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不抓刘植荣 刘植荣:欧美国家为什么出不了袁腾飞

千龙财富北京消息 “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近来似乎有点不顺,先是与出版人打起了稿酬官司,又被指有“严重的错误言论”。5月22日,知名作家刘植荣在其博客发表文章指出,历史教育的灵魂是揭示真相,超越自身所在的时空进行思考。先“史”后“论”,是欧美国家出不了袁腾飞的主要原因。

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历史教师袁腾飞以其特有风格,一夜蹿红。有人称他“史上最牛历史老师”,也有人指其有“严重的错误言论”。目前,对袁的争论已经超出了其个人本身。

在任何国家,历史教育都是整个教育体系中十分特殊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信仰、风俗、意识形态的传承。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但在历史教育的主张方面却可以大致分为“重史”和“重论”两种流派。

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种方式更为适当,除了与其教育传统相关以外,还与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这就必然会引起人文层面也产生相应的变革。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变革,各种观点便会产生交锋,这便是“袁腾飞争议”的实质。

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育一向重“论”轻“史”。往往根据立场需要提出一个论点,再到历史长河中捞取能支持这个论点的史料证据。带着有色眼镜研究历史必然滤掉真相,导致逻辑混乱、谬误百出、矛盾丛生。于是,中国的历史教育不断对过去的结论进行否定。

过去,我们从不讲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中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只讲蒋介石逃到娥眉山上“摘桃子”。还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历史教育中都是先肯定、后否定。这种“折腾”式的历史教育让教和学的人都莫衷一是。

而欧美国家的历史教育把重点放在“史”上。通过大量史料把历史真相还原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分析和判断历史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历史教科书上没有官方结论,充其量罗列一些史学家的不同观点。在美国,历史教育不是灌输式的,而是批判式的,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提出认识观点,以此培养学生的公民责任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价值观。

老师的作用是用大量的史料再造历史,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好奇心。因此,历史老师一定要有鉴别史料可靠性的能力。

教学中,先向学生提供真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然后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接着各组代表演讲交流,老师最后进行总结。总结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把不同观点和研究前沿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产生继续深入研究的欲望。

美国历史中心2008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历史教育是向学生展示原始资料和不同论点,教给学生在史料面前解释和认识历史的方法。对历史的解释不但取决于材料的选择,个人立场也会影响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

美国在2004-2005学年从50个州抽选了2000名高中生进行了一次调查:请你列出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来除总统和第一夫人外的十大美国名人。开始,许多老师和校长预测,学生会把麦当娜、乔丹、杰克逊等文体明星列入名单。

结果上述几人均未进入前10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以67%的得票率名列榜首。第二名则是种族隔离时代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裁缝罗莎?派克斯,得票率为60%。奴隶出身的美国废奴领袖哈莉特?塔布曼以44%的得票率名列第三。调查显示,种族因素对投票影响很大,如黑人学生提名马丁?路德?金的比率是白人学生的3倍。

英国教育大纲提出,对历史的正确理解是成为有教养、积极和负责公民的关键。英国在历史教育中推行“史证教学法”,让学生以“史学家”的身份甄别史料的主观偏见成份,通过史料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明辨制约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

法国历史教学对史料的取舍尤为谨慎。都德的《最后一课》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可对法国人来说却鲜为人知。《最后一课》写于普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以沦陷的法国阿尔萨斯省一所小学被迫改学德语的事件为题材,描写了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景。但这一事件仅发生在阿省法语区,该省讲法语的人只占3%,其他绝大多数人讲德语。显然,故事只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和民族感情,法国没把《最后一课》选入教科书。

可见,历史教育是件严肃的事情,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所讲,历史教育就是讲做人的道理,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讲历代治乱兴衰。但严肃并不意味着呆板僵化,通过大众化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互动教学,同样可引起学生对历史的兴趣。而另一史学家陈衡哲说:“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它的。”如果借让历史“有趣”之名,把历史教育搞成“抖包袱”的滑稽之举,恐怕不是讲历史,而是玩弄历史。

历史教育的灵魂是揭示真相,超越自身所在时空进行思考。离开史料,任何历史观点和结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必须先“史”后“论”。