里,他无情地抨击了当时出现的不良倾向,鄙弃那些庸俗性的思想和习气。

他期望的是培养出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转变学生的世界观,使他们把学习和将来真诚地服务社会联系起来。在南开20周年纪念日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本校之设立,亦即期以教育人才为目的,期引全国人民皆能觉悟。学校正如一小试验场,场内之人皆有信心,具改造社会之能力,将来入社会改造国家必有成就。"(《南开周刊》第101期, 1924年10月27日)

张伯苓就是以这样的思想和精神,不懈地努力于实践,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能接受他的理念。他不尚空谈,不尚虚名,勤俭办事、注重效率,决心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榜样来规划南开大学,教师多从留学美国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中聘请,聚集了一批有名望有成就的学者,这就为学校赢得了荣誉和地位,为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创造了条件。

学校的行政管理则效法日本,派人到日本学习。1921年到香山举行了会议,研究了学校的施政方针,规定了3条原则,即"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和"师生合作",还强调了学生自治问题。这些原则实行的结果, "全校精神又为之一新"。

作为私立大学的校长,张伯苓必须付出很大精力向海内外筹措经费,这一点他很成功,他以自己的魅力获得了各方面的资助。

作为校长,他必须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实现他理想的教育宗旨,使学生获得真正的能力和本领,而不是一些肤浅的知识。这就要经常倾听受教育者的呼声,因为他们感受最深。1924年学生会创办的《南开周刊》不断发表议论,倾吐学生的心声,成为张伯苓了解学生思想情趣的主要渠道。

《南开周刊》"自产生以来,就特立独行,不甘作粉饰学校的工具,而以改造南开为己责,持正言不讳的态度,抱见义勇为的精神,敢用寓辞托讽的文章来警醒学校当局,终能打破师生间的隔膜,使南大前进渐渐到了合作互助的时期"(《南开周刊》编者言, 1925年5月20日)。

这简短的话语,旗帜鲜明,是颇有见解的,它不是和学校对立,而是要达到师生的和谐。1924年发表了几篇非常有益的文章,不只是对南开教育产生了影响,也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教育界。

譬如该刊发表汪心涛《三年来未吐之鲠》一文,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大学教育是否应当按照其本国之文化与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与课程之设备;二,中国之大学讲授是否应用国语;三,南大学生生活现状之因习与浓郁是否应图改造?这几个问题从学生的口中说出,它必定促使教育家来思考,学生在校几年究竟应该学习什么呢?教育应该紧紧扣住自己祖国的文化、时代精神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至理名言,但当时出现了偏离倾向,而且是一普遍现象,有勇气提出,应视为警世之音。

南开园里因此活跃起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均在讨论是否应用国语讲课。1924年12月18日,44位同学提议国语教学问题于学生会总务部,随后学校评议会提交教务会议讨论。

蒋廷黻教授是率先用国语教授的教师。因为有几位同学惯于听英文讲,用洋文写笔记,他们错误地认为说国语不是中国有学问的人所宜作的,蒋之国语教授因之暂停了一段时间。直到1925年4月以后,学校教务会议作出决定,除英语课外,所有课程均改用国语讲授。

学校的学术气氛也较前浓厚了,新成立了许多学会,如矿业学会、科学会、商学会等,都积极展开活动。学校也更多地请许多名流人物到校演讲,以开阔学生的见闻。1924年孙中山及其幕僚北上,经天津赴北平,学校原请孙于12月5日莅校演讲,藉睹伟人风采,因孙抱病,未能来校,于是请孙的秘书黄昌谷在思源堂211室讲《中国工业的现状》。

此前后还请孙哲生讲《广州市政》,汪精卫讲《中国革命的一段谭话》,前云南省长任志演讲《国民爱国之途径》等。

1924年11月出版的《南开周刊》,发表了宁承恩《轮回教育》的文章,促使张伯苓加速进行教育革命,丰富了他的教育思想。该文措词激烈尖锐,击中了当时教育的弊端,比《三年来未吐之鲠》更形象、更泼辣,可以说是一篇有理性的挑战书,现引之于下:大学毕业后,"先到美国去,在美国混上二三年、三四年,得到一个什么EE、MA、D等,于是架上一架洋服,抱着两本note book回家来,作一个大学教员,不管他是真正博士也好,骗来的博士也好,‘草包’博士也好,上班捧着他自外国带来的notes一念,不管它是是非非,就A、B、C、D的念下去。

一班听讲的学生,也傻呆呆的不管生熟软硬就记下来,好预备将来再念给别人。

英文好一点的教员,就大唬特唬,一若真是学贯中西一般。学生们因他是说外国话的中国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受他唬……这些教员所讲的,内容多是些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商业、美国……美国……美国……,他们赞美美国和冬烘先生颂扬尧舜禹汤一般。

毕业了。毕业后也到美国去,混个什么M , 什么D,回来依样葫芦,再唬后来的学生。

后来的学生再出洋,按方配药。这样循环下去,传之无穷,是一种高一级的轮回……这样转来转去,老是循着这两个圈子转,有什么意思?学问吗?什么叫做学问?救国吗?就是这样便称救国吗?"

