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李天霞 抗战中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

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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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摘要]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千)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 ...

[摘要]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副刊司马纡(程大千)的短篇小说《铁肺新郎》的开头是这样的:“XX部司令K,因惧敌误国罪被处死刑以后,有人在他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没有付邮的信……”(见《重庆客》1983年重庆出版社)小说涉及一个具有旧文人笔下的“韵”,新文人所谓“爱娇”的女角,是一个哀惋而恐惧的故事。作者将高级军官被枪毙事件写得很真切,在那时更见其典型意义。

抗战期间死于非命的国民党将领不少,如段朗如、张德能、陈牧农等因作战畏缩不前被枪决,酆悌、文重孚因长沙大火被枪决,胡启儒(黄埔军校二期,教导总队2旅旅长),1942年夏因贩毒被处决。梅春华(少将,黄埔军校四期,18军参谋长),1943年因私贩军队装备被处决。程泽润等死于渎职贪贿……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当时苦斗八年,空城计有之,苦肉计有之。至不得已时蒋枪毙自身亲信人员卸责”,又说蒋“是一个非常容易情绪激动的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正是这种个人性格的偏执,造成一部分将领死于非命,他常常在公开场合叮嘱部下的“你们赶快地去死”,即是缺乏人性,至少是不负责的情绪话。

段朗如之死,上官云相有不可推卸之责。上官云相原本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第4师师长,北伐时效忠革命,后参加淞沪会战。抗战军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俾依长才,调他出任第32集团军总司令,负责第三战区浙赣线方面防务。其当旅长、师长之时,已养成功则归己、过则归他的恶劣品性。战况有利,则拼死追打,战况不利,拔腿就跑。段朗如也并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这次南昌反攻战,刚到达预定位置时,段曾建议立即发起突击,因此时日军立足未稳,兵力只有一个联队,尚未部署完毕。可是上官不同意,说是有你打的仗,等着。较早前的万家岭战役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俞亲临前线时,段朗如师长表态一定坚守,俞夸赞道:“像这样勇敢应战,忘我牺牲的将领,实在可贵。”岷山一战,伤亡最惨重的是该军第79师。

等到阵地前的日军已经增加到一个旅团,上官却下令强攻。段说“进攻是要进攻,但仗不是这样打法”。上官闻此大怒:“段师长,你说什么!你要负责的!”段不得已,组织突击队,但他手下的一个黄埔四期生临阵脱逃,不知去向,整个计划被打乱,突击队完全暴露在日军夹击之下而无还手之力。(参见《闽浙赣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南昌反攻部队很多,查阅当时的战斗序列,起码有近三十个师。其中,上官云相以集团军司令官名义指挥第29军,军长陈安宝。阵容很大,竟有六个师的番号和实力。段朗如的79师即属于该军主力。段组织突击队失手后即遭逮捕。陈安宝军长意图息事宁人,想以作战不力为由,将其免职了事。可是上官云相却以个人芥蒂决定杀其头推卸责任,对战区参谋处等高级幕僚的营救以耍赖应之,说是不杀段,他就不抗日了!于是段朗如死于非命,罪名是畏缩不进,谎报军情,贻误战机……

结果是陈安宝只有亲自指挥79师进攻南昌附近的莲塘,遭遇强大的机械化装备的日军反击,很快全线溃退。陈军长卫士死伤散尽,他因为负重伤,又身材胖跑不动,日军追上后竟割下他的头颅带回南昌炫耀。几天后部队才在稻田里找到他的尸体。

陈安宝毕业于保定军校,资格既老,为人也实在厚道,天性不会耍滑头。他作战沉着大气,对下级也相当宽厚。段朗如死后,陈安宝亲自指挥79师,牺牲得很窝囊。整个抗战期间,国军损失二百余将官,以陈安宝、张自忠、郝梦龄三位军阶最高;时间是1939年初夏。

