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会生的家人 《王震与湖南》:王震与他的家人们

“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

1961年冬,王震利用到南方出差的机会回到浏阳。在家乡,王震听到一些关于自己堂弟王生仁多吃多占的话,非常生气。因为1961年正是国家经济十分艰难、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时候,连中央领导都省吃俭用,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竟敢这样不能吃苦、以权谋私呢?他立刻传话将王生仁叫来,当面训斥他:“群众饿肚子,你却多吃多占,这与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有什么两样?我现在就撤掉你队长的职!”

实际上,王生仁能写会算,又能劳动,在农村里算得上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当时他担任马战大队江背生产队的队长,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群众也很拥护他。也不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哪一位,在背后说他的坏话,正好被王震听到了。王生仁觉得十分委屈,但面对这位既是部长又是中央委员的堂兄,他百嘴莫辩,不敢声张。他想,自己辛辛苦苦为生产队办事,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决心从此再不当生产队长了。

正巧,当时中共湘潭地委书记胡耀邦在浏阳县搞选举干部试点,他也是中央委员。结果,群众还是选举了王生仁当队长。王生仁当即声明:“我被中央委员撤了职,选我,我也不当。”胡耀邦听后笑着说:“那不要紧,我这个中央委员给你复职就是嘛!”

两年后,家乡决定将原来的两个生产队合二为一,共同开发杨梅岭,并要群众选举新队长。社员们再一次选举了王生仁。王生仁见群众又要他当队长,就想乘机溜走,被身后的社员拦住。正巧回乡的王震打趣他道:“你这个鬼崽子,在群众中威信还蛮高嘛,硬是打不倒啊。

”王生仁似乎对王震上次撤他的职还有气,赌气说:“你这个中央委员撤了我的职,我还当个什么鸟队长!”王震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中央委员也要走群众路线,谁当队长,还是群众说了算!”

会后,王震向堂弟王生仁下了指示:“队长上任,今晚不得睡觉,把大家讨论的规划写出来,明天一早交我检查。”第二天一早,王生仁按时交了规划,王震十分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育秧、养猪、植桑养蚕等计划作了修改。

回北京后,王震仍不忘家乡的事,他给王生仁写信交代道:“你到君山农场换的两头牛,要补君山农场300元钱,不要搞‘四不清’。”这些话在王震的家信中时常出现,他要求亲属甚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由此可见一斑。

“我王震也爱我的浏阳,但家乡主义是千万不能搞的”

王震热爱家乡,关心家乡,为家乡的建设,他可以倾情、倾囊,但若要他动用人民交给他的权力,来为自己的乡亲谋上一丁点非分的利益,那是比登天还难。

王震的二妹子有一儿两女,他们专程到北京找大舅,想请这位在中央当大干部的舅舅帮忙给他们在北京安排个工作。王震这次倒是安排了,但不在北京,而是千里之外的新疆。他说:“你们要工作可以,不过得到新疆。我相信你们能为开发、建设新疆出力。左宗棠曾吟作‘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句,你们去了,在建设和保卫新疆的行列里,又会增加几个湖南人。”

当时新疆建设兵团大发展,那里正需要人,姐弟三人便在天山脚下安了家。但没过几年,他们嫌新疆离家远,不愿意呆了,要求舅舅给他们调动工作。王震坚决不答应,他说:“离家远?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把新疆当成自己的家!新疆很好,没你们说得那么骇人听闻,我是新疆通,我还不知道?将来我去‘阴曹地府’时,我还会要求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呢。再说,你们进疆时,已经讲好了将来不许反悔的。”姐弟三人无奈,只好还是回到新疆。

王震弟弟王余美的女儿王辉吸取了教训,她不直接找伯伯,而是找王震的部下帮忙,很快,王辉的户口就迁到了北京。可没想到,王震最终还是知道了,他大怒:“立即把王辉给我‘遣送’回原籍!”最后王辉回到了浏阳,为建设杨梅岭贡献力量。

是不是王震对自己亲人的困难漠不关心呢?事实上,他很关心,只是他不愿意利用自己的职权来为自己的亲人谋取利益,不愿意搞特殊化。1989年夏,王井的两个女儿王艳和王娟同时考上了自费的大学和中专,读书费用告急,王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汇来1000元现金。他在信中说,这1000元是资助两个侄孙女上学的,不用还。他还说很抱歉,由于自己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好,只能资助1000元,请王井原谅。

摘自《王震与湖南》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4月版 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