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长春之战 郑洞国眼中的“长春围困战”

2019-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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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郑洞国将军(右)与孙立人将军在缅北战场的合影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郑洞国长春之战 郑洞国眼中的"长春围困战"1948年3月底前后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

郑洞国将军(右)与孙立人将军在缅北战场的合影

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郑洞国长春之战 郑洞国眼中的“长春围困战”

1948年3月底前后的长春,已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除城郊仅有的大房身机场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军队士气低落,民众惶恐不安。我到长春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其作法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郑洞国长春之战 郑洞国眼中的“长春围困战”

5月20日,蒋介石先生于“竞选”的闹剧中获胜,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为了进行宣传,也为了鼓舞士气,我特地下令于当天在长春组织了一次庆祝大会。会后,在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下,由新7军和第60军联合举行阅兵典礼。

郑洞国长春之战 郑洞国眼中的“长春围困战”

那天,我和在长春的所有高级军政官员都出席了仪式。参加阅兵的部队主要是新7军新38师和第60军182师等部队。当时,大家都感到前途渺茫,忧虑重重。我作为长春最高军政长官,虽然不得不强打精神,讲一些豪言壮语给人们打气,但自己心里也很空虚。 

我奉命防守长春时,该市哨卡线内外居民有五十余万人,加上军队、军官眷属、公教人员及警察近七十万人。我当时就预感到,今后欲长期固守,粮食将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因此,我上任伊始,便决定乘解放军尚未合围,抓紧抢购军粮。

除拨出“东北流通券”,由新7军、第60军及保安旅等部队自行采购以外,并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分别代为抢购。从3月下旬至5月下旬之间,先后大约购军粮三百万斤左右。新7军驻长春较久,自1947年冬以来已积储了一些粮食,后来又从商人手中购买了一大批因交通中断、无法外运的大豆、豆饼做马秣。

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也购买了一批大豆作为市属公教人员的粮食储备。第60军因新由永吉调来长春,毫无粮秣储备,除现购现吃外,只好从新7军存储的马秣中分出一半备用。

大约4月中旬,我曾嘱尚传道先生在市内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后来统计的结果表明,按当时市内的居住人口和存粮数,市内存粮只能吃到7月底为止。为此,我日夜焦虑不安,一面屡电卫立煌将军加紧空运补给,一面命人绞尽脑汁地继续在市内及四郊搜购粮食。 

进入6月份以后,长春四面被解放军合围,郊区粮源断绝,市内存粮日益减少,粮食投机倒把随之盛行,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人心更加不安。囤积居奇的粮食数量虽不太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最初高粱米只几元一斤,最后竟涨至三亿元一斤。

由飞机空投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我不得不要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的,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临到长春快解放前,一两黄金也换不得几斤高粱米,货币实际上已失去作用了。

当时,市内税款收入,尚不够税务人员的伙食开支,徒然扰民而于财政无补。我干脆下令暂时撤销一切税收。后来把终日无事可干的省政府工作人员也纷纷遣散了(因为国民党在吉林省的控制范围不出长春市,省政府徒有虚名)。

在粮食紧张的同时,城内的燃料也将用尽了。一些部队、机关开始拆无人居住的房屋当柴烧,后来连市内树木、柏油路也遭到砍伐、挖掘,虽一再明令制止,亦无济于事。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我曾企图在长春东郊开采煤矿。特命第60军暂52师自农学院向外出击,但很快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该师第3团团长彭让等二百余官兵被击毙,余部只得狼狈退回。

我感到这种局面很难支撑下去了,一面继续电请卫立煌将军加紧空投粮食,一面发动各军师长官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先生,诉说困守长春的艰苦情况,请他速想办法。不久,我和各军师长官分别收到蒋先生的复电。他在电报中除了用好言抚慰我们以外,仍是要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住长春,等待他派大军前来救援。

在给我本人的电报中,蒋先生还特别命令我将长春城内人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以期渡过眼前难关。

我明白蒋先生的这道命令完全是个“杀民养军”的办法,但又苦无他计,只好分别找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先生和长春市长尚传道先生商议措施。他们见了蒋先生的命令也都连连摇头,说千万使不得,如果这样一来,城内必定要大乱了。

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复电给蒋先生,表示很难执行这个命令。为了制定出一个粮食管理办法,以后我还是指定崔垂言先生、尚传道先生等人,共同拟订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草案》,其中规定:允许人民留自吃粮食到9月底,剩余粮食一半卖给政府作军粮,一半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各保组织粮食管制委员会,由保内缺粮吃的市民派代表参加工作;买卖粮食均应按照政府议定的价格,不许哄抬粮价,凡违反该法令的,均处以极刑。

这道当时被称为“战时粮管法令”的条令公布后,有些暗中与军队勾结的商人,自恃有后台支持,依然我行我素,抬高粮价抢购。我知道后很生气,亲自批准处决了三名被查获的“不法”商人,以后市场上的情况一度稍稍好些,但民间存粮毕竟有限,几经折腾,也未搜集到多少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