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王实味事件 整风运动的意外收获:王实味事件始末

1941年9月,太祖取得了对前任领导人王明的决定性胜利,上层革命宣告完成。为进一步摧毁王明的党内基础,肃清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至尊地位,太祖决定将革命运动扩大到党的中下层。

四个月后,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太祖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对留苏派和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领域的八大罪恶,将“留苏派”精英贬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算是为整风运动定下了基调,太祖总结说:

台下有两位同志吓得胆战心惊,一位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张闻天,另一位是《解放日报》的社长博古。在王明奄奄待毙之后,太祖已经患上了草木皆兵的心病,经逐一筛选,张闻天和博古这两位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成了整风运动的头号打击目标。

政治觉悟极高的张博二人早已嗅到不同寻常的气氛,预感一场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几天之后,异常狡猾的张闻天主动请求下乡去搞社会调查,顺利逃过一劫;而博古积极配合太祖将《解放日报》改造成党的喉舌,也算是将功补过。

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用在张博二人身上恰如其分。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两位精英能够逃过一劫并非因为他们的聪明或者审时度势,而是中途跳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给了太祖“意外的惊喜”。

也就是说,当王实味进入领袖的视线之后,张博二人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王实味这条“小鱼”能够成为“大白鲸”,而且必须死的原因。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经太祖修改、由得力助手胡乔木撰写,堪称中国言论史之奇文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这篇社论以大胆使用粗俗文字于政治斗争,开创了党的文宣语言的新范式。

高层通过这篇社论,责令“红色教授”、知识精英们“脱裤子”:为什么要脱裤子呢?因为“问题发生在他们的贵体下”,还因为裤子下“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

4月3日,太祖复以中宣部名义,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延安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接下来将交替使用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放火烧荒”。

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频频发声,太祖摆出一副青年知识分子保护人的姿态,陆续发表支持和同情他们的言论,将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步步引诱进早已为他们挖好的陷阱中。

就在《教条和裤子》发表的当天,丁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紧接着艾青、萧军、罗烽等文化人也逐一发声。令人意外的是,最后登场的王实味在气势上却压倒了所有人,丁玲、艾青等人当时还不知道,正是因为王实味的出现,他们才得以大难不死,成为本场漏网之鱼。

王实味相继发表了《野百合花》共四则,4月15日又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这些文章一经刊出,立即轰动了延安。这些文章公开表达了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单位的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魔鬼”们被放了出来。中下层知识分子们的愤怒被点燃了,他们纷纷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新型关系。王实味写道:

王实味自带天才的光环,北大高材生,23岁便有了一本创作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著问世,虽说质量不咋地,但在同辈人中已经很了不起。他于1937年来到延安,跟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受到了当时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的强烈吸引,怀着对中共的崇拜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

那时候,延安急于招兵买马,而且太祖的威权还未最后形成,政治生活中的礼仪色彩较为淡薄,领袖们还愿意跟普通党员打成一片,当时的延安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每个投奔来的热血青年都是这个理想国的主人。

但是到了1939年,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中央政府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供应,延安的社会气氛和精神生活开始出现重大变化: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逐渐形成,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高干们的特权开始显现。

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到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按理说,王实味本人对等级制度是没有意见的。1942年的他已是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前身)编译室的特别研究员,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要高,并享受中灶待遇,每月有3斤肉吃,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过得比较滋润的了。

唯一的解释就是,王实味同志是一个固执的理想主义者。

从总体上讲,在40年代初的延安,干部物质待遇的差别还不是十分明显,如果和1949年后的高干特供制度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为何王实味竟感到“大人物”有如“异类”呢?

