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雄将军的子女 张力雄将军 虎将皮定均的生死之交
当血肉模糊的赖国标爬起来,想重新把张力雄背到肩膀上时,张力雄拼尽全力吼道:“不用了,我自己走!”张老回忆说:“当时,我心如刀绞。真恨自己,为啥成为拖累别人的废物?也不知是哪里迸发出来的力气,我突然迈开大步,紧走几步,把警卫员甩在后面。”后来,在收容队同志的轮流搀扶下,历经12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把死亡之山踩在了脚下。
过草地是一次比一次艰险,一次比一次伤亡大。有时,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扶上马走一程,前面又有个重病号,只得把刚扶上马的同志换下来。
3、受张国焘胁迫,再过草地
张老说:“我的长征,最艰苦的莫过于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影响而三过草地。”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张力雄所在的红5军团改为红5军后随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行动。
张老说:“当我带领部队经过五天五夜的强行军,好不容易走完草地的三分之二路程,准备渡过噶曲河,争取早日与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合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立即出发,南返阿坝!’”
看到这冷冰冰的、难以理解的八个大字,大队长鲁瑞林当即暴跳如雷:“马上要过河,为什么要南下?”其他几位大队领导也在议论纷纷。
时至今日,张老仍然感到十分气愤。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说:“我当时也被震蒙了,因为我知道,南返阿坝意味着要再过一次艰险无比的草地,这样穷折腾,我真不知道如何向部队传达?!”
但是,作为政委,张力雄更知道,为了部队的稳定和大局,不理解也得执行。他及时召开党的会议和干部会议,违心地说南下有利。当然,具体怎么有利,他也说不出所以然。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上级的命令要听,南返阿坝!”
“又经过五天五夜的强行军,穿越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我率领教导大队抵达阿坝。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白白胖胖的张国焘用一口萍乡话气势汹汹地高喊:‘反对北上逃跑主义,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老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早已闻名的本家。我无法理解他的前半句。不过,后半句话倒是通俗易懂,因为当时红军一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最急需的就是粮食。”
说到这里,老人摸摸肚皮,说:“真饿呀!你们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艰辛。”
张力雄后来才知道,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公然威胁党中央,毛主席被迫连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北上。
当张力雄以红5军主力团——45团政委的身份带领部队第三次过草地时,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张老说:“南下失败后,在朱德、刘伯承和后来率红二方面军赶来的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强烈反对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同意北上。这就有了更为艰苦的第三次过草地。”不过这一次张力雄是愉快地踏上征途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希望。”张老兴奋地说。
在张力雄的记忆里,过草地是一次比一次艰险,一次比一次伤亡大。这一次,张力雄率领的45团是全军的后卫,他们除了自己过草地外,还要承担异常繁重的掩护和收容任务。
张老说:“进草地头两天没有掉队的,即便掉下来,也能慢慢跟上。从第三天开始,沿途掉队的同志多了起来,坐着的、躺着的、在地上打滚的,形态各异。有的头痛,有的肚子痛,有的腿软得站不起来。有时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扶上马走一程,前面又有个重病号,只得把刚扶上马的同志换下来。”看到病故的同志,张力雄只能以最快速度把他们匆匆掩埋,默默哀悼着这些不知名的战友。
45团是草地上的最后一批队伍,行军也更加困难。前面大队人马走过后,软绵绵的草地网被踩下去了,有的地方踩得很深,成了黑水塘,不能再走,张力雄只能率领部队从侧面绕道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吃得也更加困难。凡是容易辨认的野菜都被前面部队吃光了,我不得不组织部队重新品尝不认识的野菜。”张老说。
张老说,草地给我留下的一个永恒记忆是警卫员赖国标之死。“赖国标跟随我多年。当时我们找到几种不知名的野菜。当我正准备拿起其中的一种品尝时,警卫员赖国标一把抢了过去。没想到,这一尝,就尝掉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前,他对我说:‘政委,有机会的话,给我家捎个信,告诉我的父母,我也参加了红军长征……’”
沉默良久,张老哽咽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卫员赖国标是替我死的!”