长衡会战的衡阳方面。1944年夏,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战至最后关头,无奈诈降的10军军长方先觉引致物议纷纷。其实,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就差点被蒋介石处决。据当时10军预备第10师政治部科长的回忆,部队从株洲向湘北移动,和日军全线接触后,被敌人以优势骑兵突击,很快败北。会战后的作战检讨,蒋介石要处理10军军长李玉堂和10师师长方先觉,幸亏看到友军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上标示日人有近四个师团的兵力,他才转变语气说;“现在证明,预10师阵地前有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人的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原国民党将领抗战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第156页)但蒋介石这样讲道理的时候还真不多?对部队将领的处理就全然视乎其心情,心情好,则情绪通达,有话好说;情绪受阻,他就草菅人命了。

同样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精锐部队,第74军为王耀武所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58师廖龄奇;第4军欧震所辖:59师张德能……其中,余程万后来在常德会战中几乎被蒋判死刑,张德能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后被蒋下令枪毙,廖龄奇即在本次会战后被判死刑。

本来74军是抗日铁军,能征惯战,机警过人,也大胆沉着,可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正当他们向北移动的时候,日军倾全力做侧翼包抄。当时的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说“当然运动中的部队比占领阵地的部队容易打”。74军还在行军中,日军的骑兵眨眼工夫就分几路冲来了,立足未稳就被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以廖龄奇第58师垮得最厉害,从战区长官薛岳到大本营的老蒋均极为震惊,战役结束后立即召开检讨会议。战区的意思是要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第26军萧之楚(属27集团军杨森指挥),要求严惩。但蒋介石没有处分萧之楚,却把58师师长廖龄奇枪毙了,蒋亲自在军事会议上宣布其死刑,罪名是临阵脱逃。黄仁宇先生说,“廖死留下遗书三封,一呈其母处理家事,一致表弟请结算师部账目,一嘱其妻改嫁。”并请将遗书送蒋备阅。黄先生说,这和蒋本人与其直系亲属的融融家庭欢乐“形成一个尖刻的对比。”(《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同期枪毙的还有97师师长傅维藩,胡宗南的部下,罪名也是笼统的“作战不力,自动后退”。

长衡会战(实际即第四次长沙会战)的长沙方面。1944年六月中下旬,守长沙的是张德能军长。先是岳麓山(一个师)失守。守城的(两个)师见此,已经草木皆兵。城内部队失去依托,只好自发突围。某日一卫士醒来,见外面江边上,官兵纷纷往衡阳方向逃散,便赶忙推醒张德能,张勃然大怒,冲出去欲加阻止,对于彻底混乱的部队,其效仅如微风撼大厦。

兵败后,张德能与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起被抓到重庆,虽有军法总监何成浚为之开脱说项,但无济于事。赵子立的命保住了,因他说自己受战区长官薛岳的排挤,实际被剥夺了指挥权——离开战区总部,无法指挥长沙守军。赵还向王耀武说,在守卫长沙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意见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置主力于城内。他虽身为战区代参谋长,但并未履行职权,也未能指挥长沙守军作战。望王耀武千万将此情况报告蒋委员长。最后,上边给的结论是:在长沙作战中,赵子立被张德能架空,未负实际责任,薛岳也不能这样使用一个战区参谋长,因此赵子立无罪释放。而张德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赵子立、王光伦的《长衡战役》是这样解释的:衡阳失陷后,蒋要将部队拉向西边的重庆方向,为他保驾,薛岳要将部队向东边长沙方向拉。蒋对薛是一头火,逼迫军法总监判处张德能极刑。这样,张就做了薛岳的替罪羊。

衡阳会战的守军,第10军方先觉军长得到的却又是不同的处理结果。他虽然抵抗了四十多天,最后却树起白旗,不久竟被日军安然释放,事多蹊跷,疑窦丛生。与其相比,作战失误的却被杀头,人们不禁要问,抵抗有期,就有资格投降吗?其实,这是老蒋指挥系统紊乱的结果。对作战失误以杀头处理,成为一种习惯,无形中,在其潜意识的心理层面,就以此作为一种标准,不杀反而奇怪。