真正使王实味和其他青年知识分子反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干部特殊待遇和“高干至上”的浓厚的社会氛围。当时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的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等,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王实味看到的“革命圣地”绝非是纤尘不染的共产主义殿堂,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现象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渊源,间接地向手握兵符、急欲建立个人权威的太祖发起了挑战。

王实味实在太书呆子气。他毕竟未曾亲身经历过1927至1937年的“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他不知道他所提出的这些要求对于某些出身于农民的高干实在是强人所难。

随着太祖在30年代中期控制了军权以后,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俄式共产主义因素就逐渐被烙有个人印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所置换。深受农民造反传统浸润的太祖,极为重视利用农民的感情、行为和愿望为自己“打天下”的伟业服务,他在马列主义的术语范围内,转换概念,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这套适应战时环境论功行赏的分配制度。

这个制度一经建立就受到农民出身的高级将领的普遍欢迎,至于受过俄式教育的高级文职干部,也因它夹杂斯大林等级制的因素,而对其采取“欣然接受”的态度。

如今王实味放肆攻击被他们视为未来革命成功后将要实行的权力与财富再分配制度的先期象征符号,怎能不遭致高干们共同的愤怒?

据胡乔木回忆说,当太祖看到王实味的文章后,气愤地爆了粗口,最后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但后来他慢慢冷静下来,挑着马灯看完了其他作者的文章,细加思忖,不禁一阵欣喜,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思想斗争有目标了!”

当夜,各机关学校反官僚、争民主的浪潮开始汹涌澎湃,太祖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亲自召开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但是太祖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则容易引火烧身。

1942年春,王实味的出现确实使太祖大为震惊,他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将大火烧到王明、张闻天、博古一类的“大尾巴狼”身上,谁知王实味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制度。

当时王明等人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太祖的头号敌人,但他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围剿王明残余力量。当然,这位“策略大师”心想,事情既已发生,就无需惊恐,正好借此契机,将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一锅端。

王实味事件的爆发,成就了太祖整肃延安文艺界的最佳突破口,太祖决心利用这一“反面典型”,扩大战线,一并收拾所有文化人,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化界的所有问题,最终确立自己作为文艺界大法师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注定要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因为死于一场精心设计的局而格外令人同情。

1942年3月末开始,针对王实味的行动悄然展开,作家刘雪苇汇报了3月初王实味同他的私下谈话。王实味在谈话中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斯大林而不是陈独秀负责,并表示赞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无产阶级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的观点,同时还称赞托洛茨基“是个天才,值得崇拜”。

高层顺水推舟,给王实味戴上了第一顶铁帽子——托匪。其实王实味从来没有参加过托派的任何活动,说他是托派只不过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借口而已。

1942年3月31日,太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太祖的警告置之脑后,继续鼓噪民主。后来他们也没能练就这个本领,因为14年后他们再次掉坑的情形与这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有点政治觉悟的人都应该看得出来,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年的太祖全力追求的正是这个目标。王实味很意外地成了绊脚石。

第二天,中宣部发出著名的“四三决定”,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整风不久将转入更加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从6月初开始,早晨7点起,70多个单位的1000多名旁听者潮水般涌来,会议由礼堂迁至操场,同志们不禁好笑,从来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座谈会,当一个人说王实味思想上虽无疑是托派,但不能肯定他组织上有什么问题时,立刻有六七个人反驳,认为王实味绝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且是组织上的问题。——由“思想”至“政治”最后达于“组织”,会议终于一步步引向高层预设好的罪名。

很快,随着张闻天的出走,中研院变成了一盘散沙,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

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到1942年6月,王实味的头上已被扣上三顶“铁帽子”,其中包括“托匪”和“国党特务”。

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突然幻想,宣布脱离组织,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实在太天真了,他的归宿已由上级做好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即使他最后收回了声明,承认自己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门前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太祖发表讲话,此时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已经在阶级和审美上拉开了距离,他说:

23日,太祖又做了总结发言,是为更有政治和反智色彩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勉强为整风运动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却开启了日后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滥觞。

1942年11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态,1943年4月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部监狱,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尔被带出来向国统区和外国记者做一番自唾自弃的表演外,王实味的日常就是反复写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康生砍了头。

据统计,从1942年2月到1943年4月,延安以“特务”罪名拘捕了400余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被逼承认是特务的人占70%左右;1943年7月,康生动员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仅半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这一年共清出“特务”150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并且是刑讯逼供的结果,后来查明大多是冤案。

1944年,太祖说要主动承担责任,其中一次向蒙冤的人群行礼赔罪,他高声喊道:“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当时全场愣了一秒,随即掌声雷动。由抓而放,由刑而礼,最后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改造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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