细读这篇文章,描述的是当时南开教育出现的现象,好像说的也是今日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去外国深造当然是对的,应该鼓励,但如果走轮回教育的道路,则是危险的。文章发表后,在南开引起轩然大波。留美的教师提出抗议,甚至要罢教辞职,张伯苓倡导师生合作,没有想到出现了师生对立。

他对学生的意见感到吃惊,难以接受这种指责,批评了学生,但学生坚持自己的看法,并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意见,是全体同学的看法,这不能不触动他的心思。

最后他被说服了。大学教务会议终于于1925年作出决定,自行编写教材,不再使用美国原版课本。1926年秋成立了"社会视察委员会",专门指导学生到社会、到天津各现代化银行和企业单位进行调查,将课堂教学和社会调查相结合,培养其独创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学校原来已有蒋廷黻领导的社会调查,从这时起成为全校的共识。学科方面,特别注重现实,使学生有根本常识,如成立了满蒙研究会,面对现实。此后,师生间的感情日渐融洽,出现了和谐局面。

1928年春,张伯苓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了"土货化"的办学思想。什么叫做"土货化"?南开大学募款委员会计划书中对此有精辟的诠释: "土货化者,非所谓东方文化,乃关于中国问题之科学知识,乃至中国问题之科学人才。

吾人为新南开所抱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之土货化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

"(《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发展轨迹,使校训的内容更明确、更丰富,也具体化了,使南开大学的教育更有了活力。学习外国的长处,并不是照搬外国的东西。

如果让学生只看洋书,说洋文,而不了解自己国家,那怎能服务于中国?教育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抄袭外国,没有创新,是没有前途的,使课程和教材都符合国情,教育的目的在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个"良好的政府"。这是他得到的最大启迪。"土货化"这一名词很通俗,其含义却极为深远。

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间,南开大学确立了自己的崇高地位。张伯苓于1930年3月讲:"京沪一般对本校印象甚好,教育当局亦认本校为私立学校之中‘成绩卓著’者,只要他们说好,要钱就不愁没词了。至校务方面,现在正力谋改进,已电张仲述先生托在美代为物色教授多人,暑假后之南大,当可有一番新气象。"(《南开周刊》第80期, 1930年3月25日)

南开大学在中国教育领域已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教育资源和实力,它对社会的贡献,受到国人的珍视。还在1927年张伯苓就讲: "我们所以能负此时誉,决不是因为我们校舍比别人大,或是学生比别人多,实际还是靠我们所产之果子和品质精良,因为诸君出校后在社会各方面,都能稳定从事,人格上、学问上又能奋斗向上,处处发扬南开的精神,随时怀着救国的志愿,这一点我以为正是本校对于社会的贡献,也就是诸君赐与学校的荣誉。

"(张伯苓:《今后南开的新使命》,《南开周刊》第31期, 1927年11月17日)正因为如此,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学校遭到日军的轰炸。

北方各校西迁,南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这足以说明南开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所处的地位。

今日的南开大学是在张伯苓创办的基础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的。我曾和同与张伯苓一起为南开大学做出巨大贡献的黄子坚、杨石先等多次接触,他们的事业心也是很强的,充满着忘我的精神,的确是教育界的表率。在纪念张伯苓诞辰130周年之际,国人无不怀念他的伟绩。

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中国人的骄傲和楷模。还在1924年10月南开学校20周年时,就有人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如果中国的人民都能办南开这样一个学校,中国的教育还怕不发达吗?中国的教育家都能不爱钱,以淡泊立家,中国的官吏,还能搜刮民财吗?如果教育发达,官吏清廉,中国能不富强吗?中国的人民既然少有能创办南开这样学校的官吏,也不能爱财。

惟独张校长能创立南开,甘居淡泊,这不能不说张校长是特出的人物罢。

"(曲有诚:《南开学校20周年纪念之真意义》, 《南开周刊》,南开学校20周年纪念号,第4~5页)这一称赞和论断,是肺腑之言,当代的中国人一定会从张伯苓的人生哲学中学到有益的思想和知识,激励自己的前进。

如果有人问:南开精神是什么? 20世纪20年代南开学子就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和回答:"南开的精神,就是张校长奋斗的向上的进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可以这样说,南开的精神就是奋斗的精神和改造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