4、长征前最后一仗——老营盘战斗和长征最后一仗——华家领战斗。
长征出发前的最后一仗,张力雄将军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
张老说:“长征中,红5军团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后卫,战斗特别频繁,与其他部队相比,强行军、急行军、夜行军多,困难也特别多。”
老人接着说:“红5军团是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一支部队,战斗力强,尤其善于打阵地防御战。”
1934年9月底,红5军团随营学校政委张力雄率领800余名学员,在江西省兴国县老营盘白云山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周浑元、罗卓英部激战三天两夜,顶住了敌人数十次轮番攻击,给敌以重大伤亡,后奉命撤出战斗,迅速赶到于都河集结,准备突围转移。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最后一仗,张力雄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
张老回忆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仗的意义,是解放后才知道的。”【1】
老人还参加了长征时期的最后一仗———华家岭战斗。
1936年夏,红5军与红四方面军一起第三次过草地后,向甘南挺进。10月中旬,到达甘肃省会宁县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约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
“我们奉命在华家岭一带阻击胡宗南部,以迎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师。”张老说。
10月19日早晨,军部通信员急匆匆来到45团驻地,通知张力雄政委和叶崇本团长到军部去。来到军部,军长董振堂把大家引到桌前,用铅笔指着桌上一张军用地图说:“国民党军胡宗南、于学忠等部共数十万人马,妄图阻止我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伺机在静(宁)会(宁)地区围歼我军。为确保三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长征胜利庆祝活动,上级命令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
受领任务后,张力雄和叶崇本心头都感到沉甸甸的,平时经过的战斗不计其数,但这一仗关系重大。他们决心打好这一仗,确保会师顺利进行。
20日拂晓,战斗打响了。六倍与己的敌人猛攻我37团马营一线的防御阵地,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艰苦,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在这次战斗中,罗南辉副军长不幸牺牲。罗副军长牺牲的消息传到45团后,更激起了指战员们对敌人的仇恨,大家决心为罗副军长报仇!
21日,晨曦初露。敌人用重炮猛轰45团前沿阵地,霎时间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全团指战员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
22日,敌人在正面进攻多次受阻后,突然改变战术,一方面仍在正面继续猛攻,另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从侧翼迂回突破。如果敌人这一企图得逞,势必打乱团防御部署,团指挥所受到极大威胁。情况万分危急!张力雄和叶团长亲率特务连和1营跃出掩体,朝敌猛扑过去。
叶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冲在最前面,张力雄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向敌猛射。正当张力雄抱着机枪扫射时,一梭子子弹从他胸前掠过,他只觉得右胸像被什么东西擦了一下,手一摸才发现右胸口袋里一本厚厚的土造笔记本被子弹打得粉碎,所幸没有伤着身体,但站在他右侧的旗语员小王却被打断了左腿。
时至今日,张老将军对当年的那一幕仍心有余悸。“好险啊!一本小小的记事本又救了我一命。”
张老说:“与老营盘战斗不同的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红军长征结束时的最后一仗。所以战斗中特别兴奋。”战斗至下午3时许,全团奉命迅速撤出战斗,向会宁方向转移。红5军完成了牵制防御任务,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
两个最后一仗,铸就了张力雄军旅生涯的辉煌,也奠定了他英勇善战的美名。军团长董振堂不止一次在大会上说:“5军里,张力雄是能打仗的!”【2】
5、西路军高台血战——(1)战败
91岁的张老说:“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每年一月份,往事便涌上心头,让我怀念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首长和战友们。”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建立一个有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长期抗战,红军西路军从甘肃靖远西渡黄河,占领甘、肃二州(张掖、酒泉),控制河西走廊。西路军总部令我红5军为先头部队。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下,我们于12月30日从山丹城出发,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当天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
临泽被攻克后的当晚,军首长决定由政委黄超率37团、40团及军直一部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董军长和杨主任则率43团、45团、骑兵团和妇女团3营及军直一部,马不停蹄地向高台城进发。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高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我军要西进必须占领高台。
“1937年1月1日拂晓,红5军在董军长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高台城发起猛攻,一举攻克。长期盘踞在该城的保安团、县政府等1500余名敌人全部被歼,反动政府官员亦皆束手就擒。我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恐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马步芳的“马家军”,他们视高台我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之。”
“我军进城后立即进行守城部署。根据军首长命令,我45团部署在东城墙、东关和城东南角地段。当时我任45团政委,团长是叶崇本。43团部署在西城墙、西关和城西南角地段;骑兵团部署在北城墙(此处无北城门);军直属队和妇女团3营驻在城内天主教堂的附近作为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应急;军指挥所设在教堂内,军政治部驻原县政府院内。
杨克明主任带领政治部人员在城内积极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通过贴标语、出黑板报、街头宣传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性质和宗旨。
考虑到高台县回汉杂居、长期以来反动政府和马匪军的挑拨使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特点,大力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各民族团结一致才能击败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等道理。
我军进城后,不进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视贫苦群众为父母兄弟姐妹。这与马匪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军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回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