胜败乃兵家常事,拿破仑尚有滑铁卢之厄运。方军长置身难以想象的残酷战斗中,打到几乎全军覆没,确实不应求全责备。但重庆的大本营的双重标准,事实上造成了部队将领的隔阂。第74军抗战以来,打过多次苦仗硬仗,虽然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一触即溃,但这是有其原因的,失在战略,不在战术,可是却拿了一个很出色的师长(廖龄奇)来祭旗。这样的处理,在在表明大本营的心理脆弱,头脑混乱。

1944年夏秋之际的桂柳会战。日寇陷长沙,破衡阳,直逼广西,且其为了最后的挣扎,开辟大陆交通线,乃由湖南、广东两个方面,向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陈牧农的93军守全州,为桂林门户。9月8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上将从桂林来到全州,与陈牧农军长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其正面的敌情是日军第11军主力,很快推进到全州。

该地区部队的部署,蒋介石用的是老办法,直接安排到军一级,当战区司令长官询问时,发现“这是委座所规定”并出示其手令:“死守全州!

”结果,日军一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向其阵地发起攻击,即轻易突破第93军黄沙河防线。陈牧农做一象征性抵抗后即退出,全州一天后即告失守,城内火光冲天,部队溃散。张发奎异常震怒,要求蒋介石严办陈牧农。

蒋先令扣留以待法办,但三日后即令就地枪决。桂林防守司令部司令官韦云凇负责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由总务处长韦士鸿带人前往第93军把陈牧农抓捕,押解到桂林枪毙。能征善战的黄埔一期生陈牧农就以“放弃全州”罪,毙命于桂林。(参见《粤桂黔滇抗战》)

据当时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回忆,蒋介石确有密函致陈,“在桂作战……以我的命令为依据”。张发奎了解此内情后,反而向蒋要求宽大处理。可是该军副军长为扶正,陈情于蒋,蒋恐暴露其私,乃迅速灭口。另外一种说法是长衡会战时因长沙失守被杀的张德能系张发奎旧属、远亲,张发奎为了报一箭之仇,借机枪毙一中央军军长。李汉冲对此矢口否认,认为张决无杀陈之意,只是想将他撤职查办而已。

可是据当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说,陈牧农死前(由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枪毙)曾哀叹:“张长官害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粤桂黔滇抗战》)所以覃戈鸣认为这是蒋和张发奎共玩的把戏,牺牲一个中央军军长,来震慑桂林地方部队。

老蒋这样做的目的是诱导地方领袖加入他的抗战计划。这一带有很多白崇禧的桂系和张发奎的粤系部队,威慑的作用是有一些,可是对整个战局或民族心理的凝聚,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74军历史上,两个极为出色的学生师长,一个在蒋介石的批示之下,做了枪下鬼;一个也是在蒋的批示之下,命悬一线,黄泉惊魂,其经历叫人扼腕。他们就是廖龄奇和余程万。

74军从淞沪战场撤出后,又匆匆投入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51师奉命突围,全师撤至浦口仅存4000人。经补充先后参加徐州、兰封等大型会战,在兰封会战中予日军第2师团重大打击。1941年3月,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军第33、34师团。战史誉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1939年6月俞济时升任第10集团军副司令兼86军军长,51师师长王耀武升任军长,74军下辖51师(李天霞)、57师(余程万)和58师(廖龄奇)。

1943年8月,日军纠集七个师团约十万人进攻常德,常德城的外围战于11月18日开始打响。日军进而纵火烧城,火势蔓延,又放毒气。57师近万人在一片火海孤军奋战坚守常德城半月,以血肉之躯抗击了日军陆、空的协同攻击。日军将常德街道逐排、逐屋地层层爆破,篦子一样向城内推进压缩。57师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的情况下仍死战不退,日军不得不围三阙一,放74军一条生路。十几天后,余程万偕二百余残兵,突围出城,其余官兵与突入城内的日军近身肉搏,全部壮烈殉国。

