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日本词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产生
但其实,宋代这样的《百咏》体的诗集,远不止以上四种。王韬之说虽有道理,但比较笼统,未中肯綮。但细究之,阮阅《郴江百咏》和许尚《华亭百咏》,诗而无注;曾极《金陵百咏》、方信孺《南海百咏》,有诗有引,但无注。在体例上,它们对公度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应该说,在体例上,清陈坤的《岭南杂事诗钞》对公度的影响要大得多。第一,它们名称相近,均名《杂事诗》;第二,它们形式相同,均一诗一注;第三,陈坤在清咸丰十年任大埔知县,大埔是客家县,与嘉应州近在咫尺;第四,咸丰十年时,公度已三岁,与陈坤为前后辈人。因此,陈坤《岭南杂事诗钞》与公度《日本杂事诗》,彼此的亲密度要高得多。王韬舍近求远,殊不可解。
日本学者题字的《日本杂事诗》
比之何如璋《使东杂咏》青出于蓝
但是,真正对公度《日本杂事诗》产生直接影响的,除了体例外,还有现实功用的力量。中国首届驻日本大使馆的大清金黄龙旗,在日本芝山飘扬后,日本文人纷纷以自己的诗集到中国大使馆交流。光绪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稿》已在中国文人中传阅,沈文荧的《春萍馆诗草》四册和《名石稿文集》已在日本友人中流传。
刘雨珍编校《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载,源桂阁说:“弟每阅《春萍馆诗草》玉作,则啧啧叹慕,恍如游其地。
”光绪四年一月三十日,源桂阁要求读公度的诗集,他对公度说:“玉作固多,章章出金玉,希取出一册而见示,弟写完而藏库笥。”公度回答:“旧作梅史尚未见,实不曾收拾也。东来事忙,未暇及此,恕我何如?”
在这种情境下,何如璋反映中国首届驻日本大使馆人使日生活的著作《使东杂咏》,于光绪四年五月中旬已在日本文人中辗转传抄,它成为日本文人读到的中国文人的第三大著作;稍后,反映中日文人诗酒唱和的《芝山一笑》,在当年七月诞生;笔话场景催促公度拿出自己的新作来。
何如璋《使东杂咏》的基本形式是“一诗一注”。如描写日本民居风俗的:“板屋萧然半亩元,栽花引水也清娱。客来席地先长跪,瀹茗同围小火炉。”注云:“东人喜为园亭,贫仅壁立者亦种花点缀。
离地尺许,以板架屋,席其上,客来脱履户外,肃入跪坐,围炉瀹茗,以淡巴菰相饷。”其中,诗歌为七言四句的竹枝词形式,这是自唐代刘禹锡以来描写民间风俗的经典诗体;注释则是解释或补充诗歌内容的散文。这种形式,也是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基本形式。
在何如璋《使东杂咏》产生八九个月后,公度《日本杂事诗》终于在光绪五年正月问世。二者在时间上一先一后,在内容上均是使日的著作,二人又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同僚,二者彼此启发和相互激励的关系不容置疑。虽然《日本杂事诗》在产生时间、诗歌形式和内容上,受到何如璋《使东杂咏》的直接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中日文人交流的现实场景中,几乎受到《使东杂咏》的催促。
公度《日本杂事诗》受何如璋的影响,还有内证。《日本杂事诗》:“翠华驰道草萧萧,深院无人锁寂寥。多少荣花留物语,白头宫女说先朝。”自注云:“谨案:《使东述略》曰:西京以山为城,无垣郭雉堞,周环数十里,有贺茂川萦贯其中。
过故宫,守吏导入。有紫宸殿,殿屏图三代、汉、唐名臣像。循殿西行,过曲廊,涉后园。落叶满阶,鸣禽在树。有瀑名青龙,水喧石罅,泠泠然作琴筑声。静对片时,尘虑俱息。”《日本杂事诗》在“轻于蝉翼薄于纱”一首公度自注云:“《使东杂咏诗》注曰:败絮,机器揉碎熬烂,视其白而茸也,用水调匀,由机出之,机轮递转,泻浆成幅,腐者新,厚者薄,湿者干,顷刻即就,坚致如雪。
”《日本杂事诗》明白地引述何如璋的著作不止一处,表现作者对何如璋的尊敬。
何如璋在工作上是公度的上级,在年龄和情感上是公度的父辈和同乡,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曾拟与何如璋共同署名,表现出他们在著作上不分你我的亲密关系,其《日本杂事诗》受何如璋《使东杂咏》的影响,自在情理之中。《日本杂事诗》虽受《使东杂咏》影响而生,但它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日文版《日本杂事诗》, 日本实藤惠秀、丰田穰译。日本东京平凡社,1968
日本文人立“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碑纪念
公度的《日本杂事诗》脱稿后,日本友人争相传阅,轰动了中日两国朝野。一代名家如重野成斋安绎、冈鹿门千仞、青山铁枪延寿、蒲生子闇重章等,以彩笔加以评点,形成“丹黄烂然,溢于简端”的格调。之后《日本杂事诗》的版本层出不穷,第一版刊行于成书当年,即光绪五年。
《日本杂事诗》脱稿后,上呈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衙门令译署用同文馆聚珍版印行,称为官印本。光绪六年,王韬在香港循环日报馆印行有王韬作《日本杂事诗序》的第二版,同年还有日本凤文馆印行的第三版。《日本杂事诗》版本甚多,流行甚广,在黄遵宪生前已有不下十种版本。
公度的《日本杂事诗》,在现实生活中,丰富了中日文人的文化交流。《与大河内辉声等笔谈资料》载,源桂阁说:梅史有《春萍馆诗草》、《名石稿文集》,公度有《日本杂事诗》,何公使有《使东杂咏》之大作:“仆浑抄写藏之。每逢佳士,不得其集,则恍若入宝山空手而回。”公度为中日文人交流,及时地贡献了自己的宝贝,它成为日本文人喜爱的中国大使馆文人的四大佳作之一。
公度的《日本杂事诗》深深地打动了源桂阁。为了纪念《日本杂事诗》,源桂阁在他的庭院中修建《日本杂事诗》稿冢。《庚辰笔话》第三卷《第十九话》载,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源桂阁说:“鸿斋言:君所编《杂事诗》稿,敝邦人加评者有之,期取出赐览。又君言:将诗稿糊涂者瘗之于敝园。敝园已竖碑镌字,而未得其稿……仆之来,欲言此事也。”
源桂阁与公度均生于1848年,有“登堂公谨是同年”之谊,且二人性情相近,友情笃厚。公度不愿手稿保存,于是仿刘蜕之文冢、怀素之笔冢,将《日本杂事诗》手稿葬于东京浅草区今户町14号番地(当时叫墨江,今东京隅田川)江畔源桂阁的院中,并立“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石碑纪念。
石碑后来移到东京北部琦玉县源桂阁家族墓地所在的平林寺。《日本杂事诗》稿冢和日本友人的评点,是《日本杂事诗》在日本广受欢迎的标志,也是《日本杂事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