常德会战后,蒋介石以常德失守,余程万最终撤出阵地为由,指责他没尽到守土保民职责,下令撤职、扣押,送交军法处审判,并指示要将余判死刑。蒋在其日记中扬言将亲自审问余程万。后经军委会高层力保解释,蒋介石才将死刑改成撤职,令其回前线戴罪立功。

6天后余程万又随各增援部队反攻常德,即收复之。大作家张恨水先生以常德之战写成第一部正面战场抗战长篇小说《虎贲万岁》。常德百姓为纪念忠魂,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郊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

程泽润之死,则与上述将领略为不同。负责征兵的兵役署长程泽润,原属湘军系列,参加过江西剿共。他在抗战初期,编写过抗战训练教程之五的《兵役概论》,32开,138页,用重庆草纸印刷,内容涉及征兵制与募兵制、各国征兵制之概况、我国兵役制度之沿革、国民兵役等等。孔祥熙给四川袍哥范绍增透露的消息说,蒋介石嫌四川袍哥势力尾大不掉,拟杀一二龙头老大压制之。不久,蒋介石就恰好在重庆郊区目击新兵被绳索捆绑的悲惨际遇,于是问罪于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蒋介石枪毙了程泽润,意在敲山震虎,但不料四川甚至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的袍哥都动员起来,几十万袍哥试图闹事,经范绍增与杜月笙出面斡旋,并以抗日危局相威胁,很费周折才摆平此事。

民国大事记显示,1944年8月,兵役署长程泽润以不理于众口,免职,由徐思平继任。1945年夏,程被执行枪决。

抗战初期的“长沙大火”后被诛杀的酆悌,其人格具有多面性。他一度跻身十三太保系列,外间视他为老蒋的内层亲信。可是他在“四一二”清党时节,放走共产党要员;也曾包庇“刺汪案”的策划者,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

1938年底,国军军警奉令在长沙城内外纵火,实行所谓的“焦土抗战”。大火既起,老百姓慌不择路,争相出逃,拥挤践踏,死伤甚巨。十几万间民房商店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寇锋未到,而阵脚已大乱,国内舆论哗然,重庆当局极深愕然。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12月18日,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的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以稍平民愤。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

通常以为,“长沙纵火案”的幕后指使者即蒋介石本人,解放后张治中披露了这个特急电文。(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而黄仁宇先生否认,认为蒋当天离开长沙,当晚就发生火灾,总策划乃张治中本人,执行者正是酆悌,所以他死得并不冤枉。酆悌等人若真是对纵火有看法,完全可以抗命或出走,或等民众迁移出逃后再执行也可。但他们,急躁无知误信流言。也许这些人理解“焦土抗战”全然是就字面意思来诠释。他们的灵魂让失败主义弥漫占据。

当时的社会结构确乎没有支持现代化军队的能力,但在统帅本人,其性格、指挥方式仍有很大转圜余地。此种镇压更多在显示主官的行政威权。此类行动如事实昭然,事主实有公愤,行止背叛家国,杀之当有正面效果。反之,必在同行中造成潜在逆反心理,隐然生抗拒或阳奉阴违之心;结果往往是给对方或第三方诱导利用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开方便之门。所谓“攻守之势异矣”,国家、政权的运势,就在这当中流变、逆转。

攻、守之势,说来应变之法多多。在桂、柳会战之时,美军派来观察的联络组就对四战区的高参说过:“死守在城里,等敌人来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陈铭枢曾经是反蒋的先锋,后来他也到了重庆。他在对美国观察员诉说心迹时表示,自己依然敬重蒋公,但对蒋不经开庭审判就判处将领死刑,始终无法接受。

有一个笑话:甲、乙二人商议合本做酒,甲对乙说:“你出米,我出水。”乙说:“米都是我的,如何算账?”甲说:“我决不昧良心,到酒熟时,只还我这些水就算了,其余的都是你的。”老蒋为人,对别人或有收敛;而对他的这些“学生”,他的这种“甲方出水”心理,就像涌地之泉,想掩饰都难!这些事情叠加起来,也就影响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